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傳聞倒也不是假的。傳聞中所說的湖北造反就是革命黨人於10月10日發動的武昌起義，那個姓黎的都督便是黎元洪。
武昌起義的爆發並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麵是全國革命形勢發展的結果，而四川狒騰的鐵路風潮和帶有全民性的武裝起義更是促使武昌起義爆發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麵它又是兩湖革命黨人長期艱苦工作的結果，而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有效活動又是武昌起義能夠取得勝利的最重要的原因。
早在1904年，武漢就出現了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等革命團體。日知會的會員分布在湘、鄂兩省，同盟會成立後，他們紛紛加入，因此，後來日知會差不多成了同盟會的分支機構。萍、瀏、醴起義時，日知會曾經圖謀響應。1906年，日知會遭到破壞，劉靜庵（敬安）、胡瑛、季雨霖、李亞東、張難先等被捕入獄。1908年7月，革命黨人在武昌擬組織軍隊同盟會未成。7月，楊王鵬等人發起在新軍中組織群治學社，並刊行《商務報》，積極鼓吹革命。1910年，群治學社擬乘長沙的搶米風潮舉行起義，引起了湖廣總督瑞澂的注意，遂改名為振武學社，表麵上宣稱講求武學，暗地裏從事革命活動，擴大革命組織。1911年初，因遭受挫折，又改名為文學社，以研究文學作掩護，而積極地在新軍士兵中發展革命組織。同時發行《大江報》，從事革命宣傳。文學社的主要分子為蔣翊武、詹大悲、楊王鵬、劉複基等，社員至1911年7月，已有五千多人。當時湖北的新軍共計不過一萬六千人左右，而文學社員卻占了這麽大的數暈，可見作為清朝反動政府支柱的新軍，已經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由於革命黨人的工作，而一步步地革命化了。此外，共進會在兩湖地區也擁有一定的力量，這時湖北的孫武和湖南的焦達峰等，正在共進會的名義下，積極從事聯絡會黨的工作。1911年夏，中部同盟會在上海成立後，極力策動共進會和文學社合作。經過多次協商，這兩個群眾基礎較好的革命團體終於聯合成功。8月，它們鑒於四川的鐵路風潮已開始發展為武裝起義，感到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便共同組織了一個領導機構，準備大舉起義。起義的臨時總司令部設在武昌小朝街85號，由蔣翊武任總指揮，孫武任參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