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廣州隻有四個多月，再回廣州一看，情形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廣州政府內部左派和右派的鬥爭非常激烈。右派看到左派力量日益發展，非常害怕，竟於1925年8月20日，暗殺了廖仲愷先生。這是孫中山先生逝世以來，右派勢力對左派的—次最嚴重、最卑鄙的挑釁。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依靠省港罷工工人的力量，立即進行反擊，驅逐了國民政府內部公開的右派頭子胡漢民、許崇智等人，並解除了粵軍魏邦平、梁鴻楷部的武裝。10月1日廣州革命軍舉行第二次東征，盤踞東江的陳炯明雖然得到英帝國主義和奉係軍閥的援助，但在革命軍隊的英勇進攻下，仍是不堪一擊，被打得落花流水。1月中，廣州政府收複了惠州、潮州、汕頭等重要城市，陳炯明叛軍完全被肅清。廣東革命根據地大大地鞏固起來了。
但是革命運動的發展總是迂回曲折的。國民黨內一些舊的右派失敗了，跟著就又有新的右派產生。這時，戴季陶之流的所謂“理論家”正在大肆販賣其“純正的三民主義”的反動理論；鄒魯、謝持、林森、張繼等組成的西山會議派，也打著國民黨的招牌，在北京召開了非法的所謂“西山會議”；廣州黃埔軍校中的一部分反動軍官和學生在蔣介石的卵翼下也搞起“孫文主義學會”的反動組織。身為國民政府主席的汪精衛，雖然還沒有暴露他反革命的身份，但在左派力量日益增長的形勢下，也感到十分恐慌，辦一切事倩都縮手縮腳。國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原定在1925年11月召開，但是由於右派的阻撓，會議一直拖延下來。
我們四川代表團在到達上海之前，本來以為一定要遲到了。到上海以後才知道會議已經延期到1926年1月1日。我們趕到廣州，才知道大會的一切準備工作都還沒有開始，各地代表也到的很少。除了我們四川的代表外，隻有湖北的代表來了董必武、錢介磐（亦石）同誌等五人；華僑代表來了彭澤民、許蘇魂等三十餘人；其它地方的代表有的還沒有報到，有的地方甚至連代表都還沒有選出來。更可怪的是連國民政府所在地的廣東省，也還沒有選出代表來。大家議論紛紛，說大會恐怕開不成了。我看了這種情形很著急，因為當時鄒魯、謝持等正在北京醞釀要在上海召開非法的代表會議來和我們爭奪領導權。這次大會是我們組織力量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一次重要會議。假使大會開不成，那就會大大助長西山會議派的氣焰，對革命將帶來十分嚴重的惡果。因此我立即去找汪精衛。汪精衛愁眉苦臉地說大會恐怕開不成了！”我說現在鄒魯等人這樣猖狂，他們不但排斥共產黨，也排斥廣東的國民黨，不跟他們鬥一鬥，怎末成？否則，許多同誌流血犧牲換來的這塊根據地就要垮台，隻怕你這國民政府主席的位子也坐不住了！”汪精衛說：“我也沒有辦法。”我說：“怎末沒有辦法，快些籌備就有辦法了。”汪精衛隻在那裏唉聲歎氣，我又催促他趕快召開國民黨中央會議以籌備第二次代表大會。不幾天，中央會議召開了。會議上，大家推舉我做大會的秘書長，負責籌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