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伯度
不料劉半農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學術界上又短少了一個人。這是應該惋惜的。但我於音韻學一無所知，毀譽兩麵，都不配說一句話。我因此記起的是別一件事，是在現在的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之前，他早是一位對於那時的白話，尤其是歐化式的白話的偉大的“迎頭痛擊”者。
他曾經有過極不費力，但極有力的妙文：
“我現在隻舉一個簡單的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這太老式了，不好！
“‘學而時習之，’子曰，‘不亦悅乎？’
“這好！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子曰。
“這更好！為什麽好？歐化了。但‘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
這段話見於《中國文法通論》中，那書是一本正經的書；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戰士，現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國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夠增價的，所以我想從新提起，並且提出他終於也是論語社的同人，有時不免發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開玩笑”的陰溝裏去的。
實例也就是上麵所引的文章，其實是，那論法，和頑固先生，市井無賴，看見青年穿洋服，學外國話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還低，臉孔也不白”的那些話，並沒有兩樣的。
自然，劉先生所反對的是“太歐化”。但“太”的範圍是怎樣的呢？他舉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沒有，談話裏卻能有的，對人口談，也都可以懂。隻有將“子曰”改成“曰子”是決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對的歐化文中也尋不出實例來，隻好說是“‘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那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
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國粹學家痛恨鬼子氣，但他住在租界裏，便會寫些“霞飛路”，“麥特赫司脫路”那樣的怪地名；評論者何嚐要好奇，但他要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隻得采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胡適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比起近時的有些文藝論文來，的確容易懂，但我們不覺得它卻又粗淺，籠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