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細品浙江，我們會發現，這片土地上長期存在著兩股力量——濁流與清流。經商是濁流，讀書是清流；喻於利是濁流，喻於義是清流。這兩股力量或此消彼長，或此起彼落，綿延了上千年。這種糾纏同時塑造了浙江的國民性。
浙江的文脈與商脈，其背後是農耕文明和海商文明的有機結合。
浙江的農本位意識，曆來比其他地方的人淡得多。至少從18世紀後期起，浙江的人地矛盾就十分突出，僅靠農業完全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所謂的“魚米之鄉”更多是一種美稱，物產豐富固然不假，但完全無法滿足快速擴張的人口需求。
因此，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選擇讀書考取功名，走上“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更多的浙江人則開始外出經商，再加上浙江瀕海的有利條件，使得其自古就有商品經濟的傳統，茶、鹽、紙、瓷、劍、鏡、綢……很多都成了中國麵向世界的IP。
到了今天，浙江的商業化更讓人感慨萬千。多少年來浙江都是出俊才的地方，陸遊、王陽明、魯迅、金庸這樣的才子說不上俯拾皆是，總歸是一派儒雅風流；結果現在浙江人都跑去經商了，寥寥無幾的文化人（如餘秋雨先生）還成了被人攻訐的對象。但令人欣慰的是，無數極富商業頭腦的浙江人投身於市場經濟的海洋，構成了中國經濟的又一個發動機。
浙江的過度商業化是不是好事，很難說。但這並不意味著文脈的徹底斷絕。浙江的讀書人透著精明強幹，精於謀世，也精於謀身；土豪們卻多仰慕文化，並熱衷於從故紙堆中翻檢出些內容來裝點自身。文脈與商脈的糾纏依舊存在，隻不過是換了種表現形式。
典型的浙江文化人，就是金庸老先生。金庸、古龍、梁羽生是中國武俠史上的三大宗師：古龍為酒徒，梁羽生為俠客，隻有金庸是貨真價實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