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賁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論重譯及其他》下篇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釋我的誤會。我卻覺得並無什麽誤會，不同之點，隻在倒過了一個輕重，我主張首先要看成績的好壞，而不管譯文是直接或間接，以及譯者是怎樣的動機。
木天先生要譯者“自知”，用自己的長處，譯成“一勞永逸”的書。要不然，還是不動手的好。這就是說，與其來種荊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讓別的好園丁來種可以永久觀賞的佳花。但是，“一勞永逸”的話，有是有的，而“一勞永逸”的事卻極少，就文字而論，中國的這方塊字便決非“一勞永逸”的符號。況且白地也決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會生長荊棘或雀麥。最要緊的是有人來處理，或者培植，或者刪除，使翻譯界略免於蕪雜。這就是批評。
然而我們向來看輕著翻譯，尤其是重譯。對於創作，批評家是總算時時開口的，一到翻譯，則前幾年還偶有專指誤譯的文章，近來就極其少見；對於重譯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評翻譯卻比批評創作難，不但看原文須有譯者以上的工力，對作品也須有譯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說，重譯有數種譯本作參考，這在譯者是極為便利的，因為甲譯本可疑時，能夠參看乙譯本。直接譯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無法可想，因為世界上是沒有用了不同的文章，來寫兩部意義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譯的書之多，這也許是一種原因，說偷懶也行，但大約也還是語學的力量不足的緣故。遇到這種參酌各本而成的譯本，批評就更為難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種原譯本。如陳源譯的《父與子》，魯迅譯的《毀滅》，就都屬於這一類的。
我以為翻譯的路要放寬，批評的工作要著重。倘隻是立論極嚴，想使譯者自己慎重，倒會得到相反的結果，要好的慎重了，亂譯者卻還是亂譯，這時惡譯本就會比稍好的譯本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