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專家看來，”福爾摩斯先生說，“自從莫裏亞蒂教授死了以後，倫敦變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不認為會有很多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說。
“對，對，我不應該自私，”他笑著說，一麵把他的椅子從餐桌旁挪開，“當然這對社會有好處，除了可憐的專家無事可做以外，誰也沒受損失。在那個家夥還活動的時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報上看出大量可能發生的情況。而且，華生，常常隻是一點極小的線索，一個最模糊的跡象，就足以告訴我這個惡毒的匪首在什麽地方；如同蛛網的邊緣稍有顫動，就使你想到潛伏在網中央的那隻可惡的蜘蛛。對掌握線索的人來說，一切小的盜竊行為、任意的暴行、意圖不明的逞凶，都可以連成一個整體。對一個研究上層黑社會的學者來說，歐洲別的首都沒有具備過象倫敦當時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條件。可是，現在……”他聳了聳肩，很幽默地表示對他自己花了不少氣力造成的現狀不滿。
我現在談到的那個時候，福爾摩斯回國已經幾個月了。我依著他的請求，出讓了我的診所，搬回貝克街我們合住過的舊寓所。有個姓弗納的年輕醫生買了我在肯辛頓開的小診所，他半點也沒猶豫就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價付了錢，使我感到奇怪。幾年以後，我發現弗納是福爾摩斯的遠親，錢實際上是他籌措的，這才明白過來。
在我們合作的那幾個月裏，日子過得並不象他所說的那樣平淡無奇。因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筆記，就找出了在這個時啟發生的前穆裏羅總統文件案和荷蘭輪船“弗裏斯蘭”號的驚人事件，後者差點使我們兩人喪失性命。不過他那種冷靜、自重的性格，一向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公開讚揚。他以最嚴格的規定來約束我不再說一句有關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話。我已經解釋過了，這項禁令隻是到現在才被撤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