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見著朱仕珍，我卻在一個薄暮時分被叫到紀委。
在紀委的監視下，我枯坐三天一言不發。
三天裏，紀委幹部不煩不急，每日來兩個人，把我叫到一張椅子上坐好，鋪開紙筆，等我說話。我無話可說，突如其來的紀委雙規我，讓我一下沒適應過來。
第三日我終於明白了過來，原來這一切，都是關培山老謀深算的結果。
朱仕珍的雙規，我一直認為他在丟車保帥，烈士陵園土地問題是關培山難以逾越的一道鴻溝。朱仕珍本身是關培山身邊一條忠實的狗，需要的時候甚至能讓朱仕珍舔幹淨屁股*。
何至表舅一年時間不到，兩次駕臨春山縣，每次都特別關心烈士陵園，讓關培山感覺頭上懸了一柄利劍，找個替罪羊化解危機是關培山一貫的作法。但這次他沒跟朱仕珍有過任何約定，他需要朱仕珍在感知絕望的時候吐露的一點東西。
他需要的，正是我。
關培山雙規朱仕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我就成了他暗度陳倉的唯一棋子。抓住我，就等於抓住了何至表舅的軟肋，
關培山抓的，恰恰是我到現在還糊塗的鄉政府農貿土特產公司。
“說說，你捐給蘇西中學修操場的錢是從哪裏來的？”紀委幹部淳淳善誘，眼睛盯著我，似乎完全洞察了一切。
我沒開口，我得想清楚再回答。一筆十萬塊的捐助款，在九十年代初期，是巨款。
見我半天不開口，他們拿出一張捐款收據，朝我揚了揚：“還是說清楚吧，對你有利。”
我能怎麽說？是賺來的？從哪裏賺來的？有些事，不說反而更有利。
紀委幹部再次表現出極大的失望，兩個人交耳幾句，一起站起身：“你想好了再說也行。”
他們一走，監視我的兩個小年青就湊過來，問我：“陳鄉長，想吃點什麽？我們幫你去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