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在等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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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掉一段感情的过程,大约和戒烟差不多。如果从想戒的那一天起便再也不去碰触,说戒可能也就真的戒了,但如果中间有了反复,那这个过程就会变得艰辛十倍。

林慕时于我而言就是如此,在和他失去联系的那段时间里,我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念过他。理智可以把我们分开,可以让我在被他问到是不是还喜欢他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说出拒绝的话,但是却不能阻止我想念他。

我依旧继续着我之前的生活,但是在电影散场后、在午夜梦回时、在朋友酒局之后,那种因为挂念一个人而生出的孤独感无形之中被无限放大。

我知道,对阿拉善之行,我是不后悔的,也是后悔的。

周五的时候柳静叫我吃晚饭,说是还有丁仲谋。我正好下班没事,也不想太早回家,就答应了下来。

等晚上到了吃饭的地方,才发现除了丁仲谋,还有个我不认识的男人。经丁仲谋一介绍,知道他叫刘杉,D大毕业的,现在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曾经和林慕时一起去库尔勒支教了一年。

我这才明白过来,柳静今天为什么要叫我来。

看得出刘杉和丁仲谋关系不错,但是应该不常见到,两人从彼此近况一直聊到读书时候的事,除此之外就是万年不变的房价和股票。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偶尔插上两句,意兴阑珊。

柳静大约是看出来了,嚷着让刘杉讲在库尔勒的事情。

但刘杉对这个话题兴致不高,只说了几句。

“我当初去支教纯属是怕考不上研,你也知道我们学校有个规定——去支教一年,回来直接可以保研,我就是冲着这个名额去的。”

柳静问:“支教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吗?也有名额限制?”

“那是当然了,要不然岂不是个人就能保研了?所以你别看支教辛苦,每年这名额大家都是挤破头抢的,尤其是我们那届,竞争特别激烈。”

“为什么?”我问。

“本来一年就那么几个名额,我们那届多了个林慕时,就相当于少了个名额。”说着,刘杉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向丁仲谋,“你那兄弟我真是没话说了,稳稳地保研,系里的导师随他选,库尔勒又不是什么好地方,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到头来还是放弃了回北京读研。”

“谁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丁仲谋笑了笑,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不过你们去支教到底是什么样?给我们讲讲呗。”

刘杉点了支烟,漫不经心地吸了一口,笑着看我和柳静:“你们之前不是去义演了吗,还问我?”

柳静说:“我们没去库尔勒,再说台上下来也没什么机会接触他们师生,还真不知道平时什么样。”

刘杉想了想说:“其实现在库尔勒大部分地方都发展得挺不错的,但是几年前还有不少地方穷着,我们去的那地方又是最穷的一个县。从北京过去的第一天晚上,看那环境我就在想,改革开放都这么久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想象不到还有这么穷的地方,还有这么多人在温饱线上挣扎……偏偏人穷还喜欢生孩子,那么多孩子能养得活就不错了,就别提什么小孩教育了,那里的孩子辍学是常有的事情。”

丁仲谋挑眉:“老林的学生有辍学的吗?他能不管?”

刘杉笑:“你也知道,他不可能不管。举个例子吧,他们班上有个成绩还不错的女孩,在他去的第二个月就要辍学了。林慕时为此家访好多次。最初女孩家里说没钱供她读书,他就出钱让那女孩继续读。虽然说学杂费、书本费没几个钱吧,但是我们那时候的补助也才几百块。好不容易说好了,那女孩回来上学了,结果没几天又说要照顾弟弟,还是没办法继续读书。他弟弟当时才五岁,不够上小学的年纪,那女孩来上学,家里就她那个生病的妈在照顾她弟弟。林慕时又大费周章地找校领导把她弟弟也弄进学校,当然学费还是他出。因为这事儿家访了几次,林慕时又看到她妈病得可怜,还特意带她妈去市里大医院看了几次病,后来也时不时地接济他们家,总算是让那女孩读完了小学。”

刘杉讲完,众人沉默了一会儿,还是丁仲谋先开了个玩笑打破沉默:“完了,那小姑娘肯定觉得他们林老师更帅了。”

柳静白他一眼:“没个正经。”

刘杉笑了笑说:“可不是嘛,我们一起去支教的那个女生还因此爱慕林慕时很久。”

丁仲谋说:“你就没学学他?”

刘杉摇头:“起初看他那过分热情的样儿,其实我是有点不屑的。大城市来的嘛,没见过这种情况,哪像我们农村出来的,什么没见过?我原本猜他这热乎劲也坚持不了多久,等时间长了应该也就习惯了,毕竟他一个人能帮得了几个孩子?”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一声。

丁仲谋也对刘杉说:“那你可太不了解他了。”

刘杉点头:“是啊,所以后来啊,我发现他还真不是做做样子的。至少在我在的那一年里,他是一直如此,倾其所有。我听说他家境不错的,但那一年他过得特别节俭,比当地一些条件稍好点的还不如。我记得他以前是抽烟的吧,在那种环境下愣是戒了。”

刘杉本来刚抽完一根烟,说到这里又摸出一根,在烟盒上敲了敲说:“至少能戒烟的人,都不简单。”

抽烟的人,都知道戒烟难。林慕时能为了他的学生戒烟,我却不能为了他的学生将他戒掉。

最后刘杉感慨道:“以前我总觉得人和人都差不多,只有见过之后才知道,还是有差距的。”

刘杉说完这句话后,大家都沉默了下来。我想到我从阿拉善回来前林慕时问我的那句话,想必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问出来的吧,可是我却给了他那样的回答,他应该是失望了吧。

回去的路上,柳静劝我:“林师兄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女孩子还是找个知冷知热的人过小日子吧,反正你们也见了一面,总算是对当年的事情有个交代了,以后还是向前看吧。”

窗外街灯林立,霓虹闪烁,是北京城繁华的夜色。可是生活在哪儿,日子过得清贫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对于有些人来说或许是,但是对我而言,明天在哪儿还不一定,有钱没钱就更不重要了,最重要的还是陪伴在身边的那个人吧。

这样辗转想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爬起来写了辞职信,然后估摸着团长在的时间,去了团里。

可团长看到我的辞职信后死活不肯收,打听我是不是有了更好的去处,听说我并没有跳槽的计划,就问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您之前要把您表弟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说我有喜欢的人,您还记得吗?”

“记得啊,但这和你留在团里有什么冲突吗?”

“上次去阿拉善见过的那位林老师,您记得吗?”

“记得是记得……”

我接着说:“我喜欢的那个人就是他,他人在阿拉善,我怎么能留在北京?”

团长吃惊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把辞职信递到她的手里:“您这儿要是没问题,我这几天就办手续去了。”

她低头看了看手上的东西,无奈一笑说:“既然是这样,我也不好再强留你了,但是你看现在团里正缺人,吴书记他们又临时加了几场演出,要不你就当帮帮我,把剩下这几场演完,总没问题吧?”

我想了想,林慕时能为那些学生做到那种程度,我因为义演的事情晚几天去找他,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这一次团里要去的地方是陇西。我在出发前把家里的东西打包好,能送回我妈那儿的都先送了过去,留下一小部分日常要用的,等着下次回来一起送过去。

处理好在北京的一切,我跟着团里踏上了去陇西的火车。

陇西差不多是甘肃最穷的地方,但那里也是我们最后的两场义演地点。有了之前的经验,我们对这地方的情况也早有心理准备了。尤其是柳静,不管这次遇到什么情况,她都表现得无比淡定。我还打趣她怎么突然转了性,她却说是上次听了林慕时的事,再看这些也就不觉得怎么样了。

在陇西的演出只有两场,也因为随行的领导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在当地待了三天就返回北京了。回来时是坐飞机,先从陇西到天水,再从天水飞回北京。但是因为航班延误,飞机在首都机场着陆时已经是午夜时分。等我拖着行李箱到家门口时,就差不多一点半了。

为了离团里近点,我住的地方在一个老式小区里。小区里都是2000年左右建成的六层板楼,没有电梯,走廊里的感应灯也大多是坏的。

我拖着行李箱上楼,边走边伸手到口袋里翻找出一串钥匙。钥匙有四五把,我借着昏暗的月光分辨哪个是家门钥匙。然而就在这时,本就很差的光线突然消失了。我抬头一看,旁边的楼梯上竟然坐着一个人,见我出现,他站了起来,正好挡住了窗外投进来的月光。

此时这里怎么会有个男人?电光石火之间,我的脑子里闪过很多念头,这个人是色狼,入室抢劫的,还是纯属路过?

然而就在这时,却听那人说:“是我。”

一天的疲惫,还有刚才的紧张、害怕,在听到这句“是我”后,都化成了一声难以形容的呜咽。

“怎么是你?”

“你不是问我离得开那里吗?我想过了,那里没有我还会有别人,但我,不能没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