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峰兄：
前幾天得到來信，因為忙於結束我所擔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現在總算離開廈門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麽海上。總之一麵是一望汪洋，一麵卻看見島嶼。但毫無風濤，就如坐在長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顛簸自然是有的，不過這在海上就算不得顛簸；陸上的風濤要比這險惡得多。
同艙的一個是台灣人，他能說廈門話，我不懂；我說的藍青官話，他不懂。他也能說幾句日本話，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於是乎隻好筆談，才知道他是絲綢商。我於絲綢一無所知，他於絲綢之外似乎也毫無意見。於是乎他隻得睡覺，我就獨霸了電燈寫信了。
從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閑空，給《唐宋傳奇集》做一篇後記，準備付印，不料現在又隻得擱起來。至於《野草》，此後做不做很難說，大約是不見得再做了，省得人來謬托知己，舐皮論骨，什麽是“入於心”的。但要付印，也還須細看一遍，改正錯字，頗費一點工夫。因此一時也不能寄上。
我直到十五日才上船，因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後來是等船。在最後的一星期中，住著實在很為難，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隻以為要飯碗不容易，現在才知道不要飯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辭職時，是說自己生病，因為我覺得無論怎樣的暴主，還不至於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並非氣厥病，也不至於牽連了別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給我開了幾次送別會，演說，照相，大抵是逾量的優禮，我知道有些不妥了，連連說明：我是戴著“紙糊的假冠”的，請他們不要惜別，請他們不要憶念。但是，不知怎地終於發生了改良學校運動，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長罷免大學秘書劉樹杞博士。
聽說三年前，這裏也有一回相類的風潮，結果是學生完全失敗，在上海分立了一個大夏大學。那時校長如何自衛，我不得而知；這回是說我的辭職，和劉博士無幹，乃是胡適之派和魯迅派相排擠，所以走掉的。這話就登在鼓浪嶼的日報《民鍾》上，並且已經加以駁斥。但有幾位同事還大大地緊張起來，開會提出質問；而校長卻答複得很幹脆：沒有說這話。有的還不放心，更給我放散別種的謠言，要減輕“排擠說”的勢力。真是“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如果我安心在廈門大學吃飯，或者沒有這些事的罷，然而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