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突承璀，閩人也，以黃門值東宮。
仇士良，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
楊複光，閩人也，本喬氏，少養於內侍楊玄價家。
同書二〇八《宦者傳下》雲：
田令孜，蜀人也，本陳氏，鹹通時曆小馬坊使。
據此，可知唐代閹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廣東、福建等省，在當時皆邊徼蠻夷區域。其地下級人民所受漢化自甚淺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類漢姓者，故唐代閹寺中疑多是蠻族或蠻夷化之漢人也。
唐代中國疆土之內，自安史亂後，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係，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於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茲先舉二三顯著之例，以見當時大唐帝國版圖以內實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然後再推論其種族與統治階級之關係焉。
杜牧《樊川集》六《唐故範陽盧秀才墓誌》雲：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
《通典》四〇《職官典》末載杜佑建中時所上“省用議”（參《新唐書》一六六《杜佑傳》）略雲：
今田悅之徒並是庸璅，繁刑暴賦，唯恤軍戎，衣冠仕（士）人遇如奴虜。
此可以代表河北社會通常情態，其尚攻戰而不崇文教。質言之，即漸染胡化深而漢化淺也。當時漢化之中心在長安，以詩賦舉進士致身卿相為社會心理群趨之鵠的。故當日在長安文化區域內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時唯有北走河朔之一途。《昌黎集》二〇《送董召南遊河北序》乃世所習誦之文，茲為闡明長安集團與河北集團政治文化對立之形勢起見，仍移寫之於下，並略詮釋，以佐證鄙說。至韓退之不以董召南河北之行為然之意固極明顯，不待解說也。其文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