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央航空公司安排了一架大客机“空中行宫”号供赴北平的和谈代表使用。四月一日起飞。飞机上除了正式代表、顾问，还有秘书和译电员，总共二十几人。
到了北平，被安排下榻六国饭店。
当天傍晚六时，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到他们下榻饭店公宴他们。
宴后，周恩来、林伯渠邀请张治中、邵力子谈话。
周恩来用尽可能温和的口吻质问张治中：“文白先生，离开南京前为什么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愣了一下，旋即对这样的质询生出反感。笑了笑，说：
“恩来兄，难道我连见谁不见谁的自由都没有了吗？”
“问题在于你文白先生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候去见他，我们不能不理解为向他请示方略！就连你们的报纸也作了这样的揣测，不是吗？他是名列首位的战犯，你却要在来北平之前去见他，我们十分不理解！要知道，这是牵涉到贵方究竟有多大诚意的问题！像这样由蒋介石遥控的假和平，我们断难接受！”
张治中也有些激动。针锋相对地指出，去溪口是必须的；蒋先生虽然下野了但还掌控着军队，这是目前无法改变的现状，所以不争取他对和谈的理解，治中等人在北平谈出的任何协议南京都没法实施。
双方对去溪口的事争执始终，无法达致谅解。
周恩来后来就暂时避开了这个话题。
张治中又对将来组成联合政府以后中共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探询。
周恩来没回答，反问他有什么高见。
他说，应该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因为“如果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
周恩来微笑摇头。说：我们主张的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与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甚至同盟关系是新中国的基本方针。至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必须放弃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然后才可能得到我们的谅解。
毛泽东接见张治中等人时，对他们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呀！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力量单薄也靠不住；第五，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让他和谈，他不诚心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就要消灭他，更靠不住。其实六亲中最靠得住的是共产党。只要是诚心和谈，共产党是说话算话的、守信用的，是会给大家很好的政治出路的！”
从四月二日到十二日，完全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或是广泛地谈，或是就某一个具体问题深入地交锋。
后来，毛泽东分别约见国民党方面代表，听取意见。
到了十三日早上，周恩来到六国饭店张治中房间，交来共产党方面草拟的《国共和平协定草案》，并通知当晚九时开始正式会议。
张治中马上召集全体代表、顾问、秘书长进行研究。
他自己把这个草案一口气读完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数落国民党罪状和敦促其投降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平是不可能的。不要说蒋介石不会同意，李宗仁也不会同意。国民党的主观幻想是“平等的和平”“划江而治”，而周恩来草案却与之相去十万八千里。即便是他张治中这样的国民党鸽派人物，也觉得不少条款太苛刻了些。固然，和谈是以毛泽东元月十四日公开发表的“八项”做基础，这是预先向国民党方面讲好了的；但由于张治中本人和蒋介石、李宗仁都希望借谈判使共产党方面后退一步。然而从草案观之，共产党清醒得很，仍然坚守毛泽东的“八项”声明不让步。
张治中心情尽管沉重，仍然耐着性子与他的同仁们逐条进行研究，并且商定今晚在会上应采取的态度。
中南海勤政殿，是一幢宽敞、华贵、幽静的清代建筑物。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用阴丹士林布覆盖。两端分坐国共两方代表。条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
会议没有固定程序，双方首席代表略商量了一下，就宣布开始了。
首先由周恩来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做了一个详细说明。他说：
“这次南京政府代表团诸位先生到北平来，我们经过十二天的非正式会议，大家充分交换了意见；从现在起，就进入正式谈判的阶段了。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给文白先生了。草案的主要内容，在过去十二天非正式的商谈中，大致都已经谈过，并且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最初，双方有很大的距离；经过十二天的商谈后，曾经有距离的意见，得到了以张治中先生为首的六位正式代表的同意，双方有了同一的理解。对此我们觉得很高兴。并且南京代表团也明确宣告，中共毛主席在今年元月十四日所发表的声明中的八项主张，已经得到李宗仁先生同意（以这八项主张为谈判的基本条件）；同时南京代表团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提出来，愿意由中共代表团提出一个实现八项基础条件的具体方案。因此中共代表团就起草了这么一个草案。
“在这个协定草案中，我们认为必须先讲清历史责任；不如此，就无从使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协定。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鼓励和帮助下，违背了人民的意旨，破坏当时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在剿共的名义下，向中国人民及其子弟兵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动战争。这种战争，至今两年零九个月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全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不但财力物力生命遭受了很大的损害，国家的主权也受到损失。所以全国人民对于南京政府背叛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最终的遗嘱，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不满。这种情形，不只这三年来如此，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就是如此；尤其以这次为全国人民所反对的空前规模的反革命战争，也是南京政府发动的。惟其如此，人民对于南京政府所采取的各种错误政策、反动政策表示更大的不满，从这点来说，这种错误，是应该由南京政府负责的。它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在这个两年零九个半月的战争中，南京政府所统率的军队，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也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统率的军队所击败。这一点，现在已经肯定而无疑了。所以南京政府在今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谈的要求。但是，南京政府在那一个文件里所提的条件，我们认为不能接受；不过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所发表的声明中，我们已经同意进行和平谈判，所以才有八项具体的原则性主张的提出，这就是大家所共知的：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管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权利。这八项发表以后，得到了南京李宗仁先生发表的声明，同意以此为谈和的基础。
“根据上述情况，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
周恩来还对条款里涉及土改的问题进行了特别说明：
“第六条是确立土地改革制度。这一点，我们不仅在原则上规定了在解放军到达的地方，先行减租减息，再行分田；即使是解放军还没有到达的地区，也一样要实行土地改革。南京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必须负责保护农民的组织及其活动，等到解放军到了，就实施减租减息，然后分配土地。在这条的两款中，规定得很切实，我们所以规定要南京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对解放军未到的地区保护农民的组织及其活动，是有事实根据的。这种事实，也不必列举。直到最近，当南京代表团离宁之际，在南京政府统治之下，还有打死打伤学生的事情；最近两天还有逮捕南京政府立法委员会的事。这些都是事实昭彰，应该严禁发生的！”
周恩来讲了两个多钟头，内容涉及《草案》的所有条款，篇幅太大，此处只好从略。
他讲完后，客气地微笑了一下，欢迎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发表不同看法。
张治中的发言首先表示对国民党的错误，愿意承认；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接下来指出了南京不可能接受的一些条款，希望由南京代表团提出一份修正案，然后双方再开会磋商。他说：
“至于用什么方式来商量，我们没有成见。等到双方代表团能得到一致的意见，我们当派人回南京请示。”
最后，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
第二天，南京代表团在张治中主持下研究修正案的撰写，直至深夜甫告完成。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里解释：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修正。目的完全在于希望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使和平能够实现。代表团同仁都认识到，国民党的失败已没什么悬念了；既然如此，寻求这个失败能平稳着陆，是唯一有利于国民党的办法。至于中共方面，当然胜券在握，如果在达成最后彻底胜利的时候，能够减少国家元气的凋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张治中慨叹，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使这个修正案为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特别是溪口和广州，也是不会接受的。
十四日晚上，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了周恩来，并做了口头说明。
十五日早上，南京方面代表全部出动，分别与中共代表进行商谈，企图各个施加影响。但是没什么进展。
当晚七时，中共送来了最后决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并通知两小时后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
周恩来在发言中再三强调今天的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在本月二十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解放军马上过江。周恩来说：
“经过十三日第一次正式会议后，十四日一天我和文白先生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昨天晚上文白先生在会谈后，也将南京代表团对这草案所提出的书面意见交给本席。我们根据这两天的交谈，参考各种材料，改定了中共代表团方面的和平协定最后稿件，就是今日下午七点钟送达南京代表团各位先生的本日所印出的《国内和平协定》。
“在这两天交谈中，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吸收南京政府代表团许多意见。就是说凡是予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予中国人民有利的意见，我们就尽量采纳；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些大问题上，凡我们觉得应该求得妥协的，总尽量妥协。所以今日提出的这最后定稿，较上次的草案已有若干修正。
“在目前定稿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文白先生和南京方面好几位朋友都希望能有变动。经过我们的研究，觉得为使和平事业能实现，我们愿意让步。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双方成立的机构，还是用一种合作的办法；南京政府暂时行使职权，一直到自己宣告结束之时。也就是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同时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合作协商，以解决过渡时期一切问题。在军事方面，成立整编委员会，依照定案上所规定情形办理，上面不再冠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字样。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让步，是为使得南京代表团向今日南京政府负责人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进行说服时有更多便利，俾和平能早日实现。军事整编委员会双方合作、政权方面互相协商解决。这样的重大让步，我想南京代表团方面当能体谅得到。另外，我们必须指出两点，也就是双方曾经讨论过并为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关于这两点，我要向南京代表团各位先生说明。一是军队改编程序问题，二是人民解放军开往江南接管各地政权之事，那是决不能改变的！”
周恩来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要在和平协定签字后就要在“整编委员会”领导下，立即着手改编国民党军队的现实原因；又解释了为什么解放军也要尽快过江接管政权。条分缕析，讲了一个钟头。其中有一个极现实而又横亘千年的原因，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赤贫人员在水深火热中亟待解放：饥饿待哺，因贫病而大面积死人，在乡村地租制下不得不承受非人的待遇，这些情况让共产党人处在深深的不安中并因而急不可待。
周恩来请张治中发表意见。
张治中谦恭地向周恩来颔首说“好的”。稍稍沉默了一下，整理思维。然后说：
“刚才听到恩来先生的高论；同时今下午七时许和恩来先生见面时他交给我一个《国内和平协定》文件，说这是最后一个文件。刚才恩来先生也说了，这是中共最后提出的一个定案。当时（今下午七时）我问恩来先生，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对’或者说‘不对’？恩来表示，这确实是中共最后的态度。我说，这样也好，干脆利落。我们来北平半个月了。双方代表团分别经过无数次的会谈，对几个重大的问题，已经交换了很详尽的意见；可以说，应该说的话，应该陈述的理由，通通都倾吐出来了。到十三日，恩来交给我们《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这是中共方面根据双方十多天来的会商所提出来的一个草案。我们代表团对这个草案作了详细研究，对草案许多原则上、文字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改意见。今天下午七时，恩来交给我《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两字没有了；恩来说明这是最后的文件。我们知道，这是双方半个月来无数次交换意见的结晶。
“刚才恩来对这个文件的解释，对我们所提的修正意见，有许多是接受了的。我拜读了以后，觉得确实如是，修改的地方多达二十多处。当然，刚才恩来先生说了，有些地方是中共的原则，是不能变动的。例如军队改编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军队接管地方政权的问题，都是不能变动的。
“恩来的解释除了有关这个文件的内容之外，还提到渡江的问题；刚才他与我会面的时候也在说，中共方面预定解放军四月二十日渡江。我问他，你过去说在和平协定签字后三两天就渡江的话我是没有同意的；现在和平协定还没签字，怎么就说预定四月二十日渡江呢？恩来解释说，你们代表团派人把这个最后文件带回南京去请示，如果来电报说可以签字，当然渡江的日期和办法是可以商量的。我理解恩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派人回南京请示，得不到同意的话，解放军就要在四月二十日渡江。是这样的意思吗？”他瞅着周恩来，等待回答。
周恩来直视他的目光，郑重地点了一下头，说：“是这样！”
张治中凄然地点了点头。停顿了片刻，继续说：
“这一点，刚才恩来先生解释时，可能内容多，一时遗漏了；所以我不得不把它补充出来，因为事情重大。对这个文件，既然我们只剩下了同意不同意的权利，那么再发表意见也就没有必要了！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就派人回南京禀报，请政府作最后的决定。
“这里，我想说一说我个人的看法或者感想。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打个比方来说，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话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这不仅是站在弟兄的立场应该如此，就是基于民族之爱、同胞之爱、人类之爱，也应该如此。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先总理孙先生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但总理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实现自由、平等、独立；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我们实在是无比的惭愧与羞辱！幸运的是，我们同一民族里，今天出来了很好的兄弟，能够有这一个能耐、有这一魄力来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民族得到复兴，使邻家再不敢看不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这是一个通俗的比方，而其中有真理存焉。所以现在对于中共确定的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对国民党来说，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态度。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作‘兄友弟恭’；我们今天的情形，正应该如此。我也希望中共方面也能保持这种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来领导未来的新政权。”
张治中讲完之后，向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点了点头，画上了句号。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那就是关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系指在座两个代表团，我们很乐于接受，因为我们都是为和平在努力。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零九个半月的蒋家王朝来说，那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王朝进行的斗争，对于袁世凯的讨伐，对曹锟、吴佩孚的申罪致讨，如果我们解释成兄弟之争，孙先生泉下有知是不会同意的。因为那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对此，我不能不指出其严肃性。如果把蒋家王朝及一切死硬分子也包罗进兄弟的范畴，显然是不合适的！孙中山先生以往领导的多少次革命都失败了，也是因为敌、我、友三个概念的含混使然。等到国共合作以后才补救过来了。可惜的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可以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下，与全国绝大多数人进行合作；但对于蒋家王朝、四大家族，那是决不能合作的，更不能以兄弟视之。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文件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最后的定稿，你们南京代表就没有依据去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南京当局就无以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问题，不能久拖不决，总得要有一个结束。我们这个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同意、不同意，都有充分的自由。当然，我们也预料到南京的顽固派、好战分子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
会议结束后，南京代表团议决由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携《国内和平协议》回南京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