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和汤恩伯离开南京后，这座城市的真实面貌就展现出来了。在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几年里，西方的思想、价值观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大批量、更为凶险、更为直接地涌入；毫不犹豫地“撕开了一切温情脉脉面纱”（马克思语）的资本主义以其唯利是图的丛林法则，冲垮了中国两千年构筑起来的精神、道德的防波堤。据说蒋介石对此也洞若观火，但却毫无办法，唯望洋兴叹而已。美国资产阶级是厌恶循规蹈矩的中国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而追崇自己老祖宗身体力行的丛林法则的，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喉舌《金融档案》半月刊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曾夸奖蒋介石是“中国的一种建设性力量，他不仅振兴了经济，还变革从而提升了人民的道德”，告诫中国人一定要维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统治。然而，蒋介石、李宗仁、汤恩伯次第离开南京不到一个小时，被蒋介石“变革从而提升了”的“人民的道德”立刻得到了验证：国民党高官的洋楼宅邸首先遭到了洗劫，衣衫褴褛的老百姓呼朋引类，将豪华洋楼里的东西肩挑背扛运回家里；“国军”的散兵游勇惊喜地发现发财的机会“终于轮到他们了”（苏联《消息报》记者语），他们成群结伙，把沙发、地毯、值钱的家具从那些豪宅的窗口扔出去，然后用各种方式运走；行政院的每一座办公大楼，都被老百姓无巨无细地搜寻了一遍，“一个骨瘦如柴的士兵，一只手提着自己的卡宾枪，一只手提着一大包东西，乐不可支地向外走；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太婆，抱着几件丝质服装，满足地咧着缺牙少齿的嘴巴，迈动两只小脚向外走”（苏联《消息报》记者语）；南京机场上乱成了一锅粥：国民党的将军们各自霸占着一架甚至两三架飞机，抢运自己的私人物件（例如大钢琴与紫檀木家具）；南京市长邓杰携带从金库里提出的外币、黄金逃跑，被其司机和卫兵抢劫，还打断了他的双腿；黄昏时分，长江边的军火库爆炸了，又惹燃了油库，城内立法院大楼也着火了。
极端仇视共产党的洛克菲勒财团指摘这是共产党制造的乱象。
然而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南京地下党组织见此乱象，立刻商诸社会上层有名望的人士组成一个机构，并动员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和学生中的左翼组成武装纠察队。这个机构的名称为“治安维持委员会”，由国民党退伍将军马青苑担任主委，金陵大学校长吴贻芳担任副主委。这样，几个小时就将局面稳定下来了。
三野三十五军一〇三师迅速派遣一个连进入南京城，标志着解放军已接收了南京。
三野下江南之前，毛泽东手里阵容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也就是林彪、罗荣桓的第四野战军除了派遣萧劲光先遣兵团进逼武汉威胁白崇禧集团之外，其百万主力在干什么呢？
平津战役结束之后，罗荣桓规定，团以上干部可以带着部队探亲的妻子进北平参观三天，晚上可以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到长安大戏院看京剧演出。
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乐于此道。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四团团长刘海清说：到北平的大饭店住，大家心里不是滋味；多少战友在自己的身边倒下，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想到这些，心里就很难过。没说的，努力干吧，全国还有半块地方没解放呢，怎么着也不能让牺牲了的同志们血白流呀！
但小农经济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除，一些战士，尤其是刚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士兵，开始想家了。
四野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陈荒煤向罗荣桓政委报告道：不少战士“想回家，想找老婆，不愿意南下。整训期间来部队探亲的家属告诉战士，家里分了田、分了牲口，有了奔头，如果增加了劳动力，来年的生活会更好。战士思想波动起来，有的公开打报告要求退伍”。
林彪和罗荣桓对这个情况十分担忧；他们意识到若不很好解决，将影响不久就要展开的南下大追歼。
他们首先召开高干会议，指出必须准确诊断干部战士的活思想，予以分别治疗。
平津战役后，四野的每个军平均补进了两万解放战士，使每个军多达五六万人；新补充的两万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华北以及京津周围的人。整个部队的成分，大略为东北三分之一，华北三分之一，长江以南的三分之一（原为蒋系中央军）；而排以上干部则百分之九十是东北、华北、山东的。在上述这些地区相继得到解放以后，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突出的是家乡观念上升了。大部分人是想回家看看，不少人投身革命几年了，家里的情况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家里也不知道，一定牵挂得很。有一部分人是被国民党拉壮丁，后来被解放，成了革命军人，都寻思应该回家让村里人知道，给家里争个革命军人家属的名分。有人天天纠缠领导，说只要让回家一趟，别说过黄河长江，就是打到天涯海角我也没啥情绪闹了。听起来这些要求都不算高，也是人之常情，当然应该让大家回去一趟。可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能都放假回家吗？
部队有这么多的活思想是不足为怪的，解放军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兵天将，何况不少战士还是几个月前甚至几天前才参加革命的俘虏兵呢。由此才看出政治整训是多么必要多么迫切。如果让广大指战员原封不动地带着这些活思想去南征，怎么能担起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呢。
开展思想政治整训期间，部队驻地相对固定的时间有两三个月，这在解放战争以来是没有过的情况。对部队政治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加强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提供了良好条件。也正因为驻地固定了，而且有一部分干部战士离家近甚至很近，不出半径方圆几十公里以内；部队管得了自己的人不回家，却管不了家属们来探望亲人。仅以四十五军一个军为例，给战士思想带来极大的波动，也给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增加了极大负担。来部队的家属，一部分对自己的子弟、丈夫给予了正面鼓励，那都是老根据地的农民；新根据地的亲人，则受小农经济自私自利鼠目寸光意识束缚，无论如何都要把子弟、丈夫劝回家。有的家属还从家里带来了便衣和糊涂的村公所写好的通行证，强迫子弟开小差回家。更有甚者，有的公公婆婆给要去探亲的儿媳定了死任务：你如果不把那浑小子拉回来，你也就别回家了。这些当妻子的为了把丈夫拉回家，就用了临出门时婆婆教的歪招：晚上睡觉时，（部队给每一位有妻子来部队的战士搭建了临时小屋，彝族同志戏称为“恰吧房”）不答应回家，坚决不脱裤子。
部队最初对做家属的工作缺乏经验，只注意了热情接待和在现有物质条件下进行招待，没有去一个个地诊断“症结”从而做细致耐心的说服工作。其实即使诊断准确了，也很难实行。面太大，工作不容易普及；同时当时新解放区的群众没什么政治觉悟，人家只看眼前实利，根本不听你那一套，你说得唇焦舌敝也是白说。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各级领导，一时找不到特别有效的、能立竿见影的方法。其实思想转变本来就是个长期的过程，绝不可能一朝一夕完得成的。
罗荣桓政委蹲点的四十五军结合政治整训，采取侧面进攻的方式，较为有效地把家属探亲的负面影响降低了不少，很快就在全野战军推广开来。四十五军邱会作政委将罗政委的指示概括为两大项：第一，个别问题必须具体解决；一般性的问题，要采取群众教育群众的办法。有的家庭确有很大困难，应采取说服、安慰，同时用公函或派专人去地方实际地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是高级首长谈话，因为那时候解放军的领导，人品素质高、具有父兄情怀，自然形成了一定的威信，深受战士爱戴。整训中凡是采取了这些办法的，对一些思想动**的人都产生了安定的作用。第二，联系实际，层层深入地挖“苦根”，是诉苦教育中提高阶级觉悟最有效的方法。这次针对各种不同的苦难，逐步往深里挖，从造成个人苦难的根，挖到阶级压迫的大根；从地主的剥削，挖到保长与地主的关系，进一步挖到了国民党统治是保障这种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制度，保障这种制度存在的工具就是蒋匪军。要保住分到的田，保住刚刚获得的做人的尊严（亦即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自由平等），不让还乡团卷土重来，只有彻底消灭蒋匪军。这种深挖苦根的方法，一者可以防止把家庭之仇发展成个人报私仇的歧途，同时加深了对蒋介石政权及其军队的仇恨。除了阶级教育之外，荣誉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还必须解决战士家里确实存在的具体问题，否则就会流于单纯的说教主义。
战争年代，听首长做报告，是一种非常荣幸的事情。特别是高级首长，哪怕是跑到一个单位扯开嗓子喊几句鼓励的话，部队情绪马上就会升腾起来。如果再有哪位首长找谁个别聊几句，那可不得了，什么思想包袱也会顿时甩得远远的。当然，对连队的干部战士而言，团领导就是大首长了。那年头随着节节胜利，部队编制十分充足，一个团就有两三千人，可抵国民党部队一个普通旅；四野部队尤其如此，每个军都是四个满员师，五六万人。军首长来讲话，那就更不得了了。四十五军的基层干部战士最喜欢听的就是军政委邱会作下来做报告，大家乐颠颠像过节一样。其实邱会作的报告也没什么特别，主要是生动。有时在大会上骂人；但被骂的人听着也不反感，反倒觉得骂之有理。整训期间，他到了一三三师，给该师排以上干部“训练班”作过一次报告，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无异于给该师干部集体谈了一次话。
他说：“很早就想来给大家讲一讲，因为你们耳朵里有蝗虫！当然，现在可能掏出来一些了；但是，有的人可能还没有掏干净！所以，今天要给你们讲三个问题。”
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军队是革命的**。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讲到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革命军队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他讲得一清二楚，而且充满感染力，让听者动容。他最后说：
“现在蒋介石只剩下一百六十个师了；其中比较强的只有一个桂系的第七军。其实也强不到哪里去，比我们在东北歼灭的新六军、新一军还要弱一点。其余部队都不堪一击。我们南下打他三四个漂亮仗，就能全部收缴蒋介石的老底！”
关于和平问题，他也讲得颇有趣。他一针见血地说：最近为什么蒋介石一天到晚呼吁和平？他的真正目的就是养好了伤再来打我们。我们可没那么傻。我们理解的和平是什么？真正的和平就是像长春郑洞国那样，像北平傅作义那样；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谈的！他又讲到蒋介石濒临灭亡之际，美帝国主义会不会介入战争，也就是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他说，我们中国革命势力的壮大，会决定世界大战的问题；因为苏联老大哥有了强有力支持了嘛。帝国主义就怕这个！所以我们不必担心，不必怕。帝国主义跟蒋介石一样，就像狗，你越怕它，它就越咬你；你如果把眼睛一瞪，尤其手上抄一根棍子，它就不敢来了；如果用棍子狠揍它，它只好逃跑，狗比人还惜命呢！哈哈哈……
第三个是针对干部、战士存在的“活思想”，亦即家乡观念、怕再打仗、追求享受，对此邱会作也讲得不少。他说，有同志向领导提出“回家看看”。这个要求当然不过分。可是，我的同志哥呀，你不想想，你应该“回家看看”，别人难道不应该吗？好家伙，你也回家，我老邱也回家，他也回家，你们全师一万五千人，都回去了；老蒋还有一百多万人马给他留着吗？让他再派部队卷土重来，带着地主还乡团到你们的家乡把分给你们家的田夺回去吗？毛主席的老朋友鲁迅同志说过，要痛打落水狗，不然它跳上岸来一口咬断你的喉咙那就完了。当然，同志们家里如果存在困难，跟组织讲就行了。师政治部、军政治部、兵团政治部，乃至野司政治部，都会全力找当地民主政府交涉解决。一次交涉不成，二次、三次，直到彻底解决。我们还听有同志说怪话，“就想活在胜利这边，不想活在胜利那边”。我知道，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与飞过来的子弹接触；可子弹又不长眼睛呀。这种“小心思”，也可以理解。可是，我的同志哥呀，这又牵涉到一个极大的原则性问题，也就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机问题！特别是党员同志，你在党旗下宣誓，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这话难道只是说给组织听的而不是你的真实动机？如果那样，可就危险了。带着这样的动机走进新中国，你就会干些什么呢？首先，你会以功臣自居，用公家的钱下馆子、进戏院，甚至逛窑子；接下来又会干什么呢？用公家的钱买田置地、开私营工厂办公司，甚至让自己父母做投资老板，自己老婆开个大珠宝店；自己呢，依然坐在台上奢谈革命。喂喂，大家不要笑不要笑，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是说，那时候你当了大反革命还不自知呢。根子就在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呀！如果你参加革命的动机是纯正的，那么在这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为了完成革命的这最后一个行动，把这一腔热血洒了，又有何遗憾？关于少数同志的“小心思”，我还听说有同志总是嫌自己的“官小”。这也牵涉到参加革命的动机问题呀！你跑进革命队伍来是捞乌纱帽的吗？如果是那样，你也会逐渐变成我前边说过的那种人，也就是毛主席说的那种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其实，只要同志们努力为革命做贡献，党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为党的事业奋斗，为革命敢冒矢石，谁就可以挑更重的担子。我们的林总还不是从排长开始，一刀一枪地走过来的吗？关于“小心思”，我还要说一点，不，我想骂人。进天津以后，有同志说，当兵不如当资本家的一条狗，说他亲眼看见驻地旁边一个姓卞的资本家，家里的狗每天都吃大鱼大肉，气派得很。我寻思，你羡慕资本家的狗，还不如一步登天，去当孔二小姐的狗。那更气派呀，人家那狗每天喝牛奶吃美国罐头呢。同志哥唉，你为什么不想想，全中国还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穷人吃糠咽草也还只能维持半饥不饱的生存状态，这些被压榨的阶级兄弟给地主当牛当马，盼星星盼月亮地希望我们快一点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呢？为什么不去关注他们呢？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忘本！同志哥，要不得呀！
邱会作的一通狠骂，使坐在下边有这些思想苗头的人不仅没有想不通，最后还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浑身都通泰了。因为那样一个纯情年代，我们的战士尽管闹点小情绪，但基本政治素质是健康的！
这就是革命年代；这就是常打胜仗、很少打败仗的部队。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影响了整个毛泽东时代。
在这次整训中，军、师、团三级党委均有一份关于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决议文件，对本单位在工作、战斗中所出现的违纪现象以及存在的其他负面现象，进行逐一查纠，层层检讨，层层批评与自我批评，不给缺点留死角，不给问题留有隐瞒过关的缝隙。还是以罗荣桓政委蹲点的四十五军为例吧。
黄永胜军长首先代表四十五军党委进行了自我揭露与反省。黄永胜说，党委，尤其是他本人，曾对反无组织无纪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以对下边疏于指导。罗政委对此进行了多次严厉批评；然后他又对本军存在的问题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认真查纠。在作战指挥方面，“纵队（军）指挥无能，尤其是我本人！在屡次纵队作战的指挥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例如锦州战役，没有完全丢掉游击习气，缺乏通盘的计划，是一种边打边看的指挥方法。结果使我们这个纵队在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中，没有起到更好的作用”。不久前，在天津战役中，居然还发生了一三三师之三九七团、一三四师之四十团作战不协调、违抗命令的现象。一三四师以老部队自居，骄傲自满，从上到下充满“特等野战军”意识，自以为高人一等。对此，我们军领导，特别是我和邱政委，长期给蒙在鼓里，长期麻痹呀！天津战役期间，各师都有怕吃亏的意识，不经批准私自动取了兵团管辖的弹药库，把专门用于打坦克、坚固堡垒的苏制火箭炮弹搬走了两百多枚。这是彻头彻尾的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锦州战役还发生过与兄弟单位争抢缴获物资的现象。林总当时就骂过我，黄永胜，你是土匪还是共产党员？罗政委也很生气，说当心我开除你的党籍。我尽管吓坏了，但却没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所以天津战役又出现过“温和的”同类情况。在军民关系方面，军党委可以受到批评的地方也不少，因为下级发生的问题，追查根子，就应该在上级身上。师一级、团一级都不同程度地有对人民生命不重视的现象，仅天津战役就撞死了四个人、撞伤两人；对地方党委也不尊重，自以为是“中央军”。好家伙，你是国民党吗？
这些自我批评够尖锐的了，军党委的姿态也是够高的了；这样以身作则的引导，各师、各团党委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也就揭露得更具体、反省得更深刻了。
一三三师党委检讨自身作战指挥上的官僚主义时决不护痛，敢于亮伤疤，并自我抽打。“锦州、天津两战，我师都担任了突破任务。师、团两级领导都没到最前沿认真考察地形，以致突破口前进道路选择不适当，未实地精细组织战斗，盲目攻击。遭受失利时，又缺乏顽强精神，没有因势利导寻求办法，没有及时具体帮助下级同志想办法。师领导在执行上级命令时也不坚决，有时借口客观上出现未曾料到的情况，就擅自更改命令，胆大包天啊。例如奉命主攻蓝家屯，借口情况不明，没有执行。还有辽西追歼战，不愿过河，更改路线，迟疑不进，贻误战机。三九七团在天津战役担任突破任务时，团长曹冠民、副政委张连仲贪生怕死，再三反抗师部的攻击命令。这两人后来被刘亚楼参谋长下令执行战场纪律了。师部也并非没有责任，至少是平时没有察觉这两个人的问题，教育不力。执行政策方面，黄永胜军长检讨的擅自动用兵团仓库的苏制火箭弹，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师干的，黄永胜同志在林总、罗政委那里挨骂是代我们受过！去年秋冬战役，我师总共损失群众门板、镐、锹四千一百三十二件。听说后勤部门至今才完成赔偿三千多件；必须在部队南下前全部赔偿完毕。”[1]
一三四师党委检讨“以老部队自居、以主力自居的骄傲自负意识”，“尤其在热河时期发展极为严重。由此导致纪律涣散，干部无组织无纪律地随便结婚；战士也和地方上老百姓女儿谈恋爱，弄得各级领导提心吊胆，生怕出现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2]
一三五师党委在自查自纠中说：“天津战役前，对政策曾有严格要求与明确规定，部队的政策、纪律意识有很大提高，普遍做到缴获归公。例如堆积如山的美国饼干箱，原封不动，饿死也不去拆封；反倒是师、团领导机关发生了违纪现象。例如私自动用兵团仓库炮弹，上报物资数目模糊，未经军部、兵团批准即行分配。最突出的是四〇五团擅自出卖麻袋三千多条。”“锦州战役没有执行打掉北大营西南角堡垒命令。兄弟师突破敌人阵地后没有主动援助，站在一边观战。锦州战役后，四〇四团伤亡较大，产生了泄气疲软情绪，师部表示同情，没有及时进行批评和鼓励，以致到辽西参与攻打廖耀湘兵团时，动作慢，失去了死打硬拼的作风。去年秋后，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检讨；尤其是杨柳青及天津外围战后，严肃纪律，经兵团司令部核准，枪决了畏缩不前、临阵脱逃的副连长王贵民。本师风气在天津战役中当然有所转变；但是还是发生了四〇三团突击营长康文庆执行命令游移，四〇四团对撕宽突破口的命令执行不力，团领导缺乏不顾伤亡死打硬拼的精神。”[3]
黄永胜在一次整训大会上说：“毛主席说过，我们人民军队建军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要从政治上着手建军。这是区别于任何反动军队建军的基本之点。而这次整训又是以整思想为主，这不仅符合我们人民军队建军的特点，也符合我们军队今天的情况……天津解放以后，部队中滋长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和情绪。尽管这不是全部；但确实在一部分同志中出现了，一部分则正在萌芽。说得更明确一点，这种情绪的本质就是政治上的动摇，不愿意响应毛主席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若不能及时克服，不仅对完成今后任务产生严重妨碍，部队还会变质成国民党军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革命部队最终蜕变成腐化堕落的集团、反动军队，这是能够找到例子的；别以为你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就打了保险，你的本质变了，人民照样唾弃你，把你划到国民党军队一边去！”[4]
经过整训，四野这个“东北虎”群体不啻插上了翅膀。他们不久将以更加威猛的雄姿出现在中南战场上。
[1] 《一三三师整训决议》，藏于中央文献档案馆 。
[2] 《一三四师整训决议》，藏于中央文献档案馆 。
[3] 《一三五师整训决议》，藏于中央文献档案馆 。
[4] 《四十五军整训决议》，藏于中央文献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