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四时许，劳春亮踱到覃正侯办公室。笑嘻嘻地邀他一会儿下了班去一个地方，办一件“好事”。
覃正侯问什么“好事”。
劳春亮诡秘一笑，偷偷窥视了坐在不远处的孟淑贤一下。低声说不能提前告知，去了那个地方就知道了。
覃正侯明白劳春亮所谓“好事”不外乎风花雪月与钱财。本不愿奉陪，但他刚进门时与孟淑贤相视一笑的神情、眼风让他心里动了一下，便决定应允了。
平时劳春亮来到这间屋子时，孟淑贤要起立向他问好，毕竟军衔高出了四五级；今天却不是这样了。孟淑贤不仅没起身，连问安的字也不吐一个，两人目光相接时的那种表情只有双方共同在从事什么诡秘之事、默契颇深才会那样。莫非他们有了瓜田李下之事？不，不可能。他随即又否定了自己这种猜测。以劳春亮白白胖胖的外貌与并不高的职级、俗不可耐的境界，孟淑贤不可能轻易委身。那么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有了什么样的默契呢？他觉得奇怪了。难道会是什么机密的公事？劳春亮早已调到总长办公室担任治安科长，负责参谋总部系统的安全保卫。会不会与这项业务有关？
下了班，两人按约定在参谋总部大门外会齐。
覃正侯故意做着无兴无趣的样子，懒懒地瞅着劳春亮，问他究竟有什么事。
劳春亮笑嘻嘻地乜视他一下，向不远处的黄包车招了个手，然后小声说：
“到大集成酒家，叫雅云小姐陪酒！怎么样？”
“我以为什么了不得的大好事！嘿，色鬼，真是色鬼！”覃正侯笑着大摇其头。“不可救药呀！”
劳春亮哈哈大笑。伸手示意登车；他自己也一边抬起腿登上了另一辆黄包车，一边向车夫说：
“大集成酒家！”
进了大集成酒家大门，劳春亮就向迎过来侍候的堂倌说，开个雅云包间。
堂倌谄媚地笑着把他俩请上楼去。
来到标有“雅云三”字样的包间房门前，堂倌轻轻推开门扉，立刻闪至一旁，伸手延请两人入内。
堂倌脸上堆起了抱歉的笑容，说不巧得很，雅云小姐一早就被于右任老院长的车接到汤山温泉去了。
劳春亮听了，愣了一下，满脸失望之色。说，那我们还待在这里干吗，不如去也。
雅云不在，正合覃正侯之意。他陪劳春亮吃饭，是想借机探问别的事情。便笑道：
“既已来之，难道酒没饮、饭没吃就让我走？好没道理！”
“两位爷且请宽座，”堂倌郑重地说。“雅云小姐也快回来了！一回来，小的马上请她来陪二位爷！”
“休得聒噪，快把菜单拿来！”覃正侯说。
两人各点了几样菜。黄酒当然是少不了的。
覃正侯了解这位劳春亮的酒量与酒品。没醉的时候，嘴巴是很紧的，凡涉及他负责的机密事，一个字也不会吐露；大醉的时候，他即便是愿意吐露也吐露不出来了，因为已然醉成了痴呆状态；而当半醉的时候，其身心便进入了极乐世界，其人也从而变成了“快嘴李翠莲”，即使你不愿听，他也会强迫你听，而且搜肠刮肚把自己知道的秘密全部倒出来。覃正侯心里做好了准备，今天就要不动声色地营造这个境界，弄清这厮与孟淑贤究竟有什么猫腻。
当红烧虾圆、葱爆银鱼等热菜取代了苏味香肠、糖醋鱼段等冷盘时，大集成酒家自酿的绍酒“桂花金汤”也消缴了小半坛。
覃正侯明白，这样的量远不足以让劳春亮丧失理智，只能活跃他的说话神经；而这个阶段所说的话都不会涉及机密，把握分寸的能力尚健全存在。为了不让其往风花雪月的范畴绕，也为了让其逐渐靠近应该靠近的话题，覃正侯刻意推动他去谈论时局。
“听说经国先生到上海出任经济督导员去了，你对这事怎么看？”
劳春亮听了，微微笑了。看来这是他十分了解的事，也是他愿意谈论的话题。他喜欢卖弄自己比别人知道得多。他把已经端起的酒杯放下，打开桌上的银灰色金属烟盒，拈出一支烟。吞吐了一番之后，才说：
“首先要纠正你的一个说法！经国先生到上海不仅是经济督导员，还有一个重要职务是反腐倡廉特派员！也就是说，不只是要整顿上海经济乱象，还要收拾上海官场的腐败分子，纠察官商勾结、遏制贪腐之风。”
覃正侯边听他说，也替自己点燃了一支烟。见他说了那么几句之后，就边吞云吐雾边得意地乜视自己，那神情仿佛是说，怎么样，这个情况你小子不知道吧。
“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覃正侯说。
“什么？”
“我问你怎么看这件事？”
“啊，这个很简单呀！我问你，经国先生是谁？当朝太子呀！他出面去整顿经济、反腐败，谁敢设置障碍？吴国桢敢吗？”
覃正侯微微冷笑了一下。吸了一口烟，品味了一番，徐徐吐出烟团。
“怎么？”劳春亮瞅瞅他，诘问到，“难道我说得不对？”
“不是说得对不对，而是此事没你说的那么简单！”
“有什么复杂的，”劳春亮将袅袅香烟暂放在烟缸上，提起筷子夹了一块大虾圆子塞进嘴里，边嚼边含糊地说话。“且说来听听！”
“法不责众，这话你总不会不明白吧？且不说金融乱象、物价飞涨、贪腐横行，其背后有各方面大佬操纵；只说参与其中的人数就足以让有识之士望而却步，绝不敢有小蒋那样的信心！莫说小蒋，就是总统亲自去办，恐也只能望洋兴叹了！现在是无官不贪、无商不奸，大面积的坏掉了，纵然小蒋有胆量惩治几个大佬，也远远解决不了问题；贪腐与金融投机的土壤还在，你总不能永远都抡起锄头除草吧，然则春风吹又生是谁也遏制不了的！更可笑的是企图用几个空洞口号去倡导风气，什么新生活运动、什么三民主义价值观，能有作用吗？”覃正侯用一句古文作结论，“徒增笑耳！”
劳春亮觉得覃正侯所言，似亦不无道理。但其咄咄逼人的语气让他不大服气，抢白道：
“你把天下说得那么黑暗，那你就拿出点可以漂白它的办法如何？”说着就调侃地冷笑了几声。
“总统当年都拿这个贪腐没办法，区区如在下者能有什么办法呢？”
“总统当年……这个，我不明白！”
“怎么会不明白呢！总统指示一批黄埔生组织力行社也叫复兴社而被外间谑称为蓝衣社的事，你怎么忘了？”覃正侯顿了一顿，下意识地瞅了一下雅间虚掩的门，压低声音继续说，“总统就是痛感于国民党腐败了，烂掉了，又无力扭转颓唐局面，这才产生了在党内搞一个健康组织的想法。他老人家是希望这个新的组织来监督党、改造党，并逐渐取代党，让国民党脱胎换骨，恢复最初的革命党性质。不料，这个新组织产生没几年，其成员无一例外也腐败起来！”
劳春亮沉默了一忽儿，把烟头灭在烟灰缸里。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你说得对！我想起来了，复兴社当初的骨干人物贺衷寒、康泽、邓文仪、戴笠、胡宗南、刘建群，后来确实都变得比党内那些老腐败分子还要坏了，一个个都是吃肉不吐骨头的角色，什么雁过拔毛、坐地分赃、侵吞国有资产、倒卖国家资源，简直是无所不为！只有我们参谋总部这些手中无权的小官，才什么机会也没有！”
“说到机会，太子这次奉旨赴沪反腐打黑、治理金融乱象，我斗胆预判决不会成功，而且他所使用的骨干也必然会把这次行动看作是一次发财的机会！”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对于国民政府来说简直是严冬。战场上的败绩不必说了，经济的崩溃呈现近百年来最恶劣的态势。印刷纸币的费用，居然远远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到了夏天，准确地说，七月十九日，二十五万元面额的关金大钞问世了；法币的发行量飞升到国共内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也上涨了三百九十万倍。物价上涨的幅度如此可怕，宣告了关金券、法币的末日到了。
在这样一种灾难下，再大的经济天才去当财政部长也回天乏术，唯有依靠印刷机，把法币像洪水似的泛滥出来，以应对前方战场、政府、民用的急需。其恶果随即产生：一方面冲淡了老百姓手中原有币值的购买力；另一方面更以虚构出来的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把都市的、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以致恶性循环，物价愈益飞涨，币值愈益狂降。
于是，法币成了点火的纸媒，成了补洞的墙纸，成了擦屁股的手纸。都市的大小买卖早已改用黄金、美元计算，银圆重新成了民间的主要货币，农村则干脆以粮食来做一切生意往来的价格标准，有的地区甚至恢复了上古时代的以物易物。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彻底“失去了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1]也就是说，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与其军事态势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
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蒋介石在莫干山频频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进行币制改革。到了八月十三日，有司徒雷登参加的币改会议在庐山召开，推出了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八月十九日宣布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
“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条款很多，摘其要者为：
从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发行纸币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以及东北流通券；限期将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逾期持有黄金、白银、外币者，严惩不贷；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严办；整顿财政、加强经济管制，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
这种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八月二十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来。文曰：“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健，割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蒋介石交给了朝野无人敢掣肘的太子蒋经国，也可见他及其智囊团对此的重视程度，说是并重于剿共戡乱作战亦不为过。
蒋经国的具体任务是推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收兑私人手中的黄金、白银、美钞，整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反腐打黑。企图在上海搞一个成功的样板，向全国推广。蒋介石给予儿子生杀予夺大权，不论多大的人物，都可任由其处置。总之一定要用铁腕纠正乱象，监督币制改革的推行，稳定市场，安定民心，消除民愤，以利前方的戡乱。
为了支持儿子的工作，蒋介石亲自出马，动作频频，威逼上海金融界缴械投降。
九月六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党部“总理扩大纪念周”上说：
“目前……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存于中央银行；并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会拟集合上海所有的行、庄，凑集美金一千万元，卖给（即换取金圆券）中央银行，便算搪塞了事。（由此）可知上海银行领袖对国家、对政府和人民之祸福利害，仍如过去二三十年间，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私利，不知民生的脑筋没改变。在共匪如此猖獗，人民如此痛苦，尤其是前方官兵流血牺牲的时候，政府为要加强戡乱建国的力量，决心实行这一个重大的改革，其成败利钝，实有关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若辈拥有巨量金银外汇，尤其是几家大银行，这样自私自利，藐视法令，罔知大义，真令人痛心。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客观上实无异助长共匪的叛乱。彼等既不爱国家，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故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于本星期三以前令各大商业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届时如其再虚与委蛇，观望延宕，或捏造假账，不据实陈报（到央行），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2]
蒋介石打电话给蒋经国一，要他立即查封浙江第银行。因为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馥荪是当时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凑集美金一千万元搪塞政府的主意就是他想出来的。拿这厮首先开刀，可吓住其他银行。
李馥荪闻讯，惊恐万状，托关系谒见蒋经国缓颊。
蒋经国一阵咆哮，比其老子的态度还要严峻，大有若不就范就在上海滩“搁他一排排睡起”（意为枪毙一批人）的意思。
上海各商业银行果然给吓住了。在九月十日左右都将自己的黄金、白银、美钞、英镑列表上缴中央银行。
至于普通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当然不敢抗拒，都只好服服帖帖地把自己的金银外币奉上，换回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片（金圆券）。
但也有一些人蒋经国是动不了的，例如党国大佬和高级将领。
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谁敢去动呢？吴妻宣称，“经国是我抱大的，他敢不认娘，动我的棺材本，我就用鞭子抽他！”
薛岳富可敌国，黄金、白银很多，居然教人传话给蒋经国，“如果小蒋敢夺我的金子，丢那妈，我就用机关枪扫了他！金圆券，丢那妈，究竟系边个搞的鬼？”
薛岳的话一传开，上海的高级将领眷属都采取了同一态度：拒换金圆券。
蒋经国在上海的另一劲敌是杜月笙。他到上海之初，首先打算收拾的就是这个人。
督导员公署设在外滩的中央银行二楼。蒋经国抵沪的第三天就在这里召开记者招待会。记者们看到他的左边坐着宣铁吾中将，右边坐着王新衡上校，明白这哼哈二将即为这次反腐的左膀右臂了。宣铁吾是淞沪警备司令，王新衡是保密局上海站长。
蒋经国明白，老百姓最痛切的感受、呼吁最烈的是腾飞的物价。要赢得人民支持，首先要在这一点上做出成绩来。他向记者们宣布，这次国民政府和总统派他来，他决心不辱使命，定要坚决镇压奸商，平抑物价，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当场指示宣铁吾在警司内成立一个经济缉查机构，专门负责缉捕奸商。上海的金钞外汇黑市、股票涨落、粮价升降，都是杜月笙家族在操纵。记者们意识到，蒋经国在上海的第一棒看来是要敲在杜月笙头上了。
而小蒋敢不敢敲杜月笙，杜月笙怕不怕小蒋呢？记者们都说，尚须拭目以待。
杜月笙见小蒋来势凶猛，也有点心慌气短。跑去找市长吴国桢，又跑到南京去找张群。这两位大官都安慰他不必担心，照常做他的生意。如果有什么事，经国那里是可以打招呼的。
杜月笙镇定下来。但为防万一，觉得还是要做些准备为宜。他指示儿子杜维屏将中汇银行的大笔港币套汇划出境去。杜维屏是这家银行的总经理。不料此事尚在拟议中就被保密局上海站侦悉了。王新衡以此暗示杜维屏，言外之意是教杜家识相点。而杜家嫌他官卑职小，未予理睬。王新衡便将此事向蒋经国密禀了。这不就是顶风作案吗，蒋经国大为震怒，立刻下令捉拿杜维屏，投入市警察局大牢。
蒋经国的手令尚未传达给捕快们时，王新衡就派人知照了杜月笙。
杜月笙这才明白势头上的小鬼也是得罪不起的。急忙派人给王新衡送去三十根金条，希望继续关照。
王新衡叫对方放心，虽然杜维屏难逃一难，但罪证在他王新衡手中，只要他装聋作哑，事情就会不了了之的。
于是，杜维屏就在自己被捕之前，指挥杜家的中汇、通商两家银行，漏夜赶造账册，化整为零，将大笔港币私套到香港。
杜维屏被“捉将官里去”，是沪上一件大事，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各报用通栏标题报道，老百姓奔走相告。杜月笙威风扫地，惊恐万状，向“党国”高官们求援无果之后曾一度避往香港。
这一番雷厉风行的打击，金钞黑市的确收敛了许多。
蒋经国进一步使出铁腕，强制市场严格按照金圆券实行限价。一切商品的零售价不得超越政府的限价；商店不得转移，不得拒售，必须开门应市。然而，这实在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奸商囤积居奇，隐蔽高价售卖，无孔不入，只靠军警的力量，查不胜查，抄不胜抄。强制性开门营业的商店不甘于低价售卖，便将货物转移藏匿，少量的门市商品顷刻便被抢购一空。不到一个月，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大、中、小资本家和老百姓都遭受损失，怨声载道。这个限价政策只好宣告失败。
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蒋经国、宣铁吾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金钞黑市进行了镇压。其中有名的一件事就是捉拿出名的“杨家将”。这个所谓“杨家将”，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的杨长如、杨长仙、杨长庚。这三人的绰号叫“场外亨鼠”，意思是一伙“大亨”级别的“老鼠”“杨家将”也是间接受控于杜月笙家族，所以捉拿“杨家将”也是对杜月笙的打击。但不到一个月，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特别是在上上（张群、吴国桢）下下（王新衡）关系户的斡旋下，找不到套汇的罪证，蒋经国不得不将杜维屏“交保释放”，随后也只好将“杨家将”释放了。一系列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但对势力不大的罪犯，蒋经国处置起来也是很快的。
保密局系统的戚再玉，在警备司令部担任第六缉查大队的大队长，后台是保密局长毛人凤。这个戚某人仗着毛人凤的宠幸，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是沪上臭名昭著的坏人。宣铁吾早就想收拾他了。抓住他私释大贪污犯徐继庄一事，突然将其捉拿到案。禀报蒋经国之后，由蒋经国下令，将戚枪决。另一个是保密局上海站副站长张亚民。这张亚民借缉查挪威商人金司伯私售金钞的事进行敲诈。案发后，蒋经国下令缉拿枪决。这两件事，在各报连续报道，轰动一时。
而蒋经国与豪门硕鼠的较量，不久以后在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所办“扬子公司”一案发生时才达到**。
[1] 笪移今《从金圆券看经济趋势》，载1948年《观察周刊》四卷十八期 。
[2] 国民党中央党部编辑印行《先总统蒋公总理纪念周言论集》，台北1979年版，第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