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為加強對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報道，作為新華社記者的我被派駐廣東，從事宏觀經濟報道。
在十年記者生涯中，我有幸走遍了中國各地，也采訪了很多時代風雲人物，受訪者中不乏一線的封疆大吏、企業界的豪商巨富、嶄露頭角的新銳學者。應該說，那個時候的精英們，不管成王敗寇，都有一種彌足珍貴的精神特質——他們充滿責任感，希望用自己的意誌和努力去推動和改變這個國家。這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穿過時光的鐵幕，依舊激動人心。
當時的雲山珠水是最令人向往的熱土，遍地是改變命運、發家致富的神話。作為記者，我身邊的財富故事更是比比皆是。人非聖賢，我也曾動搖過想轉行，但支撐我堅持走下來的是一份崇高的成就感。我把新聞當成一份可以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而非單純賴以謀生的職業，我希望能夠效仿沃爾特·李普曼、範長江，用獨立的觀察和思考來影響並推動曆史。盡管家徒四壁、身無餘財，但我依舊樂在其中，“衣無領，褲無襠，光著屁股走四方”，滿懷**地為時代鼓與呼。
感謝時代，當時的輿論環境為我提供了縱馬奔騰的可能性，作為新華社人，我可以觸及幾乎所有社會矛盾。在1988年采寫的《中國走勢采訪錄》中，我通過分析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內陸、東部和西部的重重矛盾，提出了很多非常尖銳的問題，但這篇文章不僅沒有受到批評和封殺，反而以內參的形式引起了執政者的高度重視，甚至我本人都曾受邀到中南海就相關問題進行匯報。
到了1994年，命運給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當時的客觀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實現夢想的空間日益逼仄，我作為新聞人的使命也就隨之結束了。於是，我選擇告別體製，創辦智綱智庫（原名“王誌綱工作室”），義無反顧地一頭紮進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中，以策劃人的身份重新踏入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