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對漢武帝麵臨的嚴峻形勢的冷酷無情的分析，今日看來不無實事求是之處，但對武帝來說，未免太嚴厲了些。因而，使武帝多少覺得有點委曲，因為他即位之後，一心思治，何以見效甚微？任人唯賢，何以不能達到天下大治？於是，武帝不得不以委屈的心情再問董仲舒“帝王之道”。
漢武帝在第二次策問中關切地問道：“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岩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幹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行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圖圈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用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雲獲也。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呢？
武帝的困惑在中國傳統社會具有極大的普遍性。中國古代的帝王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確實畢生勞心費神，兢兢業業，然而到頭來，不僅國家並未治理好，而且怨聲載道，甚者，國破家亡。而另外也有一些帝王，垂拱無為，卻不治而治。這其間的道理何在？又怎樣才能使帝王的主觀努力與客觀效果成正比呢？
針對漢武帝的困惑，董仲舒回答說：“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高、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任賢任能，教化大行，垂拱無為，也能天下大治。這裏首要的前提是帝王能辨別賢與不肖的區別，確實任用賢能而不是無恥之輩。否則，像殷紂王，“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殷鑒不遠，這是值得吸取的曆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