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決定很危險。
就連郭嘉都覺得在眼前的流言紛紛之中選擇對著世家示好是一個合適的選擇，喬琰卻偏偏要反其道而行。
更讓此事顯得危險至極的，是仲長統的年紀。
倘若仲長統是個早已有名聲著作在外的名流之士，將《昌言》作為此刻的應景之書或許還沒有什麽問題，但如果，翻過年去的仲長統也不過才十八歲呢？
固然真正的天才並不會讓自己拘泥於時代的限製，也正是因為年輕才絲毫不拘束於言辭，可這也同時意味著，倘若喬琰要將他的種種言論推到台前，他將會麵對著遠比任何人都要多的非議。
“或許他們會覺得，這其中的每一句話都是出自於我的授意，而非是由你自己一字一句寫成的，又或許他們會覺得，當你選擇了代替我發表出這等驚世駭俗之言後，你便有辱你的士人門楣，有悖於你的根基立場。就算如此，你也堅持同意我選在此時將《昌言》推行出去？”
在喬琰將那份文書移交印刷作坊之前，她還是又對著仲長統發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數年前戲誌才曾經在樂平書院中與他有過一麵之緣，當時的《昌言》還是以隻言片語的形式存在，但在去歲《急就篇》推行之時，這書便已隨著仲長統數年間遊曆所得而初具規模，而在又翻過一年後，這本書冊隨著仲長統從長安轉道洛陽，觀望洛陽民眾所遭逢的建安四年，再出現了一番深入的言辭斟酌，這才變成了昨日喬琰遞交給郭嘉時候的樣子。
仲長統回道：“容我一句句來說吧。君侯說擔心有人質疑其中言辭非我所寫，可我仲長統並非膽怯之人，與之對坐辯駁無妨。君侯昔年於洛陽鼎中觀以州牧之論一戰成名，我又何嚐不能效仿。不過仍需先將那處修繕整頓一番就是了。”
洛陽於數年前趨於荒廢，鼎中觀自然也不再是名士往來征用之地，風雨侵蝕後早成一片敗落之貌，就算是喬琰居中坐鎮洛陽，都沒有在一時之間想起來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