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來打算發表《格蘭其莊園》之後，不再寫我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的輝煌事
跡了。這並不是因為缺少素材，還有幾百個案例沒有使用過；也不是因為讀者對於這位卓越
人物的優秀品格和獨特方法失掉了興趣。真正的原因是福爾摩斯先生不願意再繼續發表他的
經曆。其實，記錄他的事跡對他的偵緝工作是有好處的，但是他一定要離開倫敦，到蘇塞克
斯丘陵地帶去研究學問和養蜂，所以很不喜歡繼續發表他的經曆，而且再三叮嚀要我尊重他
的意願。我對他說，我已經向讀者表明，《第二塊血跡》發表之後，即將結束我的故事，而
且用這樣一個重要的國際性案件做為全書的結尾，是最恰當不過了。所以，最後我得到他的
同意，小心謹慎地給公眾講一講這個事件。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有些細節可能顯得不很清
楚，請公眾諒解我不能不有所保留的苦衷。
某一年秋天，年代不能講明，請讀者原諒，一個星期二的上午，有兩位馳名歐洲的客人
來到我們貝克街的簡陋住所。一位是著名的倍棱格勳爵，他曾兩度擔任英國首相。他的鼻梁
高高聳起，兩目炯炯發光，相貌顯得十分威嚴。另一位膚色黝黑，麵目清秀，舉止文雅，雖
然不到中年，可是看樣子閱曆很廣。他就是崔洛尼·候普——負責歐洲事務的大臣，英國最
有前途的政治家。他們二人並肩坐在堆滿文件的長沙發椅上，從他們憂慮而焦急的神色可以
看出，他們到這裏來，一定是有要事相求。首相那青筋凸起的雙手緊緊握著一把雨傘的象牙
柄，他看看我又看看福爾摩斯，憔悴、冷漠的臉上現出無限的憂愁。那位歐洲事務大臣也心
神不安地時而撚撚胡須，時而又摸摸表鏈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