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渠是我最親密的同誌和戰友，我們同生死、共患難、肩並肩地在一起鬥爭達半個世紀以上，他的逝世，怎能不使我感到格外傷心！
回想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同盟會隨即土崩瓦解。為了繼續革命，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鑒於同盟會的教訓，孫中山規定參加中華革命黨的人，要打手印，要宣誓效忠於他。這時，不獨妥協投降的京津同盟會如汪精衛、李石曾之流已脫離他而去，就是堅決反袁的國民黨南洋派如黃興、李烈鈞等人也對他表示反對。當然，打腳模手印並不是什麽先進的辦法，但孫中山在沒有學習到無產階級政黨的經驗以前，他隻能采取這類舊社會秘密結社的辦法以謀團結一致。那些出身高貴並已顯達的人物既不屑於順從孫中山，結果隻有廖仲凱和伯渠同誌等少數人能夠識大體，不拘小節，毅然地追隨孫中山左右。其實，這裏存在著一個原則問題，你是主張誌同道合、堅持革命鬥爭和團結一致、不怕犧牲的戰鬥呢，還是主張無組織、無紀律、無政府等虛無主義，或甚至墮落為投機取巧、官僚政客的一時結合呢？在這個重大的問題上，伯渠同誌是完全站在革命的正確的立場上。
十月革命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伯渠同誌就是中國首先接受馬列主義的先進分子之一。從1918年開始，李大釗同誌就不斷給伯渠同誌通信，研討馬列主義。到1921年，伯渠同誌就參加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由於伯渠同誌和孫中山的密切關係，在推動孫中山的思想進步和促成國共合作方麵，他起了很大的作用。1921年共產國際的代表馬麟到桂林和孫中山會晤，就是由李大釗同誌寫信給伯渠同誌從中介紹的。其後凡·是孫中山和蘇聯代表的接談，都有伯渠同誌參與其間。正因為這種關係，所以在1924年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伯渠同誌被選為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以後並擔任國民黨中央的農民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