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對於商人而言，總體上尚算處於一個相對善意的環境之中。自朱元璋開國伊始，便在一定程度上對商人放寬了諸多限製。
朱元璋深刻認識到商賈“以通有無”的重要性，其在民間與官府之間的物資交流和經濟互通方麵，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征稅政策上，明確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此規定彰顯出對商業發展的適度扶持，且部分物品更是享有免稅的優厚待遇，這無疑為商業活動的開展提供了較為寬鬆的稅收環境。
然而，彼時深受傳統“士農工商”等級觀念的桎梏，商人在社會階層中處於末端位置，麵臨著形形色色的限製與約束。例如，在服飾穿著方麵，被嚴令禁止穿著綢紗等高檔衣物，僅能身著絹、布材質的服飾，以此彰顯其與其他階層的身份差異；在仕途之路上，商人自身入仕受到重重阻礙，與士大夫階層之間仿佛橫亙著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士大夫們以與商人結交為恥，雙方交往存在著深深的隔閡。
但隨著商品經濟蓬勃發展，商人的地位也隨之大幅提升。起初，商人率先打破了明初的服製限製，他們的穿著變得日益奢華，與其他社會階層在服飾上的界限逐漸模糊。隨後，社會的婚姻觀念也悄然發生了轉變，人們不再過分注重門第之見，轉而更加關注聘禮的豐厚與否。
而在土木堡之變後，明朝更是首開捐納之例，為商人入仕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途徑。自此，眾多商賈世家的子孫憑借家族的財富與勢力，成功踏入官僚集團，商人之家與官僚集團之間的聯係愈發緊密，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種官商一體的獨特社會現象。
蒲州王氏便是這種典型的官商一體家族的代表。倘若說明朝的商人在國家經濟體係中的地位變得愈發舉足輕重，這一點在座的鹽商們自是心中有數，不會存有異議。然而，崇禎帝給予他們“國之重器”這般至高無上的評價，卻著實令他們誠惶誠恐，深感難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