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
施仁於民，教導民眾順應天時而為，才是這本《昌言》之中的真正主旨。
盧植沉浮宦海數十年，也鑽研經文數十年，怎麽會看不出仲長統這個後起之秀的真意。
他說錯話了嗎？
隻怕沒有。
自孝武皇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理念便成為了兩漢奏書諫言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事實上這些天災與人事之間的關聯到底是否真有如此深厚，在撇開了主觀的意願後看待，並不難發覺出端倪。
就連孝靈皇帝執政的後期都不得不默認甚至推動了喬琰在和張角之辯中所用的說法，極力撇開天災和他啟用宦官掌權之間的瓜葛。
那麽再往前曆數開國之年，似乎也真如仲長統所說，那些有著得天命之說的英雄人物也不過是相爭上位的群雄之中的一員而已。
與其說是天命所鍾助力了他的上位，還不如說是他所掌握的武力征服力量讓他得以實現這個目的。
這話看似石破天驚，卻在本質上隻是將荀子的“明於天人之分”，也便是天道與人事無關的說法在這數百年後重新提出來。
當天下之主也好，做輔助國家平定的大臣也罷，都並不依靠於天道贈予，而在於能盡人事，用天道，授民事，順四時，興功業。
喬琰自執掌並州，乃至於如今的九州之地，恪行奉守的不正是這樣的“用天之道”嗎？
亂世之中，以盧植的智慧足以清楚地看到，人事的主動性本就在時局驅策之下被迫發揮到了極致，而其所帶來的回饋便正是對仲長統這一套說辭的有力證明。
天下大旱，蝗災和大疫同行，依然有一番人事可為的應變之法，讓人何止是謀求到生存的路子，還有了朝著上頭攀爬的希望。
這是叛逆嗎？
不，這好像隻是在寫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