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900年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之際，沙俄帝國主義乘機侵占了我國的東北三省，直到1902年末與1903年初，它還不肯按照協議撤兵。這樣便引起全中國人民的憤慨，拒俄運動於是興起。在國內，北京京師大學堂學生曾舉行集會和上書請願；上海各界人士也在張園開拒俄大會，並通電全國促請各界人民一致奮起。在國外則以留日學生的拒俄運動，最為轟轟烈烈。我於1903年3月到日本，正趕上這個運動的浪潮。記得在錦輝館開留學生大會的時候，群情激昂，一致通過成立拒俄學生會，並推派湯爾和、鈕永建（這兩人後來都成為依附軍閥的官僚政客，湯並且無恥地當了漢奸）回國向袁世凱請願，希望他出兵拒俄。袁世凱這時剛剛繼承了李鴻章的衣缽，正秉承著清朝反動統治者西太後的意旨，傾心媚俄，天真的學生們竟去向他求助，何啻與虎謀皮？湯、鈕回國後，袁世凱拒不見麵。這更使留日學生們感到憤怒。於是便有拒俄義勇隊的組織，隨後又把它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請士官學校的學生藍天蔚、方聲濤二人來教練軍事，想學點真實的本領，將來好直接去效命疆場。清朝政府的駐日公使館對留學生的拒俄運動極力破壞，說它“名為拒俄，實則革命”，要求加以鎮壓。以此，藍天蔚、方聲濤後來還受到了清朝政府的處分（他們兩人都是官費留學生）。這一運動，一直延續了很久。直到1904年2月日俄戰爭開始後，人們由於對沙俄的痛恨，還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麵，聽見日本打了勝仗，大家都很高興。現在看來，這是多麽幼稚可笑！兩邊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為什麽還有厚薄之分？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國人民仇恨沙俄的心理，才迅速地在中國東北境內取得很多勝利；而沙俄也正是由於在國內外都遭到人民的反對，所以才被一個比它後起的小國打得落花流水，承認失敗。由此也可以看到人民的意誌是絕不可輕侮的。我開始參加拒俄學生會，並不是基於高度的政治覺悟，隻是看到大家都參加，自己也就隨著大流參加了。以後參加軍國民教育會也是如此。我雖然不是很自覺地參加了這一運動，但這一運動卻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瀾，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當錦輝館的會上發出拒俄學生會的簽名單時，我和我的二哥毫不猶豫地立刻簽了名，但我們的那位老友黃芝及隨從他的幾人卻不肯簽名，而且對我們的簽名非常不滿。他既比我們年長，又比我們有地位（他在1902年考上了“優貢”），而我們又幾乎是由他帶領出來的，因此他便儼然是我們的家長一樣。這位“家長”當時很崇拜康梁（他因此以後也成了立憲派），隻讚成作點“文明的改良”，怎麽能允許他的“家人”去參加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呢？不過，我們既已參加，他也無可如何。於是他便寫信回家，說我們不聽從他的意見，參加了革命。這一下可了不起，我的親友們聽到這個消息，即大為驚擾，說什麽參加了革命，縱不掉頭，怕也永世回不了家。幸喜我的大哥同我的妻子一向認為我們弟兄二人忠誠老實，決不會作任何於國家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還不算十分驚惶。當我大哥把這一情況寫信告訴我的時候，我氣憤極了！黃芝這樣的人，居然作出這樣的事，我當時實在大惑不解。（現在看來，既然政治路線相反，他的作法雖然很不光彩，但卻是毫不足怪的。）不過這樣一來，倒真的把我逼上了“梁山”。我當時心想：“反正回不了家，幹脆就在外邊搞革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