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春亮和覃正侯喝完了一坛黄酒，堂倌应召把第二坛送进来放到桌上，熟练地开启封泥。劳春亮问他道：
“雅云小姐回来了吗？”
“回爷的话，回来是肯定要回来的，她走前还订了一小桌酒菜，要陪于老院长吃晚饭呢；就只是时间确定不了！”
劳春亮不高兴。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骂道：
“好你个狗杂种，为什么不早说？于老头子要来跟她吃晚饭，还有我弟兄俩的份吗？”
“他要预先给你说了，你还能坐下来吃这一顿吗？”覃正侯笑扯扯地指点着堂倌数落。“这家伙狡诈得很呢！”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堂倌老练地赔着笑脸，不着边际地道歉，点头哈腰地向外退。
劳春亮要起身去教训他一两个耳光，被覃正侯一把扯住。覃正侯一边呵斥堂倌还不快去催一催红烧蹄筋，一边对劳春亮说：
“不值得，不值得！区区小事，动什么肝火呀？你我兄弟喝酒闲聊，愉快得很嘛，何用什么雅云、俗云一类烂货在这里污了我们的清听呢！”
“但是那厮不该骗我们呀！”
“不管他不管他！说实话，那种烂女人真在这里坐着，我还真没兴趣待下去呢！前方将士流血牺牲，我们有美酒佳肴已属过分，再有个女人在此唱《**》，那才真叫商女不知亡国恨了呢！”
劳春亮讪讪笑道：“我们这算得什么呀，你看东北局势那么艰危，上周我跟随总长飞沈阳，才算开了眼界呢！”
覃正侯夹起一筷堂倌刚送进来的红烧蹄筋塞进嘴里，边嚼边问道：
“怎么啦，看到什么了？”
“由于大军云集沈阳，餐馆酒馆的生意空前火爆，以舞厅作掩护的秦楼楚馆夜夜笙歌不断！这些地方的客人除了从匪区逃出来的大地主，主要就是国军高级军官了！”
覃正侯笑了笑，摇头叹气。互相邀饮一杯黄酒后，覃正侯说：
“老兄刚才说到沈阳，我想起了那天听说总统正在研究东北的危局，商讨对应策略。听没听说这事？”
劳春亮得意地笑了。又慢条斯理点燃一支烟，一吞一吐之后，才说：
“我整天伺候总长，保卫他的安全，能不听个一鳞半爪的吗？想不听也不行的！”说罢又吸起烟来。
覃正侯淡然一笑，既不催促，也不说话。他了解这个白胖子的毛病，喜欢卖弄，每逢这种时候，总要盘马弯弓一番，你越追问他越是这样。对付的办法是不去理睬，做出一副你爱说不说的姿态。
见覃正侯那一副并不是很想听的样子，劳春亮耐不住了，终于像茶馆里的说书人一样开讲了。把覃正侯和大家都了解的前因后果无巨无细地议论了一番。
国军总兵力减少到三百多万人，除了防守各地的准军事部队之外，能机动使用的正规军只有一百九十八万了；而且由于屡战屡败，薪金又低，士气低落至极。五个战略集团，被共军分别牵制于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处于战略割裂状态。蒋总统企图扭转东北、中原、华东的危局，组建了庞大的淮北兵团，贯彻其“守江必守淮”的思考。
此刻共军总兵力增至二百八十万，其中可机动作战的野战军共一百五十万；装备也今非昔比，有了强大的炮兵部队；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支具有理想的部队，消灭剥削、废除私有制乃其近期目标，实现繁荣昌盛的共产主义乃其远景规划。这样的军队注定将无敌于天下。惜乎蒋介石及其幕僚对此都无充分的认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东北“剿总”所属六十万人马，困守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无法形成战略联系。
其中的长春被围困的时间最长，全靠陈纳德美军航空部队空投物资维持补给。陈纳德的大型货机和喷气式战斗机所需航空煤油是很多的，都要在美国援华美元里扣除。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参谋总部四厅厅长蔡文治在报告里透露，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华款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必须以五千万元买汽油，否则国军的重装备就会成为一堆废铁。可见空投费用不菲。长春军民每天所需粮食三百三十吨，而空投能力的极限每天是一百一十吨；至于冬季军民所需取暖燃料，那就毫无办法了。
蒋介石对此非常头痛。
幕僚向他进言，若十月底以前不能向长春空运过冬物资，则必须毅然决定长春守军突围；届时由沈阳出兵接应。
蒋介石考虑良久，做出决定：先电令长春、沈阳，十月份须打通长春至沈阳的交通；若届时共军集结于四平一带，那么国军还须打通沈阳、锦州的交通线。一俟共军向辽西移动，长春守军就取道西丰方向突围。
参谋总部第三厅依据蒋介石的这个指示拟订了东北作战方案，然后再向蒋介石呈报。
三厅拟的计划，原是向清原方向佯动以误导共军主力；蒋介石琢磨再三，改为向辽中佯动，佯作欲打通辽中、沟帮子、锦州这一线公路的姿态，将共军吸引到中长铁路西面去；长春守军乘虚取道西丰、东丰、梅河口（海龙）、清原方向突围。
最后，蒋介石教三厅厅长郭汝瑰携带这个计划飞到沈阳，向卫立煌传达命令。
不料卫立煌坚决反对长春突围。认为突围危险，只要出城，只需两天便会遭到歼灭；而且沈阳方向出兵接应，则沈阳方面也必会乱了阵脚。甚至说：
“沈阳援助长春突围，犹如纵井救人，长春突围部队既不能得救，沈阳也会赔进去。若沈阳、长春皆失，则林彪拥六十万东北共军入关，华北、中原危矣！为今之计，沈阳只能固守自保；至于长春，请政府加强空运，我认为郑洞国是有办法坚守的。”
卫立煌还扳起手指头计算，说沈阳兵工厂已恢复生产（至于六十年后所谓沈阳工业设备全被苏军搬空乃政治谣言而已），一月可产火炮、轻重机枪若干。断言，只要坚持到明年，部队经过休整、充实、训练后，可变劣势为优势，不仅救长春易如反掌，还能全歼东北共军。
卫立煌大言炎炎，郭汝瑰无可奈何。又不便指摘其形同戏言，只好强调政府对长春一城的空投所耗油费几乎占美援经费的一半。耐心解释尽管费用巨大，政府仍每天给长春空投九十吨物资；但根本无法再增加投送量了。现在距降雪只有八十多天了，如果长春城内按照每天消耗六十吨计算，每天最多也就只能储存三十吨，下雪前，也只能储存两千四百吨，决不能支持到明年三月；更何况燃料完全无法解决，长春军民何能度过严冬呢？
卫立煌不做正面回答，坚持说沈、长两地各取守势乃目前最好的策略。
郭汝瑰问卫立煌，怎样代他回禀总统。
卫立煌以大将风度，挥毫草就一行字，托郭汝瑰“代呈总统”。字曰：
“长春应尽最大努力固守以牵制敌军；沈阳部队则力求恢复战力，粮械自给，然后待机歼灭一两个纵队，然后北上解长春之围，进而全歼林彪全军。”
当晚郭汝瑰住在沈阳。趁便去他的陆军大学同窗、新六军军长李涛家拜访。恰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也在。他把卫立煌的主张告诉两位将军。两位听了，唯苦笑摇头而已。好半天，廖耀湘才长叹一声，说：
“沈阳久守不攻，无异于坐以待毙！”
廖耀湘和李涛都认为，沈阳防御圈内安全无事，并非由于国军守势如何强固，而是共军尚无力量进攻之故。
其实，此刻共军正在酝酿辽沈战役，拟先取锦州，暂不打算图沈、长。而廖、李、卫等人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
廖耀湘认为沈阳若能增加两个军，便可采取攻势。因此主张立即打通营口至沈阳的交通，由锦州方面转运两个军，取道营口进入沈阳。
郭汝瑰觉得廖耀湘的想法可取。立即草拟东北作战指导方案，准备连同卫立煌的意见一并呈报蒋介石。
郭汝瑰认同的战略思考如次：
国军应立即打通营口，将锦州方面部队转用于沈阳，形成有力之攻势集团，于冬季来临前，进出于开原、昌图附近地区寻敌作战，以解长春之围。辽西则仅保守葫芦岛、锦西，冀东则保持秦皇岛及其以西交通。秦锦间铁路可先拆除以减少损失。长春方面尽量加强空运，以图度过严冬；可能时，则与北上部队夹击敌军。
郭汝瑰飞回南京，先去见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刘斐，向这两位顶头上司禀报东北将领的不同意见和自己的思考。
顾、刘都认为经郭汝瑰规范过的廖耀湘、李涛主张较为可行。当即指示郭汝瑰详细计算运送八个师的舰船吨位及所需时间。
一切就绪，大家才一起去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同意转用锦州部分兵力于沈阳，并命令根据这一方针拟具详细计划呈交他最后审核。
劳春亮很了解国民党极峰与前线将领在东北战略问题上的争执，能巨细不捐地把它讲出来；他完全不知道的是，共产党方面也有类似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一开始就十分看重东北的地理优势。就像高岗说的那样，它背靠沙发（苏联），无后顾之忧，还能直接得到接济。同时，东北在地理特点上是全中国最具“独立”性的区域。尽管它幅员辽阔，然而与绝大部分国土相连的部位却是一片狭长地带，其最狭窄处只有两百多公里。这个两百多公里地带西北面是崇山峻岭与大沙漠，很难穿越；东面是辽东湾。车辆和人行进较为容易的地段只有锦州及其以北更窄的区域了。控制了锦州，其以北易于人、车通过的地段即在瞰制中。占领了锦州，等于关上了东北大门。所以毛泽东的目光始终盯着锦州。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任由国民党在东北的大军全部撤到关内，将给长江以北的解放军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
当林彪还在指挥“冬季攻势”的时候，毛泽东就在致林、罗、刘的电报中，首次提出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他希望林彪完成了“冬季攻势”之后，应组织大军从松花江附近长驱南进，突然插到足以关闭东北大门的位置———锦州、承德一线，彻底切断蒋军退往华北的通道，然后将其分割歼灭于东北。
基本的军事态势是：林彪节节获胜、完成了“冬季攻势”及其若干后续战斗之后，蒋军的数十万大军被孤立在长春、沈阳、锦州及其卫星城镇内，三个大据点之间的铁路也被彻底切断了。其中，沈阳绝大部分工厂因无原料不得不停产。长春的情况特别严重，物价飞涨，百姓的生活陷于绝境；有饭吃的人数极少，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二十一吃玉米糊、百分之二十三吃榨过的豆饼、百分之十七吃树皮、百分之十九乞讨。经济的崩溃引起骚乱频频发生，长春大学两千多名师生冲破蒋军封锁投奔解放区。锦州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万多市民聚集到一起，将几家粮店抢了个精光。
毛泽东致电林彪和东北局指出，东北决战的时机成熟了；言外之意当然是必须首先封闭东北大门。
林彪收到电报的第三天回电表示，东北局接受命令，逐步将蒋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并尽量吸引关内蒋军出关增援以减轻华北战场压力。“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
但他认为马上封闭东北蒋军退路，条件似未成熟。收到毛泽东这个电报是在占领永吉（吉林市）、四平之前，所以他在回电中又说：“敌主力在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永吉、四平、长春等地敌人以后，以及关内他们的局势更为紧张时，才会开始。永吉、长春之敌未被我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而锦州及其若干卫星城守军较多，战斗力也不弱，我军在该处无主力。故目前在锦州一线没有封闭蒋军的作战条件。
林彪的看法似亦不无道理。卫立煌命令沈、长、锦各地部队据守坚城不出，东野无法以运动战大量歼敌。故作战目标只能从沈、长、锦三城中选一城攻取之。沈阳敌人的兵力、物资相对较丰；锦州附近无解放军主力，须长途奔波；长春已围困较久，最适合的只能是长春了。四月十八日，东北局的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诸公联名致电中央，提出攻打长春的设想，并再次强调了当下攻打锦州“不甚适宜”。
这份长长的电文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悦。
因为他认为，过早攻打长春可能带来一个不利的后果：长春丢失以后，客观上给东北蒋军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促使国民党极峰痛下决心，全面从东北撤退。
但是毛泽东鉴于林彪保证攻取长春“十天半月左右全部结束战斗”，便同意了。毛泽东觉得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以沈阳为中心的数十万蒋军要逃到锦州是来不及的；甚至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东野即可旋师直插锦州。
同时毛泽东仍然在电报中指出东北局在此前的电报中就夺取锦州以“封闭蒋军”退路所提出的困难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电文说：“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别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山海关至锦州一段）之困难……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
围攻长春的主将是萧劲光。
林彪命他用两个纵队从东西南三面试攻长春。首先夺取西郊大房身机场，待蒋军出援时趁机歼灭，并冲进城去。
然而直至守备机场的蒋军暂编五十六师的一个团被全歼、该师防守西城门至机场一线的两个团也死伤过半，郑洞国也没有派兵出援；先后出外抢粮的两个师分别遭到东野包围，郑洞国怕出援会引起共军趁机涌入，也照旧按兵不动。
此时如果强攻，东野面对坚城之内的守军，无疑会付出重大代价才能获胜。
而如此获胜的必要性又有多大呢？不能封闭蒋军的退路，反倒会促使他们下决心退到关内。付出了重大代价难道就是为了这个令人失望的后果吗？林彪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了。
五月二十九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同意他“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趁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口之线”；或者“主力仍留长春、沈阳间加强整训，以一部进行围困长春，待攻城训练和准备更成熟时和敌人困难更增加时，再行攻城。”
长春一时打不下来，然则何时再打，或者何时移兵用于别处，林彪这份电报都没有把战争中最要命的东西即时间确定，居然要消极地去等待敌军的变化。这便存在着可能丢失本已握在手里的战争主动权，即兵书上所扼腕而叹的太阿倒持；如果由于这种消极等待而让国民党得以从容改变部署，那么关门打狗的设想便会落空，不仅东北的战局将陷入被动，全国的态势也必将受到影响。
毛泽东更为不悦了。六月一日，他以军委名义致电林、罗、刘，质问道：
“你们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八天作战我军伤亡多少？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是否已和六十军[1]接触，该军战斗力如何？部队攻坚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法？八天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炸方法？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即遇到困难时由连队指挥员在火线上召集战士们开会想办法研究攻克敌阵的策略？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你们指挥所在何处？是否已召集纵、师干部开会，详细检讨经验？最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沈阳方面反应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
这份长电（此处仅为节录）显然流露了毛泽东对东野司令部的不满，甚至流露了对执行指挥萧劲光的能力的疑惑，质问到了具体战斗的细枝末节。
当天，林、罗、刘紧急研究。统一了认识之后，晚上复电军委，回答了所有的质问；同时再次强调了攻取长春的困难：
“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则我攻城兵力与敌守城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使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也绝对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战斗中逐屋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结束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
“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何时能攻占长春）。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
毛泽东十分抱怨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固执地要求首攻长春，战前准备如此粗疏，这不像林彪的风格。难道当初他是受了某些行事粗枝大叶的前线将领的误导？但他为什么不去穷个究竟再确定自己的主张呢？归根结底责任在林彪。但他没有追究这一切，却向他们出起主意来。他致电林、罗、刘说：
“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几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至八个纵队打援，是否可能？以下两种打法是否可行：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你们弹药方面是否够经得起一次性大消耗？”
林、罗、刘复电称，目前“正式攻取长春无把握”、一旦久攻不下，“将来带着失败情绪去执行围困沈阳、锦州、天津、北平的任务，是不利的。”认为东野前些时候考虑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热河、冀东作战，也是“不宜采取的方案”，因为如果是时长春守敌“在沈阳接应下退到沈阳”，则我军必“两头失利”。而“对长春采取较长时间的围城打援”，待敌彻底兵疲师老之后总攻，“这一行动除多费几个月的时间之外，没有其他坏处，且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对于毛泽东一再强调的尽快封闭东北大门，林彪坚持认为“只有在长春之敌歼灭之后，东北到热河的铁路公路尽可能向前延伸后”“东野主力南下才较为有利”。
毛泽东回电称，既然你们坚持首先攻占长春，那么就不能再游移了，一定要上下都坚定信心。但是，“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的时间内”，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锦州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铁路运输工作。”
毛泽东一向不愿勉强前线将领去作其不能充分理解的事。但他在同意东野围困长春的方案时，惋叹封闭东北大门的方案不得不暂时作罢。
而过了两个月，长春守敌尽管越来越困难，但并未出现崩溃的迹象；若发动攻击，郑洞国仍能组织相当顽强的固守。沈阳守敌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增援长春从而给予东野以战机。林彪的期待落空了。
由于攻打长春的战机尚未出现，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的领导们不得不又开会研究行动问题。大军久屯坚城之下总不是办法呀。
七月二十日他们致电毛泽东，表示东野主力还是“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
二十二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林、罗、刘：“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此前）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诉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情况，看到其种种有利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
然而，林彪在电报中提到的南下作战目标是锦西、兴城、义县、绥中、山海关等北宁线上的几座小城，与毛泽东关于封闭东北大门的设想依然相距甚远。
毛泽东仍希望借助循循善诱，推动东北的战友们再跨一大步。三十日致电林彪说：“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是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消灭范汉杰集团……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兵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境地。”
林彪八月一日回电说：“锦州经常驻有七个师兵力，城市工事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分，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冬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来增援的。”
尽管如此，南下攻取北宁线上的几座小城，林彪毕竟已列入计划，马上要付诸行动了。而且这几座小城若夺取到手，可对锦州形成半包围态势。这对毛泽东的不悦稍许有一点消解。但他似乎未能完全放心，焦急地等待着林彪南下的信息。他是担心林彪会不会又变卦！
毛泽东并非杞忧，他的担心来自对林彪的充分了解。“这个娃娃”（毛泽东语）是他识拔于初级指挥员群体，一手培养起来的。林彪打仗精于计算，总是千方百计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战果，从来不干斩获一万自损八千的买卖。毛泽东对他的这一作风了如指掌。而目前的东野已近七十万大军，没有必要受制于这种斤斤计较的盘算，应不计损失迅速封闭东北大门，全歼东北蒋军。这不仅可改变全国态势，更可在此后的战争中极大地减少包括东野在内的全国各战场的伤亡；更重要的是加速全国解放的进程，使全国的老百姓早日脱离苦海。他反复提醒林彪及其东北同僚要着眼于算这种大账。
果然，林彪又变卦了。
十一日林、罗、刘致电中央，解释南下作战遭遇了大难题，即“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公路。而今年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来所未有，铁路、公路冲毁甚多，近日来形势更猛。原来估计（八月十五日）左右可修好的铁路、公路、桥梁，以现在的形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所以“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据说毛泽东读罢这份电报，在他的办公室大发雷霆。甚至叫周恩来给东北局发电报，命林彪到军委与他调换职务，他到东北指挥作战。在周恩来劝解下，半个小时才平静下来。
毛泽东亲自代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电文的指摘之意溢于言表：
“……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你们一字不提。现据来电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真正）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放在杨成武是否出动上面。[2]……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收到毛泽东的这份口气严厉的电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相视无语。他们明白这次真的把主席惹火了。沉默了半晌，罗荣桓看着林彪，说：
“主席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看来我们因为太看重周全，难免对作战条件的要求失之过苛，把困难情况也放大了！”
“林总，以目前情况看，”刘亚楼用试探的目光望着林彪，“大军一边南下，一边同时解决道路、后勤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办得到的！”
林彪瞅了瞅罗、刘两人，明白都改变了态度。沉吟了一下，对罗荣桓说：
“政委再征求一下高岗他们的意见吧？”
“好，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把主席的态度……也讲一下！”
罗荣桓会意地笑了一下，点点头。
南下作战的决心终于下了。
但是，在具体作战计划上，林彪仍然极为小心谨慎。九月三日，林、罗、刘致电军委，称：“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
这份电报表明，南下作战确定了；但仍不马上打最艰难的一仗———攻锦州。而只是一方面致力于夺取附近的卫星城，寄希望于范汉杰将锦州守军派一部分去救援，届时围歼之。或者“待歼”沈阳来援之敌、长春守军突围时出现战机。也就是说，仍未下定决心不计代价地打下锦州以彻底封闭东北大门。
毛泽东无奈，只好同意了他们的部署。因为毕竟听到了林彪推动东北大门的吱嘎声了。但还是强调了要尽快将门扉彻底关上。电文说：“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行动，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毛泽东的这一预测，后来的事实证明具有惊人的准确性。
但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林、罗、刘，指示他们重新考虑作战计划，立足点为：置长春、沈阳的蒋军于不顾，确立攻取锦州的决心，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六十万人马）全部就地歼灭。”
这已不是商榷，而是命令。
林、罗、刘立刻忙活起来。一旦下了决心，尽管这个决心是中央逼他们下的，他们也不自觉地进入了亢奋状态。
九月七日，东北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高岗组织和调动了五十多万支前民工，跟随东野南下大军乘上火车，浩浩****驰往锦州方向。在距前线不远的地方，部队和民工都得下车步行。民工从火车上将支前物资卸到数千辆胶轮大马车上，继续往前赶路。这些物资的总数为：七千多万斤粮食，一万一千多顿油料，一千多万发子弹，十五万枚手榴弹，二十万发炮弹，五万斤炸药，一百多万套棉衣、棉裤、棉帽、棉鞋，以及一百多所前线医院用的医疗器材。每一列火车都是夜间开行，白天空车返回，等到夜晚继续运载部队、民工和医务人员（其中有一百多位苏联骨伤科专家）南下。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富春负责运输、军工部长何长工负责从北满调集军火、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负责调度车辆、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李聚奎负责物资供应。这一切的总指挥是高岗。
林、罗、刘致电中央，称十二日于锦州、义县间打响第一枪。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是这样说的：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东北野战军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这个序幕拉开的信号是北宁线上的第一枪。
[1] 密谋起义的蒋军部队 。
[2] 此前中央应林彪要求，指示华北军区派兵作牵制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