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一
明末流寇的興起，是一個社會組織崩潰時必有的現象，如瓜熟蒂落一般。即使李自成、張獻忠這一群農民領袖不出來，由那貴族、太監、官吏和紳士所組成的壓迫階級，也是要被它腳底下踏著的階級所打倒的。這階級的對立，在當時已經有人看出。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奏道：“臣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於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役愚民而獨擁其利，有事欲其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極其富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仕紳階級利用他們所有的富力，和因此而得到的政治勢力，加速地把農民剝削和壓迫，農民窮極無路，除自殺外隻能起來反抗，用暴力來推翻這一集團的吸血精，以爭得生存的權利。
流寇的發動和實力的擴展，自然是當時的統治者所最痛心疾首的。他們有的是過分充足的財富；舒服，縱佚，****，美滿的生活。他們要維持現狀，要照舊加重剝削來增加他們生活上更自由的需要。然而現在眼見要被打倒，被屠殺了。他們不能不聯合起來，為了他們這一階級的安全。同時，為著個人利害的衝突，這一集團的中堅分子，彼此間還是充滿了嫉妒、猜疑……鉤心鬥角地互相計算。
在反麵，農民是歡迎流寇的，因為是同樣在饑餓中掙紮性命的人。他們自動作內應，請流寇進來。河曲之破，連攻城的照例手續都用不著。據《綏寇紀略》卷一：“辛未（1631年）二月，上召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鹽司於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曰：河曲之城，何以賊到輒破？喬林曰：賊未嚐攻，有饑民為內應，故失守。”和統治者的禦用軍隊的騷擾程度相較，農民寧願用牛酒來歡迎流寇：“樊人苦左兵**掠，殺槁桔燔燒之，良玉怒，奪巨商峨艑重裝待發，身率諸軍營於高阜。漢東之人，牛酒迎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