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裏一場規模不大的軍隊嘩變引起天翻地覆的巨變，不僅一個擁有兩百多年曆史的王朝走進了曆史，而且順帶將延續兩千多年的帝製一並終結。經過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我們對晚清的曆史已有許多不一樣的看法，我們不再認為晚清十幾年二十年就是一味腐敗一味賣國，晚清政府其實在政治變革上已經做得不少了，君主立憲在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即將成功，何以到了最後關頭功虧一簣，前功盡棄呢，一個還算具有活力的大清帝國何以在一夜之間頃刻瓦解呢？
清廷的覺醒
正如我們早就知道的那樣，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都不是社會內部自發產生的，而是外部引發的，是西方工業革命和大航路開辟之後的必然後果。由於中國社會結構的複雜性，中國沒有在第一時間追蹤西方工業革命，實現社會轉型，待到1840年被英國打敗而走上近代化道路，無論如何都具有一種被動的感覺不太舒服的別扭，所以中國在那之後半個多世紀裏雖然要學西方，但在內容上卻有很大保留，並不願意像稍後的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將中國變成一個徹底的近代國家。
中國有選擇的學習西方在很短的時間裏也確實取得不小的實效，到了1891年前後，中國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恢複到了太平天國和幾次外部戰爭破壞之前的水準，在世界經濟總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更重要的是，由於洋務新政的主旨是富國強兵，中國在那麽短的時間裏幾乎超越了一個時代，跨越先前比較原始的冷兵器時代，構建了一支比較現代的新型軍隊，尤其是北洋海軍，公認為亞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見“中體西用”在推動發展上也不能說毫無功效。
問題在於，洋務新政三十年的發展是畸形的，經不起考驗，1894年那場局部戰爭不僅使三十年舉國之力創辦的北洋海軍毀於一旦，而且在精神層麵摧毀了中國知識階層先前的自信或者說自負。甲午戰後，中國的知識階層和政治精英知恥而後勇，轉身向東，向先前的敵人學習，啟動了一場必將改變中國麵貌的維新運動。所謂維新，其實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進行一些政治體製方麵的變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本位主義思想。這是中國人的一個重要覺醒，也是清廷統治者實事求是的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