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蔣臨水
我叫連恰。
2006年我十九歲，在複讀高三。臨近高考的時候，我爸爸在工地工作的時候遇到事故，被從高處脫落的鋼筋砸傷了。事情全都是因為包工頭的不當指揮而起，工人們每天高強度作業，疲憊施工，爸爸也是因為夜裏太困了走神才沒能及時避開。但包工頭不僅一口推卸責任拒絕賠償，還反過來汙蔑爸爸是為了碰瓷才故意受傷，再怎麽樣也是自食惡果，結果隻支付了爸爸上月未支的工資。
爸爸這一倒下，我和媽媽的主心骨就斷了，手術需要一大筆錢，我家不富裕，親戚幫不上忙，我和媽媽四處求告無門，幾乎要向那個黑心的包工頭下跪。那人麵對周圍人的指指點點，無奈隻好扶起我們假裝應承，之後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醫生告訴我和媽媽，再不手術的話爸爸可能會有生命危險，我眼睜睜看著爸爸在病**飽受折磨卻無能為力，哭得眼睛腫到無法視物。
去年冬天爸爸工作的工廠倒閉了，他和媽媽雙雙下崗，眼看我就要讀大學，情急之下爸爸聽朋友的話加入了現在的施工隊。一切都是我的錯，盡管爸媽沒有怪我的意思，但我還是難過得要命。
或許是上帝聽到了我的禱告，一揮手便派來個救星，五月將要結束的那個傍晚，一個叫白楓的律師找上門來，說可以替我們打官司。
白律師看上去不到三十歲，衣著筆挺，樣貌出色，說話沉穩且井井有條，他很快便為我們把其中利害整理清晰。待媽媽穩定情緒之後，他遞上紙巾讓她擦眼淚，承諾一定要狠狠咬那個黑心的包工頭一口。媽媽和我對視半天，方才因為神誌不清沒法思考，這會兒才想起來問：“你為什麽幫我們？”
白楓溫和地笑，說得大義凜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唄。”
我很擔心：“可我們付不起律師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