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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最近去鎮子上買了豆腐。”我說，“那是裝豆腐的袋子。凶手當時也不會想那麽多，隨手拿了一個質量好的袋子就用上了。而且，你別忘了，解立軍是不做飯的，那麽他家裏就不應該有袋子。所以凶手的準備工作很有可能是在自己家裏做的，準備了袋子、繩子、交通工具，又在路上裝了石子。”
“在路上裝了石子？”黃支隊長說，“有石子的地方是死者家以北三百米處，你是說凶手家應該住在石子堆的北邊？”
“很有可能。”我說，“凶手和死者是熟人，很有可能有仇，最近去鎮子裏買過豆腐，家住在死者家附近，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北邊，身材瘦小，力氣不大，會駕駛交通工具，擁有交通工具。這麽多條件，我覺得你們在小村子裏找一個符合條件的，不難吧？”
“難倒是不難，”黃支隊長說，“可是我們一點兒證據都沒有，即便鎖定了一個人，也沒法抓、沒法審啊。這不，那個解立文還在我們傳達室睡著呢，說是不拿到賠償，就不回家。”
我知道破案需要證據，不僅能為案件證據鏈提供關鍵內容，更重要的是可以堅定審訊人員的信心，也可以打消嫌疑人的抵抗情緒。但一直到目前為止，本案一點兒可以定案的證據都沒有。
“誰說沒證據？”林濤拿著一張照片走進門來，“你們猜，交通工具是什麽？”
大家都一臉期待地看向林濤。
在沒有DNA作為證據的時候，痕跡證據就成了救命稻草。
林濤說：“我們在井口發現的那些麥稈，細而小，都不是成捆的。這種麥稈，一個人一次抱不了多少，而井裏有那麽多，說明凶手肯定是用交通工具運輸的。我之前去過麥稈堆附近勘查，但痕跡雜亂，捋不出頭緒。昨晚我轉念一想，即使凶手使用的是摩托車、電瓶車，也沒法運輸這麽多細小的麥稈。就一種車最好運，那就是三輪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