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舍我來了個電話，說《世界日報副刊》將於九月一日繼續出版，要我做篇文章捧捧場。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五年以前，我做過半年的《世副》編輯罷。在這個意義之下，要我做篇文章，我是義不容辭的，雖然“此調不彈已久”，要做也做不出什麽東西來。
五年的時間是很短的，眼睛一轉就過去了。但若仔細一回想，這五年之中也就有了不少的變化。所以我現在就把五年以來北平社會上的變化，大致寫出一些來，聊以塞責。
那時的新聞記者，確不是容易做的：動不動就要請你上軍警聯合辦事處去吃官司，丟失腦袋的恐慌，隨時可以有得。記得我辦了《世副》一個多月，舍我就在極嚴重的情形之下被長腳將軍捕去了。我因為恐怕遭到池魚之殃，也偷偷摸摸的離了家到某校的“高能榻”上去睡了幾宵，直到舍我營救出來了，才敢露麵。現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軍警當局時常招待新聞記者，餉之以茶點，甚至於餉之以飯；這回因為討伐石友三而戒嚴，所有檢查新聞事務，由官方與新聞記者會同辦理，這種的幸福，是五年以前的新聞記者夢也不會做到的（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的記者自然又當別論）。
那時國立九校還沒有合並，北平有九個國立大學校校長。私立大學也比現在多到一倍。卻因國立大學的經費積欠至數年之多，私立大學本無固定經費，以致北平的大學教育，整個兒的陷於“不景氣”的狀態之中：講堂老是空著，即使有教員上課，聽講者也不過“二三子”而已；牌示處的教員請假條，卻沒一天不擠的水泄不通。現在的北平各大學雖然遠沒有整頓到理想的境界，比到從前，已經大不相同了。
那時沒有女招待，沒有“吃三毛，給一塊”的可能。也沒有跳舞場，跳舞這文明藝術，還被頭等文明的西洋老爺，太太，小姐們關緊在他們的藝術之宮象牙之塔裏；我們次文明的中國人，隻能在門外打打轉，偷眼向裏望去，和現在每晚上各跳舞場玻璃窗外圍擠著的車夫苦力們一樣。啊，多苦悶，多幹燥的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