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虽然一小块儿土地上聚集几十万人会使居住地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他们把石头砸进土里，占据了花草树木的位置；虽然他们除尽刚发芽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弥漫；虽然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但是在这座城市，春天依然是春天。
春天来了，温暖的阳光下，青草又四处生长，树木发出新芽，鸟雀昆虫也活跃起来，然而人类的世界却显得格格不入。
昨天，省监狱办公室官员收到一份公文，公文要求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一男两女这三名犯人押解到法庭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送。于是，今晨八时，监狱看守长带着面容憔悴、鬈发花白的女看守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
“您是要领玛斯洛娃吧？”值班的看守问道，立即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以忍受的恶臭扑鼻而来，看守冲里吆喝：
“玛斯洛娃，受审去！”说完马上厌恶地关上牢门，在门外候着。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穿灰色囚袍的年轻女人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来。她个子不高，胸部丰满，内穿白衣白裙，脚上是亚麻布袜和囚犯统一穿的棉鞋，头上扎一块白头巾，有意露出几绺乌黑的鬈发。因为长期坐牢，整张脸和露出的手、脖子都呈现出苍白的颜色，这也显得她的眼睛乌黑发亮，其中一只眼睛有点斜视，但很灵活。她站在看守长旁边，直视着她的眼睛，随时待命。要关牢门时，里面一个白发老太婆探出头想对玛斯洛娃说些什么，但是看守用牢门把她的脑袋推了进去，牢里响起女人的大笑声。玛斯洛娃也微笑一下，转向门上装着的铁栅栏小窗，老太婆紧贴窗口说：
“别跟他们多说话，认定一条就行！”
“结果总不会比现在更差吧。”玛斯洛娃晃了下脑袋说。
“结局只能有一个，不会是两个的。”看守长煞有介事地摆出长官的架势说，显然觉得自己说得很俏皮。“跟我来，走！”
玛斯洛娃跟在看守长后面，快步走着。她们走下石楼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闹、每个通气窗里都有眼睛盯着她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里面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正等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充满烟味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押解兵，说：
“把她带走！”
押解兵将公文收好，笑着朝他的同伴挤挤眼，两人押着女犯走了出去。来到城中石头铺成的大街上，行人们都停下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些大人摇头表示不屑，孩子们却有些紧张，好在两个押送的士兵让他们有了一点安全感。一个刚卖完焦炭的乡下人走到女犯面前，画了个十字，送给了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着低下了头，嘴里说了些什么。
行人们的关注让玛斯洛娃感觉快乐，这里清新的空气也使她感到愉悦，不过笨重的囚鞋使她感觉双脚疼痛。于是她尽量轻些走路，路过一家面粉店，她差点踩到路边的一只鸽子，鸽子飞起来带过一阵微风，让她舒展了眉头，不过想到自己的处境，她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女犯玛斯洛娃身世穷苦。她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私生女。这个女农奴跟着喂养牲口的母亲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园里干活。这个未婚的女人每年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习俗给婴孩施行洗礼，因为担心影响干活就不给婴孩儿喂奶，孩子不久就饿死了。这第六个孩子，是她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女婴，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婴孩儿也会和前五个孩子的命运一样。幸运的是当时两个老姑娘中的一个凑巧来到牲口棚，看到了躺在牲口棚里的产妇和婴儿，也许是因为婴儿太粉嫩可爱了，招了老姑娘的怜爱，就自愿做她的教母，并且经常给她们母女送牛奶和钱，女孩儿就这样活下来了。
在女孩儿三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得病去世了，两个老姑娘就把她带到身边照看。小女孩越发活泼可爱，让两个老姑娘很欣慰。老姑娘中的妹妹索菲雅·伊凡诺夫娜，也就是在牲口棚里发现玛斯洛娃的那个，心地善良，把玛斯洛娃当作养女，还教她念书，而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却把她当侍女培养。她在家里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煮茶烧菜、煮咖啡、偶尔洗一些衣服，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书解闷。她们给她起的名字也很普通，叫“卡秋莎”。因为习惯了地主家的舒坦生活，卡秋莎不愿意嫁给做苦力的人，拒绝了所有求婚的人。
卡秋莎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念大学的富裕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恋上了他。两年后，这位少爷远征前路过姑妈家，在她们家留宿了四天，走的前一夜，他诱奸了卡秋莎，塞给她一百卢布，五个月后卡秋莎发现自己怀孕了。从此她变得暴躁，甚至顶撞两个老姑娘，事后又后悔，因此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两个老姑娘。后来她在一个警察局局长家做侍女，因为反抗纠缠她的年过半百的警察局局长，只做了三个月就被解雇了。她的儿子生下来后送到育婴堂，不久就死了。
卡秋莎到接生婆家时，带有一百二十七卢布，因为她不懂节俭，又对别人有求必应，两个月后身体恢复时就只剩六卢布了，她需要重新找活儿干了。她在林务官家里干活，被他强迫占有了，林务官的老婆找机会打了她一顿，一分钱没给就把她赶走了。后来她投靠了开小洗衣店的姨妈，姨妈家也很穷，东西都被爱喝酒的姨父换酒喝了。姨妈让玛斯洛娃在洗衣店帮忙，她嫌洗衣服辛苦，就自己出去做女仆。做了一周后，主人家上六年级的大儿子天天缠着玛斯洛娃不去上学，女主人因此怪罪于玛斯洛娃，就把她辞退了。后来卡秋莎遇到一位阔绰的肥太太，被她介绍给一位据说很有钱的作家老头子。跟老头子的相会让她得到丰厚的报酬，他还给她找了一个独立的新住处。在那里居住时她爱上了同院住着的店员，就搬去和店员一起住了。可后来，本来答应和她结婚的店员突然不辞而别。自此以后，她学会了抽烟和喝酒。因为不满意居住条件，她只能搬回姨妈家，姨妈看她衣饰价值不菲就对她很客气，她还是不愿意像那些洗衣妇们一样做辛苦的工作。
就在卡秋莎·玛斯洛娃生活没有任何依靠时，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牙婆招待姨妈吃饭，并把玛斯洛娃灌醉，牙婆要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做妓女，又向她列举干这个营生的种种好处。玛斯洛娃面临着选择：或者低声下气去当女仆，但这样就逃避不了男人们的纠缠，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或者进行法律所允许而又报酬丰厚的长期的公开通奸。她选择了后一条，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了她的年轻公爵、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使她答应诱惑的条件是，从此她就能穿任何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了。于是玛斯洛娃就交出身份证去换取黄色执照。牙婆当天晚上就用雇来的马车，把她带到有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妓院的生活是昼夜颠倒、醉生梦死的**生活，遇到的客人有各年龄段、各种族、各种职业、各种性格的。妓院的女人们每天都会受到各样的凌辱。在周末的时候她们会去警察局例行检查并领取许可证，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她们中大部分最后都是因为染上痛苦的病症而过早死亡。玛斯洛娃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沉沦了七年直到现在，二十六岁那年出了一件事，进监狱六个月后，在今天被押送到法院受审。
玛斯洛娃走了很久，将要到州法院大楼的时候，她两个养母的侄儿，曾经诱奸她的公爵少爷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正躺在舒适的弹簧**穿着洁净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抽烟。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回顾昨天发生的事情和今天将要做的事情。
昨天他在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过了一个傍晚，想起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心情就变得有些沉重。他扔掉烟头，准备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支，不过随即又放了回去。他披着一件丝绸晨衣快步走到旁边的盥洗室，盥洗室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香味。他先用牙粉刷牙，用带香味的药水漱口，用香皂洗手，用刷子刷净长指甲，在大理石洗脸盆里洗脸，然后走到浴室沐浴，沐浴过后，穿上熨得笔挺的衬衫和擦得发亮的皮鞋，最后他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刷子梳理他那卷曲的黑胡子和头顶前面已变得稀疏的卷发。
聂赫留朵夫随意从众多领带和胸针中取了一条领带和一枚胸针戴上，又从椅子上拿起已经刷干净的衣服穿好，这下子他虽算不上精神抖擞，却也浑身整洁芳香。
他走进宽敞的长方形饭厅，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擦得锃光闪亮，饭厅里摆着麻栎大酒台和一张桌腿雕成张开的狮爪的活动大餐桌，桌上铺一块绣有巨大花体字母拼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装有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装有煮沸了的奶油的银壶和装满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的篮子。食具旁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一本新出的法文杂志《两个世界》。聂赫留朵夫刚要拆信，走进来一个肥胖的老妇人，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发带。她原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阿格拉斐娜，前不久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在这所房子里去世，她就留下担任少爷的女管家。
她走过来微笑着递给聂赫留朵夫一封来自柯察金家的信。看着她的笑容，想到大家都认为自己会和公爵小姐结婚，聂赫留朵夫心里就不太舒服。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的，提醒他今天去出庭陪审，所以他不能去看画展了，另外邀请他去她家共进晚餐。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向他巧妙进攻的又一招，目的是要把他同自己拴得更紧。但是，凡是年纪已不很轻、又不在热恋中的男人，对结婚问题往往患得患失，犹豫不决。不过，除了这一点，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原因使得他就算拿定了主意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并非是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因为他已把这件事忘记了，即使想起来，也不会把它看成是结婚的障碍。真实原因是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情，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但对方却认为不能一刀两断。
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正因为他的腼腆，这个有夫之妇才想要征服他。这个女人是聂赫留朵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引诱聂赫留朵夫同她发生关系，对于这种关系，聂赫留朵夫越来越觉得有吸引力，同时又觉得越来越可憎。聂赫留朵夫后来觉得愧疚，但是他却必须在征得她的同意之后才能断绝这种关系。也就因为这个缘故，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心里愿意，也无权向柯察金小姐求婚。
桌子上放着那个女人丈夫的信件。聂赫留朵夫一看见那笔迹和邮戳，脸就红了，情绪也随之波动很大。每次面临危险，他总会有这样的反应。不过，他的紧张是多余的。来信通知聂赫留朵夫说，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会非常会议，首席贵族要求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以便在讨论有关学校和马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因为他可能会遭到反动派的坚决反对。
聂赫留朵夫回顾因这个女人而产生的种种烦心的事。记得有一次他以为那女人的丈夫已知道他们的事情，就做好与他决斗的准备。另外一次，她跟聂赫留朵夫大闹一场，生气中奔向花园的池塘，准备投水自尽，他连忙追过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参加会议，在她没有回信之前，我也不能有任何行动。”聂赫留朵夫心里盘算着。一周前，他写了封态度坚决的信给她，承认自己有罪，愿意用任何方式赎罪，但为了她的幸福，他们必须一刀两断。他现在正在等她的回信。目前没有回信也是个好消息，她要是不同意断绝关系，早就来信了，说不定还会像上次那样亲自赶来。聂赫留朵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心里有些酸溜溜的，但同时又因为可以不用再撒谎作假而感到高兴。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他必须亲自回乡一次，以便办理遗产过户手续，同时就农业的经营方式向公爵少爷提出建议，具体是：增加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认为自己耕种要划算得多。另外，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月初汇出的三千卢布得耽搁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耽搁的原因是农民不肯缴租，他收不齐租金，只得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上缴。聂赫留朵夫收到这封信心里五味陈杂。高兴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大量产业，难过的是他当年原是斯宾塞的忠实信徒，并且身为大地主，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特别信服。他出于青年人的正直和果断，不仅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该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在大学里还就这个问题写过论文，而且真的把一小块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他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如今继承了母亲的遗产成了大地主，他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或者像十年前处理父亲留下的两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名下的产业；或者承认自己以前的全部想法都是荒谬的。因为他早已过惯了奢侈生活，也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信仰、决心和一鸣惊人的欲望，所以他觉得没必要放弃地产。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到书房查看法院通知。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知道必须在十一点出庭。接着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感谢她的邀请，并表示将尽量赶去吃饭。但写了半天都不满意，不是觉得语气太热情就是太冷淡。最后他不再写信，按了按电铃，一个脸色阴沉留着络腮胡子的老仆人走了进来。
“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东家，晚上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交代完后，聂赫留朵夫离开书房去换衣服，换好衣服，走出大门，坐上已在那里等他的马车。
聂赫留朵夫又开始想是否结婚的问题。他愿意同米西（柯察金小姐的别名）结婚的原因：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谈吐、走路、笑容，处处与众不同，她给人的印象是“很有教养”，并且他很重视这种品质；第二，她认为聂赫留朵夫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聂赫留朵夫认为她很了解自己，这是对他崇高品格的肯定，也足以证明她的聪慧和独特。不想同米西结婚的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比米西更优秀的姑娘；第二，她今年已二十七岁，因此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他就感到羞辱。
这样，聂赫留朵夫始终拿不定主意是结婚还是不结婚。
“反正还没有收到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事还没有结束，我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道。
马车来到法院门口，他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了法院的门廊，“现在我得照例忠实履行我的社会职责，我应该这样做，再说，这种事多半都挺有意思。”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有很多人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还有的呆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到民事法庭，还是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从这儿向右，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过去，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场，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做着介绍。其中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一个人穿着农民常穿的紧身长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
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说着抱怨的话，但每个人都得意洋洋，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不拘礼节、旁若无人的放声大笑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逃不掉吗？”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向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冷漠地回答。
“这可真是一种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啦！”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
聂赫留朵夫撇下他，走进人群。人们围着一个相貌堂堂的高个子男士，此刻这位男士正眉飞色舞地谈论着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力挽狂澜，怎样使那个案子完全翻转，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高个子男士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案情。
虽然聂赫留朵夫迟到了，但还是等了好久。因为有一名法官还没有来，所以没有开庭。
庭长一早就到了法庭。他身材高大，留着花白的络腮胡子。他已有家室，生活却十分**，他的妻子也如此，他们互不约束。今天早晨，他收到去年夏天住在他们家里的瑞士籍家庭女教师的信，信中说她下午三点到六点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打算今天早点开庭，以便早点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他们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拿起哑铃开始锻炼身体，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他开了门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
一个身材不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法官，耸起肩膀，一脸不愉快地走了进来。
“玛特维还没有来。”法官说。
“他总是迟到。”庭长说话的时候穿上制服。
法官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说：“真搞不懂，他怎么就不觉得害羞。”因为他早上和妻子为伙食费的事吵过嘴，所以现在心情仍然很郁闷。
书记官拿着一份卷宗走了进来。
“先审哪个案？”庭长问。
“就审投毒人命案吧。”书记官无所用心地说。
“好，那就先审这个案子。”庭长说，“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
“来了。”书记官回答。
“您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投毒人命案。”
勃列威是负责提出这个案子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来到走廊，遇到勃列威匆匆走来，一边走一边空着手拼命向后摆动。
“先审投毒人命案，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说。
“当然，我随时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其实心里一点也不觉得好，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昨晚喝了许多酒，给一个同事饯行，一直打牌到半夜两点钟，又到玛斯洛娃六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玩儿，因此他没有来得及阅读投毒人命案的案卷。书记官明明知道他没有看过这案的案卷，却有意要庭长先审这个案子。因为他虽然不喜欢勃列威，却又对他这个位置很羡慕。
审讯休息时，一位老太太从民事法庭里走出来，她就是被那个天才律师硬敲一大笔钱给一个生意人，而那个生意人根本就不应该得到老太太的这笔钱。这一点法官们都知道，原告和他的律师当然更清楚。老太太身材肥胖，衣着讲究，帽子上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从门里出来，摊开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嘴里不停地质问她的律师这是怎么一回事。律师想着自己的心事，根本没有听见她的话。
那位天才律师跟在老太太后面，快步从民事法庭走出来，一脸的得意。他使那位头上戴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而那个付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卢布以上的报偿。
玛特维终于出现了，还有那个消瘦的民事执行吏，下嘴唇撇向一边，趔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民事执行吏问人都到了没有，一个商人说都到齐了，于是民事执行吏开始点名。有五等文官尼基福罗夫、退役上校伊凡诺夫、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近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上尉丹钦科、商人库列肖夫等。
点名后，民事执行吏请大家入庭。陪审员们刚坐好，民事执行吏就趔趄着来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威吓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叫道：
“开庭！”
全体起立！法官们陆续走到台上：领头的是身材高大的庭长，然后是那个脸色阴沉、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最后上去的是那个经常迟到的玛特维。玛特维留着大胡子，一双善良的大眼睛向下耷拉着，这个法官长期患胃炎，按医生嘱咐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治疗法，因此今天在家里耽搁的时间长一些。
副检察官随着法官们进来，他还是那样匆匆忙忙，一坐下就埋头翻阅文件，为审案做着准备。副检察官提出公诉已是第四次，他热衷于功名，一心想升官，因此凡是经他提出公诉的案子，最后非判刑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性质他大致知道，并且已拟好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资料，此刻正急急忙忙从卷宗中摘录着。
书记官坐在台上另一角，已把可能需要宣读的文件准备好，然后把昨天才弄到手并研究过的一篇查禁的文章重读了一遍。他想跟那个同他观点一致的大胡子法官谈谈这篇文章，在谈论以前需好好看一遍。
庭长查阅了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了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传被告出庭。两个宪兵头戴军帽，手里拿着已经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先是一个红棕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男人，再就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妇女，最后出来的是玛斯洛娃。
她一走进法庭，在场的男人便都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久久地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水汪汪的黑眼睛和长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
庭长等着被告坐好后，他就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例行的审讯流程开始了：数点陪审员，决定对缺席陪审员的罚款，指定候补陪审员的名单，然后庭长请司祭带陪审员们宣誓。宣誓后，庭长让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纷纷起立，拥在一起走进议事室，一到议事室，他们都立刻掏出香烟，吸起来，有人提议请那位相貌堂堂的绅士当首席陪审员，大家立刻赞同。他们丢掉或者捻灭烟头，回到法庭。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谁当选，大家又回到原位坐好。
毫不迟缓，气氛十分庄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这种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仪式令参加者们感到很满意，更加确信他们是在参加一项严肃而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聂赫留朵夫也感觉到了。
等陪审员们一坐好，庭长就向他们说明陪审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说，陪审员的权利是可以通过庭长审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察看物证；责任是审判必须公正，不准弄虚作假；任务是保守会议秘密，不得向外界泄露消息，如有违反，将受惩罚。
庭长讲话完毕，就转向几个被告。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他说。
西蒙慌张地站起来。
“您叫什么名字？”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急匆匆地回答，显然事先已准备好了答辞。
“您是什么身分？”
“农民。”
“哪里人？”
“土拉省，克拉比文县，库比央乡，包尔基村人。”
“多大年纪？”
“三十三岁。”
“信什么教？”
“我们信奉俄国教，东正教。”
“结婚了吗？”
“没有。”
“做什么的？”
“在摩尔旅馆当茶房。”
“有前科吗？”
“从来没有。”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庭长让他坐下并叫下一个被告的名字，问了同样的问题。这个被告叫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出身于科洛美诺城的小市民，四十三岁，也在摩尔旅馆当茶房，没有前科，起诉书副本已收到。等庭长一问完，包奇科娃就立刻自动坐下。
“您叫什么名字啊？”好色的庭长非常亲切地问第三个被告。“您得站起来。”他发现玛斯洛娃坐着不动，便和颜悦色地说。
玛斯洛娃马上站起来，一脸温顺的神情，笑盈盈地看着庭长的脸，什么也没回答。
“您叫什么名字？”
“柳波芙。”她快速地回答。
聂赫留朵夫这时已戴上夹鼻眼镜，随着庭长的审问，挨个儿审视被告。他看到第三个被告的时候，目光停了下来，暗暗地想：“这怎么可能，她怎么会叫柳波芙呢？”他听见她的回答，心里琢磨着。
庭长还想问下去，但那个戴眼镜的法官怒气冲冲地嘀咕了一句，把他拦住了，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又对被告说：
“怎么叫柳波芙呢？”他说，“您登记的并不是这个名字。”
被告没说话。
“您的真名字叫什么？”
“您的教名叫什么？”那个满脸怒容的法官问。
“以前叫卡吉琳娜。”
聂赫留朵夫自言自语：“这不可能。”但心里已毫不怀疑，断定她就是那个他一度热恋过的姑妈家的养女兼侍女，当年他在情欲冲动下诱奸了她、后来又抛弃了她的卡秋莎。
“您的父名叫什么？”庭长又特别和颜悦色地问道。
“我是个私生女。”玛斯洛娃说。
“那么，按照您教父的名字该如何称呼您呢？”
“米哈依洛娃。”
“您姓什么？”庭长继续问。
“一般用母亲的姓，玛斯洛娃。”
“身份呢？”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是的。”
“职业呢？”
玛斯洛娃不作声。
“您做什么工作？”庭长又问。
“在院里。”她回答道。
“什么院？”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您自己知道什么院。”玛斯洛娃笑着说，接着迅速向周围扫了一眼，又看着庭长。
“有前科吗？”
“没有。”玛斯洛娃叹了一口气，低声回答。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坐下。”庭长说。
接下来传证人，请法医出庭，书记官起立宣读起诉书。三个被告中，卡尔津金脸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挺直腰板镇定自若地坐在那里，而玛斯洛娃有些紧张。
聂赫留朵夫坐在第一排靠边第二座的高背椅上，他摘下夹鼻眼镜，看着玛斯洛娃，内心痛苦而复杂。
起诉书全文如下：
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七日，摩尔旅馆有一名旅客突然死亡，经查明，该旅客乃库尔干二等商人费拉邦特·叶密里央内奇·斯梅里科夫。
经第四警察分局法医验明死亡原因是饮酒过量，心力衰竭所致，斯梅里科夫尸体当即入土掩埋。
案发数日后，斯梅里科夫同乡好友、商人季莫兴从彼得堡归来，获悉斯梅里科夫死亡一事，疑有人谋财害命。
经法医解剖尸体，化验内脏，查明死者体内确有毒药，据此足以断定斯梅里科夫系中毒身亡。
受审时被告玛斯洛娃、包奇科娃与卡尔津金都不承认有罪。玛斯洛娃供称：在她工作的妓院里，斯梅里科夫确曾让她到摩尔旅馆为他取款，她就用交给她的钥匙打开商人皮箱，并按要求只取出四十卢布，开箱、取款、锁箱，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在场。玛斯洛娃又供称，她第二次到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后，确曾受卡尔津金教唆使商人饮下掺有药粉的白兰地，她以为此药粉是安眠药，能使商人服后熟睡，她就可以早些脱身。戒指是商人斯梅里科夫所赠，因她受到商人殴打，放声痛哭，要离开，商人赠给她这枚戒指。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供称，对商人失款的事情毫不知情。当法庭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出示一千八百银卢布存款单并查询该存款来源时，她供称是她和西蒙·卡尔津金十二年积攒所得，她准备同西蒙·卡尔津金结婚。
西蒙·卡尔津金第一次受审时供称：玛斯洛娃持钥匙从妓院来旅馆，教唆他与包奇科娃共同窃取现款，然后三人分赃。玛斯洛娃听到这里身子又哆嗦了一下，脸涨得通红，甚至跳起来，嘴里嘀咕着什么，但被民事执行吏所制止。最后卡尔津金还供认，他曾将药粉交给玛斯洛娃，使商人安眠。但在第二次审讯时又推翻前供，声称并未参与谋财案件，亦未曾将药粉交与玛斯洛娃，而将全部罪责推到玛斯洛娃一人身上。至于银行存款，他与包奇科娃供词相同，声称是他们两人十二年来在旅馆听差所得小费。
起诉书结尾如下：
综上所述：包尔基村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娃·玛斯洛娃，年二十七岁，被控于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七日经过预谋，窃取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和戒指一枚，共值二千五百银卢布，以毒药掺酒灌醉斯梅里科夫，致使他死亡。
查此项罪行触犯刑法第一四五三条第四款和第五款，按《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二〇一条规定，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斯洛娃应交由地方法院和陪审员一起审理。
听完起诉书，聂赫留朵夫想到十年前他所认识的天真可爱的姑娘玛斯洛娃竟会做出这样的事，不由得大惊失措。
书记念完起诉书，庭长同两个法官商量了一番，然后转身对卡尔津金问话：“您被控告于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七日串通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叶卡吉琳娜·玛斯洛娃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的现款，然后拿来砒霜，唆使叶卡吉琳娜·玛斯洛娃放在酒里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致使斯梅里科夫中毒毙命，您承认吗？”
“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的本分是伺候客人……”
“这话您以后再说吧，现在您承认自己的罪吗？”
“绝对没有，老爷，我只是……”
“有话以后再说，现在您承认自己的罪吗？”庭长从容而坚决地再次打断。
“我可不会干这种事，因为……”
民事执行吏急忙跑到西蒙·卡尔津金身边，低声制止他。
庭长又转身对叶菲米雅·包奇科娃问话：“叶菲米雅·包奇科娃，您被控告于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七日在摩尔旅馆串通西蒙·卡尔津金和叶卡吉琳娜·玛斯洛娃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盗窃其现款与戒指一枚，三人分赃，为掩盖罪行，你们用毒酒毒死商人斯梅里科夫，致使他毙命，您认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这个女被告很坚决地说，“我连那个房间都没有进去过……既然那个女人进去过，那就是她作的案。”
“这话您以后再说。”庭长说，“那么您是不承认自己有罪了？”
“钱不是我拿的，酒也不是我灌的，我连房门都没有进去过，要是在场我准会把她赶走。”
“您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没有犯罪。”
“很好！”
“叶卡吉琳娜·玛斯洛娃，”庭长转身对第三个被告说，“您被控告带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皮箱钥匙从妓院去到摩尔旅馆，窃取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你们分了赃，然后您又同商人斯梅里科夫一起回到摩尔旅馆，您给斯梅里科夫喝了毒酒，使他丢了性命，您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玛斯洛娃急忙说，“我什么也没有拿过，没有拿过就是没有拿过，至于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您不承认您盗窃两千五百卢布现款的罪行吗？”庭长问。
“我说过，除了四十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拿过。”
“那么，您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毒酒，您承认吗？”
“这事我承认，不过人家告诉我那是安眠药，喝了不会出事，我也就相信了，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发誓我没有害他的念头。”她说。
“这么说，您不承认犯有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和戒指的罪行，但是您承认给他喝过毒酒，对吗？”
“承认是承认，不过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吃是为了要他睡觉，我没有想害死他的念头。”
“很好，那么您说说事情的经过，您老实招供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他说着，身子往椅背一靠，两手放在桌上，显然对审判结果比较满意。
“他们用马车把我领到他的房间里，当时他已经喝醉了，我想走，他不放。”
她突然不说了，好像断了思路。
“那么，后来呢？”
“后来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这时，副检察官用一个臂肘支撑着欠起身来。
“您要提问吗？”庭长问。听到副检察官肯定的回答后，就做做手势，表示给他提问的权利。
“我想问被告，您以前是不是认识西蒙·卡尔津金？”副检察官问道，眼睛并没有看玛斯洛娃。
“西蒙吗？以前就认识。”玛斯洛娃答道。
“我想知道您同卡尔津金的交情怎么样，你们是不是经常见面？”
“他除了找我接客，并没有交情。”玛斯洛娃回答，惊惶不安地看着副检察官和庭长。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总是只找您接客，而不找别的姑娘。”
副检察官眯缝起眼睛阴险地说。
“我怎么知道？”玛斯洛娃怯生生地看看四周，她的目光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一会儿，接着说：“他想找谁就找谁。”
“难道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突然心慌起来，脸火辣辣地发烫。
“这么说，被告否认她同卡尔津金有亲密关系，很好，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庭长又问玛斯洛娃。
“我回到家里，把钱交给掌班，就上床睡觉了，刚刚睡着，我们的姐妹别尔塔就把我叫醒，说那个做买卖的来了。我不愿意去，可是掌班硬叫我去。他一直给我们那些姐妹灌酒，后来他还要买酒，可是身上没钱了，掌班不信任他，不肯赊账，他就派我到旅馆去取钱，告诉取多少，我就去了。”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庭长问。
“我到那里，照他说的，走进了他的房间。不是我一个人去的，我叫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一起进去，还有她。”她指指包奇科娃。
“她胡说，我压根儿没有进去过……”包奇科娃刚开口，就被制止了。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玛斯洛娃皱起眉头，眼睛不瞧包奇科娃，继续说。
“那么，在被告取出四十卢布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有多少钱？”副检察官又问。
“我只看见都是些百卢布钞票但是没有数过。”
“被告看见了百卢布钞票，我没有要问的了。”
“后来您就把钱取来了？”庭长看看表，又问。
“是的。”
“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让我跟他一起走了。”玛斯洛娃说。
“那么，您是怎样把药粉放在酒里给他喝下去的？”庭长问。
“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给他喝了。”
“您为什么给他喝药呢？”
“他一直不肯放我走，我走到走廊，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我很累，要是他能放我走就好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让他吃点安眠药，他睡着了，您就可以走了。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房间拿起桌上一瓶上等白兰地，倒了两杯，一杯自己喝，一杯给他，我把药粉撒在他的杯子里，递给他，我要是知道那是毒药，怎么会给他喝呢？”
“那个戒指是怎么落到您手里的？”庭长问。
“那是他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戒指给您的？”
“我跟他一回到旅馆就想走，他就打我的头，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拔脚要走，他就摘下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叫我别走。”玛斯洛娃说。
副检察官又站起来问道：“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
“我不记得待了多久。”玛斯洛娃着急地说。
“那么，被告记不记得，您从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出来后，有没有去过旅馆之外的什么地方？”
“去过隔壁一个空房间。”她说。
“您到那里去干什么？”副检察官问。
“我去理理身上的衣服，等马车来。”
“那么，卡尔津金有没有同被告一起待在房间里？”
“有。”
“他去做什么？”
“我们一块儿喝了那商人剩下的白兰地。”
“噢，一块儿喝了，很好。”
“那么，被告有没有同西蒙说过什么话？”
“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发生了什么，我全讲了，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您要把我怎么样？我没有罪，就是这样。”玛斯洛娃忽然皱起眉头，急切地说。
“我没有要问的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迅速在他的本上记下被告的供词：她同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一起到过那个空房间。
“您没有其他要说的吗？”
“没有了。”玛斯洛娃叹了口气，坐了下来。
随后庭长在一张纸上做记录，左边的法官在他耳边低声说胃不舒服，要吃药。庭长就宣布审讯暂停。
陪审员、律师、证人也都随着法官纷纷站起来离开座位，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靠着窗子坐了下来。
对，她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念大学三年级的那年夏天，当时他住在姑妈家，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当时，他才十九岁，是个单纯美好的青年。
那年聂赫留朵夫在大学里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里面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述给聂赫留朵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父亲不富有，但母亲有一万俄亩的陪嫁。那时他第一次懂得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荒谬，而他又十分看重道德，认为最高的精神享受是因道德而做出的自我牺牲，因此他决定放弃土地所有权，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赠送给农民。现在他正在写一篇论文，论述这个问题。
在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的：有时早晨三点钟就起身，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到山脚下河里洗澡，在晨雾弥漫中洗完澡回来，花草上还滚动着露珠。有时上午喝完咖啡，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多半是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就走到户外，到田野和树林里散步。午饭以前，他在花园里打个瞌睡，然后高高兴兴地吃午饭，一边吃一边说些有趣的事，逗得姑妈们呵呵大笑。饭后他去骑马或者划船，晚上或者读书，或者陪姑妈们打牌。夜里，特别是在星光灿烂的夜里，他往往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生活实在太快乐迷人了。有时他睡不着觉，就在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想事情，直到天亮。
他就这样快乐而平静地在姑妈家里住了一个月，根本没有留意那个既是养女又是侍女，脚步轻快，眼睛乌黑的卡秋莎，更没有想到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
那年夏天的升天节，姑妈家有个女邻居带着孩子们来作客，其中包括两个小姐、一个中学生和一个寄住在她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吃过茶点以后，大家玩“捉人”游戏，他们叫卡秋莎也参加。几轮后，该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一起跑。
“哎，这下子说什么也捉不到他们两个了。”轮到“捉人”的快乐画家说，他那两条农民的短壮罗圈腿跑得飞快，“除非他们自己摔倒。”
“一，二，三！”
他们拍了三次手，卡秋莎忍不住咯咯地笑着，敏捷地同聂赫留朵夫交换着位子，她用粗糙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向左边跑去，她那浆过的裙子发出沙沙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跑得很快，他不愿被画家捉到，就一个劲儿地跑，他回来时看见画家在追卡秋莎，但卡秋莎那两条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腿灵活地飞奔着，向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坛，没有一个人跑到那里去，但卡秋莎回过头来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点头示意，要他也到花坛后面去，聂赫留朵夫领会她的意思，就往丁香花坛后面跑去，谁知花丛前面有一道小沟，沟里长满荨麻，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一脚踏空，掉到沟里去了。他双手沾满了晚露并被荨麻刺破，但他立刻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好笑，爬了起来，跑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卡秋莎那双水灵灵的乌梅子般的眼睛也闪烁着笑意，她迎着他跑来，他们跑到一块儿，握住手，宣布着游戏的胜利。
“您准是刺破手了。”卡秋莎说，她用那只空着的手理理松开的辫子，一面不住地喘气，一面笑眯眯地从脚到头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这里有一道沟。”聂赫留朵夫握着她的手笑着说。
她向他靠近些，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竟向她凑过脸去，她没有躲避，他于是更紧地握住她的手，吻了吻她的嘴唇。
“您这是干什么！”卡秋莎说，慌忙抽出被他握着的手，从他身边跑开去。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纯洁无邪的青年同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相互吸引的特殊关系。
聂赫留朵夫只要一看到卡秋莎，就觉得世间万物变得光辉灿烂，一切事情就变得更有趣。而对卡秋莎来说，只要想到聂赫留朵夫，也会有相同的感觉。
卡秋莎有很多家务要做，但是她总能及时做好，抽空看些书。聂赫留朵夫把自己刚看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借给她看。她最喜爱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他们只能找机会交谈几句，有时在走廊里，有时在阳台或者院子里，有时在姑妈家老女仆玛特廖娜的房间里，卡秋莎和她住一起。
两位姑妈看出他们的这种关系后，有点儿担心，甚至写信给聂赫留朵夫在国外的母亲叶莲娜·伊凡诺夫娜公爵夫人。玛丽雅姑妈唯恐德米特里和卡秋莎发生暧昧关系，但显然不是这样，因为聂赫留朵夫也像所有纯洁的人谈恋爱那样，不自觉地爱着卡秋莎，他对她的这种不自觉的爱情就保证了他们不致堕落。
如果聂赫留朵夫当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卡秋莎，尤其是如果当时有人劝他绝不能也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同这样一个姑娘结合在一起，那么凭着他憨直的性格，他就会断然决定非同她结婚不可，无论她怎样，只要他爱她就行。不过，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姑娘的爱情，就这样离开了姑妈家。
他当时认为，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是他全身充溢着生的欢乐的一种表现，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也有着和他一样的感受。在他离开时，卡秋莎同两位姑妈一起站在台阶上，用她那双泪水盈眶，略带斜睨的眼睛目送他走，他这才感到他正在失去一样美好的东西，他觉得有说不出的惆怅。
“再见，卡秋莎，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事情！”他坐上马车向她告别。
“再见，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然后忍着泪水跑到门廊里，在那儿放声哭了出来。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整整三年没有同卡秋莎见面。直到三年后他升为军官，在去部队的时候，路过姑妈家，这才又见到了她。但同三年前的聂赫留朵夫相比，此时他已换了个人了。
如今他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利己主义者，迷恋酒色，享乐成癖，女人是他领略过的最好的玩具。母亲按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仍不够用。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因为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日子就太不好过了，相信别人的理论，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另外，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贬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赞扬。开始这样的自我否定是很不愉快的，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聂赫留朵夫开始吸烟喝酒，他不再感到不愉快，甚至觉得轻松自在了。这种变化始于他来到彼得堡以后，在他进入军界后彻底完成。
聂赫留朵夫自从担任军职，开始像同僚们那样生活以来，就陷入了利己主义的疯狂的泥沼之中。
他没有什么正经事要做，只需穿上别人精心缝制、洗刷干净的军服，戴上头盔，拿起别人铸造、擦亮并交到他手里的武器，跨上一匹由别人饲养和训练的骏马，跟着那些同他一样的人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也就是纵马奔驰，挥舞马刀，开枪射击，并把这一套教给别人就行了。结束这些活动以后，他们认为正当和重要的是到军官俱乐部或者豪华的饭店里去吃吃喝喝，纵情挥霍不知从何而来的金钱。然后就是剧场、舞会、女人，接着是骑马、舞刀、奔驰，之后又是挥金如土，喝酒，打牌，玩女人。
三年后，他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去了姑妈家。
聂赫留朵夫这次是在三月底耶稣受难日到姑妈家的。当时冰雪初融，道路泥泞，而且下着大雨，他全身都湿透了，但依旧生气蓬勃，精神焕发。“她是不是还在姑妈家里？”马车到达姑妈家庄园时，他心里想。他非常希望，她一听见他的铃铛声就会跑到台阶上，但是只有索菲雅姑妈身穿丝绸连衣裙，头戴睡帽，来到了前厅。
“啊，您终于到了，太好了！”索菲雅姑妈一边吻他，一边说，“玛丽雅姑妈有点不舒服，我们刚才去领圣餐了，她感觉有点累。”
“恭喜您，索菲雅姑妈。”聂赫留朵夫吻了吻索菲雅姑妈的手说，“对不起，我把您弄湿了。”
“快到房间里去，您浑身都湿透了，瞧您已经有胡子了……卡秋莎！卡秋莎！快给他拿咖啡来。”
“我这就来!”走廊里传来熟悉的动听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高兴得心怦怦直跳，兴高采烈地跟着吉洪到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去换衣服。
聂赫留朵夫很想向吉洪打听一下卡秋莎的情况：她身体好吗？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快出嫁了？可是吉洪的态度是那么恭敬，庄重严肃，使得聂赫留朵夫不好意思再向他打听卡秋莎的事。
聂赫留朵夫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刚要换上干净衣服，就听见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聂赫留朵夫从脚步声和敲门声中听出是卡秋莎来了，只有她才是这样走路和敲门的。
他披上潮湿的军大衣，走到门口。
“请进！”
卡秋莎果然还和原来一样，但出落得更加俏丽可爱了，那双纯洁的略带斜睨的黑眼睛笑吟吟地从脚到头打量着他，她仍旧系着洁白的围裙。姑妈让她送来一块刚剥去包装纸的香皂和两条手巾。看到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内心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
“欢迎您，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脸涨得通红，好不容易才说出了口。
“你好……您好。”聂赫留朵夫不知道对她说话用“你”好还是用“您”好，脸涨得像她一样红，“身体好吗？”
“感谢上帝……您瞧，姑妈叫我给您送来您喜爱的玫瑰香皂。”她说着把肥皂放在桌上，把手巾搭在椅子的扶手上。
“人家侄少爷自己有。”吉洪夸着客人的阔气，得意扬扬地指了指聂赫留朵夫那个打开的大梳妆箱，箱子里放着许多银盖的瓶子、刷子、发蜡、香水和其他化妆用品。
“您替我谢谢姑妈，来到这里我真高兴。”聂赫留朵夫说，心里像上次一样舒畅和温暖。
她听了这话只微微一笑，就走了。
聂赫留朵夫原计划只在姑妈家停留一天一夜，但见了卡秋莎之后，他决定多待两天。于是他给他的朋友兼同事申包克打了个电报，请他到姑妈家来，他们原来约定在敖德萨会合。
聂赫留朵夫像上次一样，看见卡秋莎的白围裙就兴奋，听见她的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就快乐，看见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特别是当她微笑的时候，他就心醉，他发现他又重新爱上了她。
聂赫留朵夫也像所有的人那样，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那种对人对己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追求个人幸福，并且为了个人幸福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幸福。他明白他该走了，他没有理由留在姑妈家里，并且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事，但待在这里实在太快乐了，他不愿正视这种危险，就留了下来。
在复活节前一天，玛丽雅姑妈的老女仆玛特廖娜同卡秋莎在走廊里，正准备一起到教堂去行复活节蛋糕和奶饼的净化礼。聂赫留朵夫暗暗打定主意要一起去。
聂赫留朵夫对这次晨祷印象极其深刻。
他到教堂的时候，礼拜已经开始了。右边是男人，左边是女人，人群中还夹杂着孩子，教堂中央站着上层人物。卡秋莎站在玛特廖娜旁边，身穿一件胸前有皱褶的雪白连衣裙，腰里系着一根浅蓝色带子，乌黑的头发上扎着一个鲜红的蝴蝶结。
整个教堂里都洋溢着喜悦、庄严、欢乐和美好的气氛。司祭们穿着银光闪闪的法衣，挂着金十字架，不停地为人们祝福，嘴里反复欢呼：“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
聂赫留朵夫发觉她虽然没有回头，但是也留意到他的到来，他是在走向祭坛，经过她身边时看出来的。他本来要对她说什么话，但就在经过她身边时想出了一句：
“姑妈说，晚弥撒后她就开斋。”
“我知道。”她笑眯眯地说。
玛丽雅姑妈家老态龙钟的糕点师傅依照复活节的习俗同聂赫留朵夫互吻三次。一个年轻的农民也走了过来，他嘴里说着“基督复活了！”接着就用他那宽厚滋润的嘴唇对着聂赫留朵夫的嘴唇吻了三次。
就在聂赫留朵夫跟那个庄稼汉亲吻，接收他所送的深棕色复活节蛋时，卡秋莎出现了。
她隔着前面过路人的头顶看见了他，他也看到她容光焕发的脸。
他跟卡秋莎一起走到教堂门口的台阶上站住，散钱给乞丐，一个鼻子烂得只剩块红疤的乞丐走到卡秋莎跟前，她从手绢里取出一样东西送给他，然后向他凑拢去，丝毫没有嫌恶，眼睛里依旧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同他互吻了三次。
他们走下台阶，他就走到她跟前，他不想按复活节的规矩同她互吻，只想同她挨得近一点。
“基督复活了！”卡秋莎说，她微笑着低下头，接着用手绢擦擦嘴，把嘴唇向他凑过去。
“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回答，同她接吻。
他看了卡秋莎一眼，她的脸红了，同时向他挨过来。
“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凡内奇！”
“真的复活了！”他说，他们互吻了两次，迟疑了一下，又吻了一次，然后两个人都笑了。
“你们不去找司祭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我们要在这里坐一会儿。”卡秋莎说，同时用她那双温柔、纯洁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
现在回想起基督复活节夜晚卡秋莎的形象，要胜于任何其他场合的卡秋莎。那个头发乌黑光滑的小脑袋，那件束住她苗条身材的雪白连衣裙，那张泛起红晕的脸蛋，那双略带斜睨的乌黑发亮的眼睛，还有她全身焕发出来的魅力，并且她那纯洁无瑕的少女的爱。他知道这爱不仅对他，而且对着世上一切人，一切事物，不仅对着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对着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要是一直停留在那
一夜的那种感情上，那该有多好！“是的，那件可怕的事是在复活节夜晚之后发生的呀！”现在聂赫留朵夫坐在陪审员议事室窗前，暗自想着。
从教堂回来后，聂赫留朵夫就跟姑妈们一起开斋，为了提神，他喝了伏特加和葡萄酒，然后回到自己房里，和衣倒在**睡着了。一阵敲门声把他吵醒，他听出是卡秋莎。打开门，是叫他吃饭，她满脸的开心，好像是告诉他一件特大喜讯。他向她走去，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像往常那样，敏捷地转过身离开。
“我真傻。”聂赫留朵夫自言自语，“我为什么不把她留住？”
他立刻跑去，在过道里追上她，搂住卡秋莎的腰。她红着脸，简直要哭出来，同时用她那粗糙有力的手推开那只搂住她的胳膊。
聂赫留朵夫放开她，有那么一会儿，他感到十分羞愧并觉得自己可恶。他应该相信自己的这种感情，可是他不知道这种羞耻心正是他灵魂里表现出来的最高尚的感情，反而认为自己愚蠢，他应该像一般人那样有所行动才对。
他又一次追上她，搂住她，吻她的脖子，这一次的吻同前两次的吻完全不同，这一次的吻是疯狂的，这一点她也感觉到了。
“您这是干什么呀？”她惊叫起来，马上从他身边跑掉了。
他走到餐厅，根本没心思吃饭，一心只想着卡秋莎，回味着刚才的吻。他没有心思想别的事，每次她进来，他虽然没有看她，却总是真切地感觉到她就在旁边，他必须竭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她。
午饭后，他立刻回到自己屋里，情绪激动地走来走去，留神房子里的声音，希望能听到她的脚步声。到了傍晚，她凑巧有事到他隔壁房间里去，聂赫留朵夫一听见她的脚步声，就屏住呼吸，蹑手蹑脚跟着进去，仿佛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她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但已不是原先那种轻松愉快的欢笑，而是一种恐惧的可怜巴巴的苦笑。他刹那间愣住了，他不能不考虑到她，考虑到她的感情，她的生活。但在他的内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别错过自己的享乐，别错过自己的幸福。后面那个声音压倒了前面的声音，他果断走到她跟前，搂住她把她按坐在**，他觉得自己还要做什么事，就在她旁边坐下。
“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好少爷，请您放手。”她哀求说，“玛特廖娜来了！”她一边叫，一边挣脱身子，这时候真有脚步声从门外传了过来。
“那我晚上去找你。”聂赫留朵夫说。
“您在说什么？千万别这样！别这样！”她嘴里这么说，而她慌乱的神态里却有一些兴奋。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走了出去，他甚至没有感到羞耻，他从玛特廖娜的脸色上看出，她在责怪他，而且责怪得有理。他自己也知道干的事不对，但原先被他对卡秋莎的纯洁爱情压制着的兽性如今控制了他，现在他竭力想办法去满足这种兽性。
整个黄昏他都感到心神不宁，一会儿走到姑妈们屋里，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又走到台阶上，心里盘算着怎样同她单独见面。不过，她在躲避他，而玛特廖娜也寸步不离地看住她。
黑夜降临，大家都安歇了，聂赫留朵夫知道玛特廖娜此刻在姑妈卧室里，女仆屋里只有卡秋莎一人，聂赫留朵夫走下台阶，踩着冰雪覆盖的水塘，来到女仆屋子窗口，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女仆屋里点着一盏小灯，卡秋莎眼睛瞪着前方，独自坐在桌旁沉思，他站在那里瞧着她，他很怜悯她，就是这种怜悯心反而加强了他对她的欲念。
他敲了敲窗子，她像触电似的浑身哆嗦了一下，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走到窗前认出是他之后，她脸上的恐惧神色并没有消失。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她的神态这样严肃，直到他微微一笑，她也才笑了笑，仿佛只是为了迎合他才笑的。他要她出来，她摇摇头表示不出去，他又一次把脸凑近玻璃窗，想喊她出来，就在这时她向房门口转过身去，显然有人在叫她，聂赫留朵夫离开了窗口。
鸡叫两遍，聂赫留朵夫在房子转角处来回走了两遍，好几次踩在水塘里。他又回到女仆屋子窗边，灯依旧亮着，卡秋莎依旧坐在桌旁，仿佛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他再次走到窗前，敲了敲窗子，她没有看是谁在敲，就从屋里跑出来，他听见门钩嗒的响了一声，接着外道门吱的一声开了。他已在门廊里等她，等她过来，他立刻默默地把她搂住了。突然，玛特廖娜怒气冲冲的声音传来：
“卡秋莎！”
她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回到女仆屋里，他听见门钩又嗒的一声扣上，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窗里的灯火不见了。
聂赫留朵夫回到房子里，但睡不着觉。他脱下靴子，光着脚板从过道走到她的房门口，旁边就是玛特廖娜的房间，起初他只听见玛特廖娜平静的鼾声，他刚要进去，忽然听见她咳嗽起来，翻了个身，弄得床铺嘎吱发响，他屏住呼吸，静静地站了五分钟，等到一切又安静下来，又听到平稳的鼾声，他就竭力从那些不会嘎吱发响的地板上走到她的房门口。房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显然她还没睡着。他刚低声唤了一下“卡秋莎”，她就立即跳起来，走到房门边，生气地劝他走开。
“这像什么话？唉，这怎么行？姑妈她们会听见的。”她嘴里这样说，但心里却在说：“我是属于您的。”
但是这只是聂赫留朵夫个人的猜测。
“喂，您开门，我求求您。”他语无伦次。
她不作声，接着他听见一只手摸索门钩的响声，门钩嗒的一声拉开了，他钻进打开的门里。
他一把抓住她，她露着两条胳膊，只穿着一件又粗又硬的衬衣，他把她抱起来，走出房门。
“哎呀！您这是干什么？”她喃喃地说。
他一直把她抱到他的房间里并不理会她在说什么。
“哎呀！别这样，您放手。”她嘴里这么说，身子却紧紧地偎着他。
等她浑身哆嗦，一言不发，也不搭理他的话，从他房间里走出来后，他这才来到台阶上，站在那里，竭力思索刚才发生的事的意义。
第二天，申包克兴致勃勃地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来找他。申包克凭他的文雅、殷勤、乐观、慷慨和对聂赫留朵夫的友爱博得了两位姑妈的欢心。申包克逗留一天，第二天晚上就同聂赫留朵夫一起出发。临走那天，吃过午饭，聂赫留朵夫在门廊里等卡秋莎，她一看见他，脸就红了，她对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女仆屋里的门开着，接着打算走过去，但他把她拦住了。
“我来跟您告别。”他手里拿着装有一百卢布钞票的信封，说：
“这是我……”
她猜到了是什么，皱起眉头，摇摇头，把他的手推开。
“不，您拿去。”他低声说着，把信封塞在她的怀里，像被火烫痛似的，皱起眉头，跑回自己房里去。
战争结束以后，他想看望卡秋莎，就绕道去了姑妈家，这才知道她已经离去了。在他走后不久，她就离开姑妈家到外面去分娩，生了个孩子。两位姑妈听人家说，她完全堕落了，他心里很难受，按分娩时间推算，她生的孩子可能是他的。两位姑妈都说她堕落了，因为她也像她母亲一样**荡，姑妈们的这种说法使他高兴，因为这似乎替他开脱了罪责。
但是现在，这种意料不到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逼着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承认自己残酷卑鄙，良心上背着这样的罪孽，居然还能心安理得地过了十年。不过，要他真正承认这一点，还有些难，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卡秋莎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说出来，免得他当众出丑。
聂赫留朵夫怀着这样的心情，从法庭走到陪审员议事室。他坐在窗边，听着周围的谈话，不断地吸着烟。首席陪审员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鉴定。民事执行吏步履蹒跚地走来邀请陪审员回法庭。聂赫留朵夫感到有些忐忑，但他还是故作从容地登上台，紧挨着首席陪审员，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法庭里新来了几个证人，其中一个是玛斯洛娃所在那个妓院的掌班，叫基塔耶娃。替玛斯洛娃辩护的见习律师问她对玛斯洛娃的印象。
“太好了，”基塔耶娃回答，“姑娘受过教育，蛮有派头，她出身上等人家，法国书也看得懂，她有时稍微多喝几杯，但从来不过分，是个十足的好姑娘。”
卡秋莎看看掌班，接着突然把视线移到陪审员那边，停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她的脸色变得严肃甚至充满了愤恨，她那双恼恨的眼睛对着聂赫留朵夫看了很久。
“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想，他身子缩成一团，仿佛在等待当头一棒。好在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只是平静地叹了一口气，又看向庭长，聂赫留朵夫也松了一口气，希望判决早点结束。
可是，仿佛故意为难他似的，审讯拖了很久。先是法庭逐一审问证人和鉴定人，接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照例煞有介事地提出种种不必要的问题，最后庭长请陪审员检察物证。
陪审员们正准备去查看物证，这时副检察官站起来要求宣读验尸报告。
书记官取出文件，无精打采地读起来。
四页报告纸上写的二十七条，详细叙述了这个在城里寻欢作乐的商人高大肥胖而又浮肿腐烂的尸体的外部检查结果。聂赫留朵夫听了这个验尸报告，原来那种厌恶感越发强烈了。接着书记官又宣读内部检查报告。
这份报告宣读了将近一小时，还是没有使副检察官满足。等报告宣读完毕，庭长对他说：
“我看内脏检查报告就不用再念了。”
“可我要求念一念这个报告。”副检察官稍稍欠起身子，眼睛不看庭长，严肃地说。
庭长等这次宣读一开始，就俯身对一个法官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向另一个法官，在获得他们肯定的回答后，他就打断书记官说：
“法庭认为宣读这个文件没有必要。”
书记官住了口，收拾文件，副检察官怒气冲冲地记着什么。
“诸位陪审员先生可以检查物证了。”庭长宣布。
首席陪审员和其他几个陪审员纷纷起立，茫然地走到桌子旁边，他们依次察看戒指、玻璃瓶和滤器。
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希望快点了结这个案件，就不作休息，直接请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发言。他心想他也是人，也要吸烟吃饭，一定会顾惜他们的。不料副检察官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别人，他双手按住写字台，稍微低下头，向法庭扫视了一下，但目光避开被告们，开始发言。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小时零一刻钟。他的演讲引用了当时在他们圈子里很流行的最新理论，其中包括遗传学，先天犯罪说、龙勃罗梭、塔尔德、进化论、生存竞争、催眠术、暗示说、沙尔科、颓废论。
副检察官的演讲报告，让庭长和法官都很反感，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还在自我陶醉中滔滔不绝。总之，他的中心意思就是，玛斯洛娃骗得商人的信任，用催眠术把他迷倒，再拿了钥匙到旅馆房间取钱，原想独吞那些钱财，但被西蒙和叶菲米雅撞见，只得同他们分赃。这以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就有一个身穿燕尾服、胸前露出半圆形阔硬衬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替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雇来的辩护律师，把全部罪责都加在玛斯洛娃身上为他们两人开脱。
接着，玛斯洛娃的律师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辩护，显然有点胆怯，他却没有否认玛斯洛娃参与盗窃钱财，只坚持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
律师讲完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批驳第一个律师的话，又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一再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罪行都是玛斯洛娃独自干的。西蒙只是反复说他没有罪，他是冤枉的。玛斯洛娃却什么话也没说，她像一头被包围的野兽，无助地放声痛哭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强忍着小声抽噎，他把这归结为自己神经脆弱。他想到要是法庭里人人都知道他的罪行，他就会丢尽脸面，这种恐惧压倒了他的良知，在这最初阶段，它比什么都强烈。
在被告们作了最后陈述，各有关方面对问题的提法商量了好一阵之后，所有的问题都确定了，庭长就做总结发言。在叙述案情以前，他用了好长时间以亲切愉快的口吻向陪审员解释了抢劫、偷盗、盗窃、谋杀的法律术语的准确意思。尽管他很想快点脱身，尽管瑞士女人已在那里等他，可是他做这工作已习惯成自然，一旦开讲就难以收住。他看了看怀表，发现只差五分钟就三点钟了，于是决定立即转入案情叙述。
“本案情况是这样的。”他开始讲，把辩护人、副检察官和证人们说过好几次的话重复了一遍，同时强调一下陪审员所享权利的重要意义，最后做总结发言。
庭长一开始讲话，玛斯洛娃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生怕听漏一个字，这样，聂赫留朵夫不用担心会跟她的目光相遇，就一直看着她。他心里发生了一种常见的心情：心爱的人久别重逢，她的外貌由于这些年饱经风霜，变化很大，但透过外貌，她的本来面目逐渐恢复。聂赫留朵夫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个举世无双的佳人的倩影。
聂赫留朵夫希望审讯能早些结束。十年不见的人儿竟然在法庭上遇到，他心里产生了悔恨，但他还不愿受这种情感支配。他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不久就会过去，不会损害他的生活。他还是不愿相信眼前这件事是他一手造成的，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已感到，他的整个闲散、**、残忍和自私的生活是多么残酷，卑劣。
庭长终于结束发言，然后洒脱地拿起问题表，交给走到他面前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纷纷起立，走进议事室，兴意盎然地谈论起来。
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敲桌子，让大家按问题次序讨论。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有没有对商人斯梅里科夫谋财害命，串通他人在白兰地酒里放入毒药，致使斯梅里科夫死亡，并盗窃他的钱财约二千五百卢布和钻石戒指一枚。
（二）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三）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夫娜·玛斯洛娃，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菲米雅·包奇科娃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那么她有没有从投宿该旅馆的商人斯梅里科夫房内锁着的皮箱中盗窃现款二千五百卢布，并为此用随身带去的钥匙开启皮箱。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卡尔津金参与了谋财害命。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劳动组合成员不同意他有罪，不论什么问题，他都为被告开脱。
关于包奇科娃的第二个问题，大家都认为她没有犯罪。
关于包奇科娃的第四个问题，大家都回答说：“是的，她犯了罪，但可以从宽发落。”
同玛斯洛娃有关的第三个问题却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但首席陪审员的意见逐渐取得优势，主要因为陪审员一个个都累了，情愿附和那种可以早些获得统一的意见，以便大家离开法庭，自由行动。
聂赫留朵夫根据法庭审讯情况和他对玛斯洛娃的了解，深信她在盗窃钱财和毒死人命两方面都没有罪。但他怕替玛斯洛娃说话，大家就会发现他同她的特殊关系，但他又觉得这事不能保持沉默，应该起来反驳。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刚要开口，一直沉默的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突然情绪激动地说出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对不起，因为她有钥匙，您就说她偷了钱，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会在她走后用万能钥匙打开皮箱吗？”
“对呀，对呀。”商人随声附和他的观点。
“再说，她也不可能拿那笔钱，就她的处境来说，她没有地方去放那笔钱。”
“对，我也这么想。”商人支持他的意见。
“多半是她到旅馆取钱，那两个茶房起了歹心，他们就乘机作案，事后又把全部罪责推到她身上。”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的时候情绪很激动，首席陪审员也恼火起来，因此特别固执地坚持相反的意见。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得很有道理，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话，认为玛斯洛娃并没有参与盗窃钱财和戒指，戒指是商人送给她的。
“哦，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一个陪审员说。
“那么我们就裁定她犯了罪，但没有蓄意抢劫，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好不好？”首席陪审员说。
大家都同意，谁也没有想到在答案里要加上一句：是有罪，但并非蓄意谋杀。
聂赫留朵夫太激动了，他没有发觉这个疏忽，答案就这样记录下来，被送到了庭上。
首席陪审员郑重地拿着那张表格，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格递给他，庭长看完表格，显然大为吃惊，双手一摊，就同其余两位法官商量。庭长感到惊讶，因为陪审员提出了第一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杀人”。照陪审员这个决定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玛斯洛娃没有盗窃，没有抢劫，却毒死了一个人。
“您瞧，他们的答案多么荒谬。”庭长对左边的法官说。
“嗯，她怎么没有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您看怎么样？”庭长问那个和善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却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号码，算了算那个数目能不能被三除尽，他决定，要是能除尽，他就同意，结果这个数目除不尽，但他这人心地善良，还是同意了庭长的意见。
“我也认为应当这么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个怒气冲冲的法官。
“说什么也不行。”他坚决地回答，“现在报纸上已经议论纷纷，说陪审员总是替罪犯开脱，要是法官也替罪犯开脱，人家又会怎么讲呢？我说什么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说着把那份答案交给首席陪审员宣读。
首席陪审员把问题和答案宣读了一遍，副检察官宣布三个被告各自应受到那条法律的处分。
庭长起立宣布暂时休庭，法官商议判决。
大家都随他起立，带着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
聂赫留朵夫看了看那几个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旧呆呆地坐在栏杆和士兵中间。玛斯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聂赫留朵夫原以为她会被无罪释放并将留在城里，因此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如今呢，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样就完全消除了同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
庭长从议事室回来，手里拿着公文，宣读起来：
“西蒙·卡尔津金流放服苦役八年，玛斯洛娃四年，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剥夺一切公权和特权，没收其财产，处徒刑三年。
卡尔津金仍旧挺直身子站着，双手贴住裤腿上的接缝，手指叉开，脸颊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看上去处之泰然，玛斯洛娃大叫说自己是冤枉的，自己根本就没有起过坏心，说完往长凳上一坐，放声大哭起来。
“不能就这样了结。”聂赫留朵夫完全忘了刚才那种卑劣的感情，自言自语，他身不由己地赶到走廊里去追玛斯洛娃。她已经停止号哭，只是抽抽搭搭地哽咽着，用头巾梢儿擦着她那红块斑斑的脸。她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过，等她过去了，聂赫留朵夫急忙返身去找庭长，可是庭长已经走掉了。
聂赫留朵夫追到门房那里才截住他，告诉庭长他自己是陪审员，有关玛斯洛娃那个结论有点误会了，她没有犯毒死人命的罪，可是竟判了她服苦役。
“法庭是根据你们做出的答案判决的。”庭长一面说，一面向大门口走去，“虽然法庭也觉得你们的结论不符合案情。”
庭长这时才想起，他本想对陪审员们说明，但他当时忙着把这个案子办完，竟没有这样说。
“是的，难道有错也不能改正吗？”
“这事得找律师商量要上诉的理由。”庭长说，把帽子稍稍歪戴到头上，继续向门口走去，“你们之前要是能加上一句：‘但并非蓄意谋杀，’她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我忽略了这一点，真是该死。”聂赫留朵夫说。
“是啊，关键就在这里。”庭长一面笑着，一面看看表。此刻离克拉拉约定的时间只差三刻钟了。他叫了一辆马车，向聂赫留朵亲切地鞠了一躬，坐上车走了。
“这事真是万万没料到，太可怕了！一定要想办法减轻她的苦难，而且要立刻就动手。”他想起了两位有名的律师。
聂赫留朵夫返身回到法院就遇见了律师法纳林，他拦住法纳林，对他说今天一个无罪的女人被判成了有罪，他希望撤销原判，把这个案子转到枢密院重新审理，同时要求律师为他的请求保密。他向律师保证，办这个案子的报酬和费用他全部承担。
律师答应明天研究下案子，并且邀请聂赫留朵夫周四晚上六点去他家，给他答复。他同律师谈过话后，觉得心里踏实多了。他走出法院，舒畅地吸了一大口春天的空气，抛开有关卡秋莎的种种思绪和回忆。他想起了柯察金家的晚餐，看了看表，时间不算晚，于是跳上一辆马车来到了柯察金家大门口。
“老爷，请进，都在等您呢。”柯察金家那个笑容可掬的胖门房一面说，一面拉开装有英国铰链，不会发出声响的麻栎大门。
“您请，老爷。”他说，“主人交代过，请您上来。”
聂赫留朵夫上了楼，穿过熟悉的华丽宽敞的大客厅，走进餐厅，一家人都已围坐在饭桌旁。
“哦，这就好了，请坐，我们刚开始吃鱼。”柯察金老头费力地用假牙小心咀嚼着，说道。
侍仆把米西旁边那副没有用过的餐具摆摆正。那副餐具上原来盖着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浆过的餐巾，餐巾上面绣着家徽。
聂赫留朵夫绕饭桌一周，同大家一一握手。这种应酬他今天觉得特别别扭，特别无聊。他为自己的迟到表示了歉意，正想在米西和卡吉琳娜之间的空位上坐下，但柯察金老头要他即使不喝酒，也要先到那张摆着龙虾、鱼子酱、干酪和咸青鱼的冷菜桌上去吃一点。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肚子那么饿，竟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米西打扮得像平时一样雅致，她衣着讲究，但讲究得并不刺眼。
“您一定累坏了，饿坏了，是不是？”她等聂赫留朵夫咽下食物后问。
“不，还好，那么您呢？去看过画展了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我们改期了，我们在萨拉玛托夫家打草地网球，说实在的，密丝托克鲁克斯打得真漂亮。”
聂赫留朵夫到这里来是为了散散心，平时他在这座房子里总是感到很快活，今天呢，什么都使他嫌恶，甚至他觉得米西今天并不可爱，装腔拿调，很不自然。
晚饭过后米西要聂赫留朵夫去看望她的妈妈沙斐雅公爵夫人，聂赫留朵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
沙斐雅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后面，米西走在聂赫留朵夫前面，但一走进大客厅，她就突然站住，双手扶住涂金椅子背，对他瞧了瞧，说：“我看出您准遇到什么事了。”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在法庭上见到了卡秋莎，就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
“是的，遇到了事。”他说，“一件奇怪的、不寻常的大事。”
“什么事啊？您能告诉我吗？”
“这会儿我不能，请您别问，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考虑。”聂赫留朵夫说着，脸更红了。
“您对我都不肯讲吗？”她脸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手里的椅子也挪了挪。
“不，我不能。”他回答，觉得这样回答她，等于承认确实遇到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
“好，那么我们走吧。”
米西摇摇头，仿佛要甩掉不必要的想法，接着迈开步子急急向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觉得让她伤心了，心里很愧疚，但他知道只要心一软，就会把自己毁掉的，而这是他现在最害怕的事，于是他也一言不发地同她一起来到公爵夫人屋里。
米西陪聂赫留朵夫走到母亲屋里，而她自己没有留下来。
“哦，您好，我的朋友，请坐，来给我们讲讲。”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脸上挂着一种简直可以乱真的假笑，露出一口同真牙一模一样精致好看的假牙。“听说您从法院出来，心里十分愁闷，我明白，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干这种事是很痛苦的。”她用法语说。
“对，这话一点也不错。”聂赫留朵夫说，“您会常常感到您没有……您没有权利去审判……”
“这话说得太对了！”她似乎因为他的话正确而深受感动，其实她一向就是这样巧妙地讨好同她谈话的人的。
“那么，您那幅画怎么样了？我对它很感兴趣。”她又说，“要不是我有病，我早就到府上去欣赏欣赏了。”
“我完全把它丢下了。”聂赫留朵夫干巴巴地回答，今天他觉得她的假意奉承就跟她的老态一样一目了然，他怎么勉强也装不出亲切的样子。
“米西在等您了。”她说，“您到她那里去吧，她要给您弹舒曼的新作呢……挺有意思。”
“她根本不想弹什么琴，她这都是有意撒谎。”聂赫留朵夫暗想，站起身来，握了握沙斐雅公爵夫人戴满戒指的枯瘦的手。
卡吉琳娜在客厅里迎接他，立刻就同他谈了起来。
“我看得出来，陪审员的职务可把您累坏了。”她照例用法语说。
“哦，对不起，我今天情绪不好，可我也没有权利使别人不好受。”聂赫留朵夫说，“抱歉，我得回去了。”于是，向大家告别。
到了家里，聂赫留朵夫思绪万千，先是想到自己三个月前过世的母亲；又想到柯察金小姐和他们虚伪的一家人。他很烦躁，觉得必须摆脱同柯察金一家人和玛丽雅的虚伪关系，抛弃遗产，抛弃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到国外去生活。
要做到这些，他需要立刻辞掉陪审员的职务。同时，他还要让律师撤销卡秋莎的案件。他突然想到在被告最后陈述时，她哭得多么伤心！他匆匆把吸完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另外点上一支，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想起了雪白的连衣裙和浅蓝色的腰带，想起了那次晨祷。“哎，我爱她，在那天夜里我对她确实怀着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其实在这以前我已经爱上她了，还在我第一次住到姑妈家里，写我的论文时就深深地爱上她了！”于是他想起了当年的他浑身焕发着朝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想到这里他感到伤心极了。
如今他却觉得自己落在愚蠢、空虚、苟安、平庸的生活罗网里，看不到任何出路，甚至不想摆脱这样的束缚。
怎样解决跟玛丽雅的关系？怎样诚实地了结同米西的关系？怎样在卡秋莎面前赎自己的罪？总不能丢开她不管哪！不能把一个我爱过的女人抛开不管，不能只限于出钱请律师，使她免除本来就不该服的苦役，不能用金钱赎罪，就像当年我给了她一笔钱，便自以为尽了责任那样。
于是他反思起当年在走廊里把钱塞在她手里就跑掉，是多么的卑劣！对于财产，他借口钱是母亲遗留下来的，就享用着自己也认为不合理的财产。想到这些，他的心痛苦地挣扎着。
聂赫留朵夫生平进行过好多次“灵魂的净化”。那年夏天他在姑妈家，正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那次觉醒使他生气蓬勃，精神焕发，而且持续了很久。后来，在战争时期，他辞去文职，参加军队，甘愿以身殉国。后来还有过一次觉醒，那是他辞去军职，出国学画的时候。
从那时起到现在，他好久没有净化灵魂了，因此精神上从来没有这样肮脏过，他良心上的要求同他所过的生活相差太远了，他看到这个差距，不由得忧愁倍增。自由的精神已经在聂赫留朵夫身上觉醒，他是真实、强大而永恒的。
“我要冲破捆缚我精神的虚伪罗网，我要老实告诉米西，我是个生活**的人，不配同她结婚；我要对玛丽雅的丈夫说，我是个无赖，我欺骗了他；我要合理处置遗产；我要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对她犯了罪，我要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必要时，我就同她结婚。
他站住，像小时候那样双臂交叉在胸前，抬起眼睛仰望着天空说：
“主啊，您帮助我，引导我，来到我的心中，清除我身上的一切污垢吧！”
他做了祷告，他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他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仅感觉到自由、勇气和生机，而且感觉到善的全部力量，凡是人能做到的一切最好的事，他如今觉得自己都能做到。
玛斯洛娃直到傍晚六时才回到牢房，她不习惯长途跋涉，可如今一口气走了十五里石子路，她感到两腿酸痛，精神上又受到判决的打击，再加饥饿难忍，人简直要瘫下来。现在她只渴望抽烟。
当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宣判后也被押到这个房间里时，包奇科娃一来就骂玛斯洛娃，叫她苦役犯，说她恶有恶报，服了苦役，看她还怎么卖俏。
玛斯洛娃双手揣在囚袍袖管里，坐在那儿，低下头，呆呆地望着前面两步外那块踩得很脏的地板，嘴里只是说：“我没惹您，您也别来犯我。”她反复说了几遍，就不再说话了。直到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被押走，妓院掌班基达耶娃托一个法警给她送来三个卢布，她才变得稍微灵活些。
她给押解她离开法院的两个押解兵二十戈比，要求他们给她买两个白面包和一包香烟。其中一个押解兵真的去给她买了香烟和面包，并且把找的零钱交给她。
玛斯洛娃的那间牢房长九俄尺，宽七俄尺，有两扇窗子，靠墙有一座灰泥剥落的火炉，还有几张木板干裂的板床，占去三分之二的位置。牢房中央，正对房门挂着乌黑的圣像，旁边插着一支蜡烛，下面挂着一束积满灰尘的蜡菊，房门左边有一块发黑的地板，上面放着一个臭气熏天的木桶，看守刚点过名，女犯们就被锁在牢房里过夜。
这里总共关着十五个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孩子。
有两个女人躺在板铺上：一个是因没有身份证而被捕的傻婆娘，另一个害有痨病，因犯盗窃罪而判刑。
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一个就是今天早晨玛斯洛娃去受审时送她的老太婆，名字叫柯拉勃列娃，她因为丈夫纠缠她的女儿就用斧头砍死了他，被判处苦役，她是这个牢房里的头儿。她旁边坐着一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女人，在缝一个帆布口袋，她是铁路上的道口工，被判处三个月徒刑，因为火车来的时候她没有举起旗子，结果出了车祸。第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是费多霞，她被关押是因为蓄意毒死丈夫，在她交保出狱，等候审讯的八个月里，她不仅跟丈夫和好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她不仅很喜爱玛斯洛娃，而且认为关心她、替她做事是自己的本分。
板铺上还有两个女人坐着不干活：一个四十岁光景，面黄肌瘦；另一个是相貌和善的矮小老太婆。
除了这七个，还有四个女人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子前面，双手握住铁栅栏，同刚才在门口撞见玛斯洛娃，此刻正从院子里走过的男犯搭话，又是比手势，又是叫嚷。
还有一个女犯是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把她的私生子丢在井里活活淹死了。她光着脚板，在牢房的空地上来回踱步。
三个孩子是：一个婴儿，一个四岁的小男孩，还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他们是姐弟，他们的妈妈因为贩卖私酒而坐牢。
玛斯洛娃回到牢房，牢里的人都向她转过身去。柯拉勃列娃把针扎在粗麻布上，从眼镜上方狐疑地凝视着玛斯洛娃，“ 哎呀，老天！我还以为他们会把您释放呢。”她用男人一般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看样子他们要您坐牢了。”
“难道真的判刑了？”费多霞露出满腔的同情，用她那双孩子般清澈的蓝眼睛瞧着玛斯洛娃，问道。
玛斯洛娃什么也没回答，默默地走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她的床铺在靠墙第二张，紧挨着柯拉勃列娃。
“您大概还没有吃过饭吧？”费多霞说着站起来，走到玛斯洛娃跟前。
玛斯洛娃没有回答，却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头，脱下满是灰土的囚袍，从鬈曲的黑头发上摘下头巾，坐下来。
经过这一天的折腾，玛斯洛娃看见这一张张满怀同情的脸，她不由得想哭，嘴唇都哆嗦起来了。但她尽量忍着，直到老太婆和男孩子向她走过来，当她听到老太婆充满同情的啧啧声，看见男孩子聚精会神地盯着白面包的眼睛又转过来瞧着她时，她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她一面哭，一面从面包里挖出那包香烟，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取出一支烟，凑着油灯点着，自己先吸了一口，然后把它交给玛斯洛娃。玛斯洛娃没有停止哭，一口接一口地拼命吸烟，然后把烟雾吐出来。
“服苦役，四年。”玛斯洛娃说，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一滴眼泪落到香烟上。
玛斯洛娃愤怒地把那支烟揉成一团，扔掉，又拿了一支。
“真理让猪给吃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柯拉勃列娃说他们会把您放了的，我说不会，可怜的姑娘，果然没错。”道口工得意地说。
“怎么判得这么重啊？”带着一对儿女的私酒贩子一边问，一边挨着玛斯洛娃坐下来，手里继续快速地编着袜子。
“因为没有钱才判得那么重。”柯拉勃列娃说。
“哼，怎么请得起。”
“看样子，您生来就是这样的命，我的命也真苦。”
“他们都是一路货。问我为什么贩卖私酒，我不卖私酒，叫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呢？”贩私酒的女人说。
“最好弄点酒来喝喝。”玛斯洛娃对柯拉勃列娃说，用衬衫袖子擦擦眼泪，只偶尔抽搭一声。
“要喝吗？行，拿钱来。”柯拉勃列娃说。
玛斯洛娃从面包里掏出钱，把一张息票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爬到通气洞口，取出藏在那里的一瓶酒，女人们，除了贴近玛斯洛娃的几个外，看到这情景，纷纷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去。玛斯洛娃抖掉头巾和囚袍上的灰土，爬到铺上，开始吃面包。
“我给您留着茶，恐怕凉了。”费多霞说着从墙架上取下一把用包脚布裹着的白铁茶壶和一个带把的杯子。
那茶完全凉了，但玛斯洛娃还是倒了一杯，就着吃面包。
“费纳什卡，给你。”她叫道，掰下一块面包，递给眼睛直盯住她嘴巴的小男孩。
这个时候，柯拉勃列娃把酒瓶和杯子交给玛斯洛娃，玛斯洛娃请柯拉勃列娃和俏娘们一起喝，这三个女犯是牢房里的贵族，因为她们有钱，有了东西就一起享用。
几分钟之后，玛斯洛娃兴奋了，兴致勃勃地讲起法庭上的情景，还滑稽地模仿检察官的动作，她说法庭上的男人个个都感兴趣地望着她，为此还特意闯到犯人室里来。就连那个押解我的兵都说“他们这都是来看您的”。
这时候红头发女人闻着酒味也走了过来，她教玛斯洛娃如何上诉，引起柯拉勃列娃的不满，因此两个人发生了争吵，还打了起来。
女看守听见闹声，带了一名男看守进来，把她们拉开。
大家都睡了，玛斯洛娃却没有睡意，头脑里回想着刚才红头发女人说她是苦役犯。已经有两个人这样叫她：一次是包奇科娃，另一次是红头发女人。她对这事怎么也不能甘心，有人做尽坏事也没什么，她无缘无故倒要受这份罪。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醒来，首先想到的是卡秋莎审判的事。也凑巧，就在今天早晨他收到首席贵族夫人玛丽雅的来信，信中她说给他充分自由，祝他今后婚姻美满，生活幸福。
“婚姻！”他嘲弄地说，“我现在离那种事太远了！”
把全部真相都告诉米西，他觉得很困难。不过他决定他不再去他们家，要是他们问起来，他就说实话。
不过，对卡秋莎什么事都不该隐瞒。“我要到监牢里去一次，把事情都告诉她，请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