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参加国大的王耀武是总统就职典礼之后蒋介石接见的第一位前线将领。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山东战场的揪心，对济南防务的牵挂。
蒋介石没有多谈什么题外的废话，直接进入主题。
“佐民[1]，军事检讨会两个月以后就要召开了。到时候希望你准备一个有分量的发言，把山东的剿匪作战，尤其是济南这个战略要隘的防守，一段时期以来的得与失，报告给大家。一者把你的成功之处向全国各战场推广；二者让大家指出你的缺陷，给你出出主意。你觉得如何？对了，关于济南防守，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王耀武在沙发上只坐了半个屁股，两手平放在膝盖上，直挺着上身。听见蒋介石垂询，皱起了眉头，似有为难之色。
蒋介石含笑鼓励道：“不要有什么顾虑，大胆说吧！”
王耀武略踟蹰了一下，说：“济南的方针，校长早已经决定必须固守；学生再来说三道四，恐不相宜吧？”
蒋介石脸上的笑容渐次淡去。他似乎意识到了王耀武要说什么，也许是与自己的决定唱反调。心里一阵不悦。但既已让他不要有什么顾虑，那就且让他说出来听听。
“不要紧，畅所欲言吧。”
王耀武又沉默了一下，迅速捋顺思路。然后看了看蒋介石，鼓了鼓勇气，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校长，我军的重点进攻山东失败以后，粟裕不断兴兵窜扰，学生所指挥的部队伤亡越来越多。从今年三月到现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在胶济铁路上，我第二绥靖区就伤亡了八万多人。由此学生感到我们还没有完全克服处处设防以至兵力分散的弊病。这样是最易为共匪各个击破的！况且，当前济南的军事处境又十分孤立，只靠现有的部队要守住济南是很困难的。所以，学生建议放弃济南，把济南一带的部队撤到兖州及其以南地区，与徐州部队背靠背布防，巩固徐州至兖州的铁路交通，以利尔后的作战。”
“不要再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蒋介石不待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你这个看法是要不得的，没有从全局考虑，只是你一隅之见！我和何部长、顾总长研究了很久，都认为济南必须固守！这个是……有三个理由：其一，济南是山东的首府、华东的战略要隘。济南至徐州的铁路已经修复，军事血脉畅通无阻，为什么要放弃？同时，为了不让华东与华北的匪区连成一片，不让他们控制铁路交通，也必须保有济南。其二，为了不使青岛的美国海军和陈纳德航空队陷于孤立，也必须守住济南。特别是陈纳德航空队，一年多来为剿共戡乱提供了无数次空中支援，从道义上说我们也不应该丢掉济南。其三，情况紧张时，我们有能力为济南解困。为什么要不战而弃呢？济南如果遭到围攻，我会亲自督促强有力部队迅速增援。只要你坚守不退，援军定可及时到达。为了确保济南，必要时我会给你增加部队。不过，打仗主要靠的是士气。欲要鼓励士气，首先是你作主将的不能气馁。你要明白，我们屡战无胜，都在于士气低落啊！你们如果不发奋努力，以后大家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后来，为了让王耀武进一步坚定意志，又叫新任行政院长张群、国防部长何应钦分别召见王耀武，给王输氧打气。
不料张群的“士气”还不如王耀武。谈不到几句就抱怨说：
“总裁———不，总统老是责怪政治配合不上军事；兵源不足、粮食困难也要责怪我们。军队一打就败，地盘不断缩小，这样一来自然兵源就会越发枯竭、粮食也无处征集。这个是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危险得很呢！”
何应钦更是怨气冲天。对王耀武也毫不客气，完全是用冷嘲热讽的口气说话。
“你数一数，抗战胜利后，我们与共产党作战以来，我们的将领给共产党送了多少礼？你王佐民司令官也送了不少嘛！陈辞修曾经夸下海口，保证三个月、六个月就灭掉共军主力！现在打了两年多，不但没有灭掉人家的主力，我们自己倒是被人家吃掉了两百多万！照此下去，不堪设想啊！我对你没什么特别的嘱咐，就只希望你守住济南，不要再向共产党送礼了！”
何应钦说的情况一点不差。战争进行到此时，蒋军的总兵力在急剧减少。据共产党方面的统计，蒋军两年间共损失两百六十四万人。其中被俘一百六十三万人，死伤九十六万人，起义共七万多人。此后算上重新补充的新兵，总兵力从内战初期的四百三十万下降到三百六十五万。其中正规军一百零五个整编师（军），共一百九十八万人；非正规军五十三万人，特种兵、海军、空军共四十五万人；后方一百七十四万人。具体分布为：东北卫立煌集团三十四万人，另有非正规军十万人；华北傅作义集团二十八万四千人，另有非正规军十一万人；西北胡宗南二十六万八千人，另有非正规军五万人；华中白崇禧（候任）集团二十六万七千人，另有非正规军十万人；徐州刘峙集团五十万四千人，另有非正规军二十余万人；山西阎锡山集团正规军共七万人。除上述五大战场之外，在长江上游、大巴山以南、兰州和贺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总兵力约二十三万人，战斗力都较弱。
而共军的情况正好相反。两年来共损失近八十万人（包括五十五万伤兵）。但是，先后有一百一十万翻身农民参军，加上四十五万伤愈归队的官兵，另有八十多万蒋军俘虏自愿参军，总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九十多万发展到两百八十万。其中，野战军四十九个纵队（军），一百六十八个步兵师，五个骑兵师，三个炮兵师，二十个教导团，九个补训团，两个装甲旅，总兵力一百四十九万；地方军区的部队总共一百二十五万。南方各省游击队共四万多人。最近又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刘伯承部出大别山威压中原，虽只有残余人马五万，却有收纳陈谢兵团八万人马的趋势。而且他们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据情报称，毛泽东将大别山和陇海线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都划给了中原局。中原局书记为邓小平，陈毅、邓子恢为副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为副司令员。
这些情况在两月后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都在蒋介石鼓励下坦率地提及。
在蒋介石的同辈而又是他亲信的将领中，除陈诚、顾祝同、刘峙、钱大钧外，最受他眷顾的就是张治中了。张治中在国共对立中是著名的鸽派；在国际关系方面也主张美苏并重，反对向美国一边倒。其理由是若要中共就范，国府必须邀好苏联，由苏联向中共施加压力必会发生奇效。国大召开前他曾请苏联驻华大使罗申[2]到他在南京的家———沈举人巷一号会谈，就中苏关系的改善问题交换意见。这份会谈文件由外交部苏联司司长卜道明担任记录与翻译，整理后送交罗申过目，定名为《罗申、张治中会谈纪要》。这时张治中早就离开了军政部长职，远赴西北担任新疆省政府（迪化）主席兼西北行辕（兰州）主任。回南京参加国大、选举总统期间，就时局问题找了几位故交好友交谈。
张治中后来在他那本厚厚的回忆录里说：“由于内战愈打愈烈，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一切已露出崩溃前的征兆，而蒋也始终拿不出决心来采取果断的措施。在那种低气压的环境下，心情的苦闷真是难以形容！找朋友商量商量吧，谈得来的又太少，可以说只有邵力子一人。上述机密建议[3]在给蒋看之前，我曾先给邵先生看过。”
张治中是把邵力子邀到他的公馆即沈举人巷一号看这份所谓“机密文件”的。邵力子乃“党国元老”，也是鸽派人物。
邵力子看了文件后，不无忧虑地看着张治中，说：
“你在这里面说蒋先生一边倒亲美，这话是不是太重了些？我担心他会生气！”
邵力子劝他修改一下，把一些过于坦率的语言改得婉转一些。他沉默了一会儿，表示考虑考虑。
过了几天，邵力子在国大开会间隙碰到他，低声问道：
“修改了没有？”
“一字没改，就那样呈交他了。”
“啊，你太冲了！他有没有什么反应？”
“没有反感的情况；还表示有兴趣改善对苏关系，说是可以侧面试试！”
邵力子放心了，高兴起来。沉吟了一下，问道：
“假如蒋先生同意派人赴苏，你推荐谁去？”
“最好请孙夫人（宋庆龄）去！假如请不动，只好你去了。孙科要不是近年的反苏态度，倒是合适的。”
而结果所谓对苏谈判也是“无疾而终”。
军事检讨会是一九四八年七月底至八月上旬召开的，历时七天。地点在国防部礼堂。参加者除了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这三个军事首脑之外，各主要战区的主将、陆海空军的一线将领、国防部和参谋总部的厅局主官都到场了。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轮流主持。
八月三日蒋介石在开幕式上的发言，表现出痛心疾首的情绪。他把两年来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战场指挥官的贪腐、贪生怕死、缺乏奉献精神、缺乏指挥才能。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强过共匪十倍、二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远较过去在江西剿匪时有利。但是由于在接收日伪物资的时候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沉溺于酒色中，以致将骄兵惰，纪律败坏，兵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从接收开始的！”他用警告的语气说：“现在共匪的声势日益浩大、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警醒、再不奋起，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一旦共匪控制了中国，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抗战胜利以后，我个人的事业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完全有资格优游林下，过闲适的生活；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过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以后生活无着，没有饭吃。为了你们能有个立足之地、有一碗饭吃，我又才被迫勉强带领大家继续奋斗！不料我军很多将领不争气，军队士气低落，屡战屡败，这使我非常难过！”最后他又慷慨激昂地说：“但是我既然已经负起了责任，我就一定要为本党同志和广大官兵的生存奋斗到底！希望大家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团结起来，发愤图强！”
蒋介石这一番披肝沥胆之辞，感动了与会的不少人。当天下午分组会上讨论时，就有人这样说：
“上午总统讲话，太沉痛了！”
“是呀，我心里又难受又愤激！”
“是呀是呀。不过，”也有人这样说，“话很沉痛，但是说担心大家没饭吃，是不是说得过了，有失体统？”
第二天上午是对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几个较大的战役进行检讨，寻找失败的原因。着重探讨的是胡宗南部刘戡指挥的宜川战役（刘戡阵亡，三万多人被歼）、刘茂恩、李仲辛、区寿年指挥的豫东战役（共九万余人被歼）。与会者都明白胡宗南乃蒋介石亲信中的亲信，所以对他的无能，只轻描淡写地说说就算了；不少人十分反感邱清泉，集中火力炮轰他的骄横跋扈以及当区寿年兵团被围时坐视不救的行为。
这个上午，蒋介石亲自授给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其救出了区兵团的一个师，谓为战功卓著。
然后黄百韬报告帝邱店战斗经过；第五军高吉人军长报告其奉命解榆箱堡之围的经过。
讨论睢杞战役[4]惨败时，直接参与者或间接参与者居然不是吹嘘自己就是开脱自己，并未去反省失败的原因。
上午十一时蒋介石训话，占了一个多小时。最有趣的只有几句话。他拿起面前案上的一本书，不无轻薄地挥了挥，说：
“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至、机警疑忌、严密笃实，如此而已！共产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对付他们。这次我发一本辩证法给你们，希望你们回去认真研究！”
他的秘书当场人手一本发放给大家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唯物辩证法。尽管如此，也没人读得懂。回家后不是束之高阁，就是扔进废纸筐。
下午分小组讨论共军作战方法。
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趾高气扬地发言，大谈其包围不如突破的理论。据说这是他编写的教材，在教坛上贩卖过多次了。
在场者不少与共军较量多年，感觉他全然是纸上谈兵。有人当场指摘他对共军战法一窍不通。共军一般无固定阵线，“打不赢就走”，人家不接受攻击，不接招，走得鬼都没一个，你突破什么呢？对方秉承“打得赢就打”，总是窥准你的弱点，集中数倍优势兵力，疾风暴雨般将你包围，“其势险，其节短”，[5]你还来不及稳住阵脚，人家就已将你解决了。这就是共军的速决歼灭战。这样的闪电行动，你“突破”个球呀。
会议的第三天，国防部长何应钦作军事形势报告。
这是会议期间最紧张的一幕，因为触发了深藏着的蒋介石与何应钦的矛盾。
何应钦报告的头一段是攻击共产党、共军，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对方；第二段指点着悬挂墙上的军用地图介绍各个战场的态势，着意指出国军无处不处于劣势；第三段是用确凿的数字揭示了在场者未必了解的可怕情况，比共产党所公布的数目还多。那是两年来戡乱作战损耗的数字：兵员的阵亡、被俘、失踪总共三百四十六万五千二百一十八人；步枪一百余万支，轻重机枪共七万多挺，山炮、野炮、重炮共一千余门，迫击炮、小炮共一万五千余尊；还有不计其数的坦克、装甲车、汽车、通信器材、多如山积的各种弹药。
何应钦披露这些数字的意图在于，蒋介石三年前完全褫夺了他的兵权，把他驱逐到美国去当中国军事参谋代表团团长，因此军事上的失利应由蒋介石和陈诚去负。局势是他俩搞糟的。言外之意显然是：如果何某人当时还在权力中枢，情况将会完全两样。
何应钦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人说，这个仗实在不能再打下去了；更有人说，陈辞修太可恶了，这个仗就是他极力主张打的！当初他保证三五个月就灭掉共军主力，结果弄得一败涂地，他应该负完全责任；也有人说，党国存亡和美国息息相关，应赶快催促他们出兵。
蒋介石这天并没有到会。
次公子蒋纬国上校始终在会场上，无疑要将全部情况向父亲汇报。
此外蒋介石还特别安排了两名侍从秘书守在会场上，记录每个人的发言、观察会场的大小情况。何应钦报告的内容以及与会人员的情绪，他们在散会后就向蒋介石做了详细禀报。其中一名秘书叫曹圣芬，是宋希濂的湖南同乡，后来在闲聊时把蒋介石的反映聊给了宋希濂。他说：
“我们两个秘书把会场情形、何部长的报告向先生细禀时，先生气得满脸通红，两手撑着腰在屋子里走了许久，嘴里咬牙切齿地咕噜着什么，我猜一定有娘希匹之类的！”
第二天，也就是会议的第四天，蒋介石特意穿上了军服，佩戴他自己发给自己的最高勋章，驰往会场。
进了会场也不向任何人点头招呼，气势汹汹冲上讲台。恶狠狠扫视全场，似乎牙齿还咬得格巴格巴响。看他那神情，大家都担心他也许会骂起娘希匹来。最后终于没有骂出来，毕竟是会场，又当着那么多的人，看来基本的克制能力他还是没有丧失。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开始说话。
“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历经许多的艰苦危难，任何时候都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抗战胜利以后，戡乱剿匪，军事上遭受了诸多挫折，这当然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是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津津乐道于我们损失了多少部队，还是夸耀敌人锐不可当？显然不应该是这些！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狂澜于既倒，去夺取胜利！而不是一味地互相埋怨，什么陈辞修怎样，刘经扶又怎样，甚至蒋中正又怎样。更不应该互相倾轧，什么斩谁谁谁的头以谢天下。胡说八道嘛！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不能丧失信心，处在这样的风雨动**之际，更宜力持镇定，决不宜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至影响士气、影响全局！”
这一席话，有不少是针对何应钦的。而何应钦坐在主席台上，表情漠然，镇定如常。动心忍性的功夫真好。
蒋介石批评别人达一个钟头。最后说：
“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空两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经济方面，我们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政府仍然占有很大的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仍然比共产党强大，完全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盖‘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曾国藩语），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打破广大官兵的‘恐共’心理。”
他接着讲了一段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清廷鹰犬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革命运动的历史，勉励大家同心同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乱，挽救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
会议的第五天和第六天，是与会者登台发言。只要预先向大会秘书处交个条子，说“我要发言”，就会得到安排。据若干与会者后来的回忆录说，这两天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申诉本部队处境的艰难，向国防部要求补充兵员、增加部队、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就是全部内容。
封疆大吏张治中当然不会伸手向何应钦要什么；他的发言另有特点，同样也不让人愉快。他除了讲新疆的情况外，讲了三个让蒋介石十分烦恼的问题。
他回南京途中，路过兰州、西安、武汉，会见过不少军官。这些军官无一例外都认为戡乱作战很艰难，部队上上下下充满了悲观厌战的情绪，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个仗。是呀，师出无名，拿什么来提高士气呢？此其一，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银圆，而物价仍还在逐日飞升。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天减少，离心力一天天加大。若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战场上的颓势是挽回不了的。此其二，其实第三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萎靡不振；许多中下级军官的月饷（都不会发给银圆，一律用纸币支付）不足以维持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军官们利用手中权力和枪杆子干些非法勾当以弥补家庭，实在情有可谅。但这样的军队能进行大型战争吗？
会议进行到第七天，当晚蒋介石把钱卓伦中将叫到官邸。这钱某人是参谋总部总长办公厅主任，这次大会担任的是秘书处处长。大会的重点发言都由他来审核，认为有价值的也由他决定印刷并分发所有的与会者。
蒋介石没叫他坐，把一份印刷品当胸甩给他。叫着他的表字呵斥道：
“企裴，你这个是搞的什么名堂？”
钱卓伦大惊，赶快从地上捡起来。展开一看，原来是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的发言稿。他反复看了几遍，却怎么也没看出问题。抬头困惑地瞧着蒋介石，说：
“部下不明白，请总统明示！”
“你怎么这么蠢呀？你看看上面对共匪是什么称谓？这个是……还有那么多对共匪溢美之词！”
“可、可、可人家盛军长原话就是那样说的呀！”
“你就不可以修改一下吗？什么‘解放军’、什么‘军民一家’，这种字眼居然出现在我们的印刷品上！”
“部下这可是执行总统事先的垂示！”
“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混账‘垂示’？”
“总统说，这次检讨会要提倡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又特别垂示秘书处印发别人的发言稿，不许擅改，要保持原貌！”
蒋介石顿时语塞。记起了确乎有过这样的“垂示”。他狼狈地在屋子里窜了几个来回，只好挥了挥手说：
“你还强词夺理！这个是，你走吧！”
原来盛家兴军长作为前线将领，作为与共军打了多次仗的军官，大会发言时说了不少真话。当然，出发点还是在于寻找戡乱作战对付敌方的办法。他说“解放军注重军民一家，尊重人民利益，在这方面纪律十分严明。由于有人民的帮助，他们对国军的动态洞若观火；此外，战斗力旺盛，具有牺牲精神，战术也灵活巧妙。国军今后要想取胜，必须效法解放军。首先是，千万不要跟地主搅和在一起，因为那会让老百姓把我们看作地主的护院家丁！决不能伙着地主去损害人民利益，要全力以赴地争取民众的同情，这样才不会成为聋子、瞎子；要效法解放军经济公开，严禁公款吃喝，纪律严明，才能提高士气……”
蒋介石还没读完这份发言记录就勃然大怒，骂盛家兴公开为敌人歌功颂德，精神已当了人家的俘虏；又骂大会秘书处，“这种东西，怎么不加研究就印发了？不长脑筋，不负责任！”
[1] 王耀武字佐民 。
[2] 是时罗申尚为苏联使馆武馆 。
[3] 即《罗申、张治中会谈纪要 》。
[4] 中共称“豫东战役 ”。
[5] 《孙子兵法·势篇》云：“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