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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湘赣省委与中央联系的唯一的一架电台，被炸了，从此失去了中央的直接领导。在饥饿、疾病和敌人的残酷“扫**”，“清剿”下，军区红军各独立团的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而且部队之间相互失去了联系，最为不幸的是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也牺牲了，等突出重围转移到攸县、莲花、萍乡边界时，省委机关和警卫人员总共还不到五十人；部队也被打得所剩无几，人员最多的红三团也不足半个连，加上省委书记陈洪时的叛变，情况就更加危急。
这时，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联络四十多名游击队干部，在莲花县棋盘山召开会议，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为今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谭余保用低沉的声音说：“同志们，革命到了最最关键的时期，我们同中央联络的唯一的一部电台也损失了……前些日子，我们派人到赣南寻找项英、陈毅同志，可路上遭到敌人包围，派出的所有同志全部壮烈牺牲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与了中央的直接联系，我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今后，一切就都得靠自己了……更为不幸的是我们的司令员彭辉明同志也牺牲了，一大批意志薄弱者变节脱党，有的甚至成了可耻的叛徒，在这个会上不得不痛心地通报这些名字……他们是省委书记陈洪时、保卫局长刘发云……我们五个团的团长和政委有战死沙场英雄牺牲的，有积劳成疾被饥饿和病魔夺走性命的，也有意志不紧叛变投敌，现在剩下的只有五团团长曾开福，三团的政委刘培善……”
会场的气氛显得很压抑，许多人悄悄地抹开了眼泪。
这时，刘培善站了起来，说：“谭主席，我觉得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大浪淘沙，经过这严酷的斗争考验，淘汰了那些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败类和意志薄弱者，我们的队伍更纯洁了，斗志更为坚定。”
“对，大家别看我们现在的人少，可留下来的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真金！”段焕竞也站起来说。
大家都点了点头，会场的气氛又缓和了一点。
谭余保扫视了两个茶陵老乡一眼，心里宽慰了许多，便抓住这个机会继续说：“是的，越是困难越能磨砺一个人的意志！我们千万不能被眼下的困难吓倒，部队打散了，我们可以重新收拢起来；根据地丢失了，我们可以重新建立恢复。大革命失败时，我们不是没有一兵一卒吗……后来不是也发展了这么多的红军，建了这么大的根据地！大不了我们重新来一回嘛！”
“对！我们没什么可怕的，再垒个炉灶，一样蒸饭炒菜！”刘培善大声地喊了一句。
“刘培善同志说得对，我们就要有这种顽强的革命意志！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永新一团的六个同志。这六个同志都是普通的战士，只一个人是班长；可他们的革命意志比我们有些高级干部要坚强得多。他们在永新黄冈战斗中被打散以后，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位班长就率领着自己的战士，在象形北面的山上埋伏了一个多月，打听部队消息。当他们打听到省委已经转移到武功山后，又冒着千难万险，找遍了大半个武功山区，却没有找到我们……于是又转向西北经莲花找到湖南的攸县地区。他们白天在森林隐蔽，夜间走山道赶路，饥食林间野草，渴饮山中清泉，露宿山林，走了一个多月，才找到了我们。我见到他们时，他们一个个衣服破得几乎不能遮体，头发也老长了，完全像传说中的野人。这些钢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哼一声的人，见了我却流了泪。那位班长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谭主席，可找到你们啦！这些日子我们就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组织！没有党，我们就活不下去!因此，我们下决心，死也要找到党，要跟白狗子斗到底!’”谭余保说到这，激动地站了起来，“同志们，我们有这样坚强的战士，还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呢？现在这位英雄的班长也来到了我们的会场，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同志的到来！”
“啪啪啪——”会场响起了最为热烈的掌声。
一个朴素的战士，走了进来，先向谭余保敬了一个礼；然后，再转过身，向大伙敬了一个礼。
“啪啪啪——”会场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好！你请留下来，作为列席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谭余保指了指，剩下的唯一一条凳子，那位班长便坐了下来。
接下来便开始讨论，刘培善首先发言说：“我们应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为什么能胜利，第五次反‘围剿’至所有以失败，是因为我们背离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我们不能再同敌人硬拼啦，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要秘密发动群众，作长期坚持斗争的准备……”
“一石激起千层浪”，刘培善话头一起，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就是，毛主席指挥我们总是争取主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集中兵力打薄弱之敌。自从来了李德这个洋和尚，就念歪经，总是命令我们去打大城市，后来又是堡垒对堡垒，硬是我们的家底给拼光了。”段焕竞也放了一炮。
谭余保说：“现在这个洋和尚走了，我们的电台也丢了，这就坏事变好事了……我们就按毛主席教我们的打法打，也就没什么顾忌了……不过，眼下的最大困境是陈洪时的叛变，这家伙掌握的机密太多了……”
刘培善说：“谭主席说得对，这些叛徒比疯狗还要可恶。他们不仅向敌人供述了我们所有的情况，而且带着白军，到处搜捕我们。叛徒们把何键、熊式辉和他们自己写的劝降信，放在墙上反动标语或布告的后面，说什么‘红军主力已被消灭了，苏区已不存在了’，‘欢迎你来当团长、旅长’，并以‘娇妻美妾’……这些无耻滥调虽然不值一驳，却也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谭余保接过话茬说：“我们要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反动摇、反叛变斗争，纯洁和巩固组织，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继续坚持斗争。同志们呀，湘赣苏区是在毛主席亲自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竖在这里的红旗决不会倒下！尽管我们处境危险，我们不仅要与凶狠的敌人作斗争，还要战胜严寒、饥饿和疾病。但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像这位老班长一样最最顽强的战士，有苏区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因此，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打败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啪啪啪——”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议当即作出决定：撤销原湘赣省委、省苏政府和湘赣军区，成立临时省委，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为副书记，谭余保、曾开福、王用济、谭汤池、周杰、段焕竞、朱水生、刘培善、龙珍、颜福生、陈珍媛等为常委，确定王用济兼任少共省委书记，谭汤池为省委组织部长，周杰为省委宣传部长，陈永辉为省委秘书长，陈珍媛兼任妇运书记，颜福生兼任肃反委员会主任；成立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曾开福兼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段焕竟任游击司令部参谋长，朱水生任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后由刘培善担任。
新的临时省委共11人，其中茶陵县就有谭余保、曾开福、谭汤池、段焕竞、刘培善、颜福生、陈珍媛（女）7人，被史书上称为“茶陵班”。这是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谭余保搞“一言堂”、“裙带风”。
这年7月，棋盘山会议后，谭余保勇扛大旗，带领湘赣两省的革命武装，以武功山为依托，建立游击根据地，隐蔽分散，保存实力，开展群众性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派人外出寻找失散人员，恢复和建立党和各级地方组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揭露叛徒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开展群众性的反叛徒斗争。为此，谭余保亲自主笔写了一份《告群众书》，向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公告，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红军游击队依然在顽强的战斗，革命是必然要胜利的。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持斗争，直至最后胜利的那一天！
随后，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将已联系上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整编，组成了三个游击大队和一个教导队，对其活动区域和任务作了重新部署。即原湘东南大队改编为第 2大队，在茶攸莲一带活动，以发展武装力量为主要任务；独立 5团 3营和独立 4团剩下的 30余人，编为第 3大队，在攸醴萍地区活动，以筹款为主要任务；省委挺进队和莲安萍游击队一部编为第 4大队，由刘培善任大队长兼政委，主要担负作战和开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此外，还组建了一个教导队随省委行动。
与此同时，谭余保还派谭汤池、段焕竞等去萍宜安地区寻找失散人员，扩大武装力量。他们俩先后在永新、安福、萍乡、分宜等地找到了一部分失散的人枪，充实到各大队；然后又在一些边远地区先后组建了地方游击队，如莲永游击队、攸莲游击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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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时叛变后，国民党“清剿”部队声称，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已被“肃清”，其主力便先后撤离边界。但为时不久，国民党湘赣两省政府发现红军游击队并没有被消灭，便又急令两省保安处长在茶陵召开了湘赣边“清剿”工作会议，成立了以湖南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肖训为指挥官的“清剿”指挥部，再一次对湘赣边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清剿”。
一时间，湘赣边界各地的保安团队，层层设防，构筑碉堡；派叛徒、密探进山，搜寻游击队踪迹，一经发现便倾巢出动，进行封山、搜山。
游击队在谭余保的直接指挥下，改变过去的活动规律和联络办法，规定了一整套行军宿营纪律，并不时制造假情报，让叛徒扑空。游击队还化整为零，深入各地配合地下党组织，秘密发动群众，严惩叛徒密探，打击其嚣张气焰。他们白天隐蔽，夜间出击，声乐击西，避实击虚，采取伏击或诱敌出来进行围歼；有时乘敌不备，远道奔袭。在战术上，红军游击队以小分队的形式，分散活动，避免与强大之敌正面接触，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给予打击，或设计除掉叛徒、密探，消灭敌人耳目。
谭余保先是派出女英雄李发姑智擒敌探罗根元，将其一枪击毙，旗开得胜。随后不久，段焕竞带领游击队小分队，在莲花县门塘村烧毁“铲共义勇队”碉堡一座，击毙其队长贺长发。可谁也料想不到，这时，省委宣传部长周杰在陈洪时等叛徒的引诱下投敌叛变，带着莲花县保安团，将仅有 40余人的省委机关和教导队，围困于茶攸莲边界的柑子山一条狭长的山沟中。
周杰疯狂地叫嚣着：“兄弟们，冲吧，抓住谭余保，赏大洋 5000元！”
谭余保当即下达命令：“撤！”然后，利用大茅山作掩护，巧施调虎离山计，指挥省委机关和教导队与敌周旋，好不容易才跳出敌包围圈，安然脱险……
周杰的叛变来得太突然了，给新的临时省委几乎造成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为此省委警卫班的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
谭余保立即痛下决心：“一定要铲除这个可耻的叛徒！”
不久，一套完整的惩叛计划出台了。为扰乱叛徒注意力，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先是命令活动在永新县境内的游击队轮番出击，调动敌人，让省委机关的完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然后，巧施苦肉计，让地下党员黄金榜潜入敌人的碉堡，收集情报。最后一招最狠，叫“借刀杀人”。
谭余保故意将自己的烟管丢在麂子岭，那些搜山的士兵捡到后，交给周杰。
周杰顿时眉开眼笑，说：“这烟管，谭余保是从不离身的，说明他被国军追得无处藏身啦！”
于是，这家伙便带领碉堡里的敌人，倾巢而出向麂子岭猛扑而来。
谭余保命令游击队在半路上早已埋伏好，专等敌人往口袋里钻。待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后，一声令下，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把这股敌人全部消灭了。然后，趁势夺取了敌人的碉堡。
当战士们要击毙周杰时，谭余保把枪管拔开了说：“让他跑吧！跑到哪里也是个死，他的主子决不会让他活过今夜！”
果然，周杰跑到了莲花县城，被他的主子朱维汉和保安团长贺诗樵狠狠地打了一顿。周杰有口难辩，朱维汉和保安团长贺诗樵怀疑他是共产党派出的奸细，投降是假，卧底传递情报才是真。于是，便将这个可耻的叛变，拖到坪里，牢牢地捆在大树上，浇上煤油，再把他的头用一团蜡包住，在头顶上安了一根灯芯，点起了天灯。
就这样，这盏“蜡灯”，点了一天一夜，这具罪恶的尸首才化为灰烬……
在这期间，刘培善带领的第四游击大队，在潞江打了一个漂亮的袭击战。潞江位于江西永新县城西面，距县城 22公里，系永新花陵公路必经之地。
1935年10月，刘培善带领活动在永新县铁镜山的第 4大队和永新县游击队，得悉宁冈县保安大队 100余人前来永新县增援“清剿”，于是决定在其必须经过的潞江地区实施袭击。
刘培善经过周密部署，趁保安大队刚进入潞江的当天黄昏，出其不意予以突然袭击，毙其指挥官及队员 20余人，取得了出击潞江的第一个胜利。接着，游击队又冒雨夜袭潞江“铲共义勇队”驻地，击毙队长盛孝生；随后又攻入永新县的达屋，活捉当地民团团长尹茂官，摧毁敌人在这带修筑的碉堡。这一系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嚣张气焰，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1936年 1月，在谭余保的主持下，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将从各地寻找回来的失散游击队员，组建了新编第 4大队，将原来的第 4大队改为第 1大队，同时对第 2、3大队进行了调整充实。接着又召开了省委会议，调整了委员们的分工。会上，他号召红军游击队指战员要迅速改变斗争策略。
他说：“我们首先要从战略上来进行大调整。第一，我们要加紧兵运工作，分化瓦解敌人。我们必须争取在群众的掩护下，尽量让更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内部去，把工作做到敌人的堡垒碉堡里去……对于那些分散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小型碉堡内的乡丁，民团，则以宣传教育和争取工作为主。第二，对地主豪绅的政策，变‘肉体上打击’为‘经济上惩罚和精神上感化’。我们要反复向战士们讲明白，抓住地主豪绅后，应该反复向他们讲明政策，晓以利害，告诉这些人，只要他们不再鱼肉乡里，就不伤害他们。这样我们就扩大了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减少树敌面。第三，在赤白交界的地方，建立‘白皮红心’据点。国民党现在正在推行保甲制度，我们要趁这个机会，钻他们的空子。我们要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选派一些优秀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各级党组织选要选派一些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去当保长、甲长，表面上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为共产党办事，即以合法身份掩护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第四，要改造好，或收编那些散居在各地的土匪。对于这些土匪，只要不与红军的游击队为敌，就积极进行争取教育。早一段时间，我们就在九陇山地区成功改造收编了一支 40多人的土匪武装，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这次会开得很成功。会后，由司令员曾开福率领一支小分队，到茶陵八团的龙头铁矿，抓获茶陵县大土豪周纪勋。
周纪勋被带到山上后，谭余保亲自为其松绑，以礼待之，促使迫使其交出医药、军用品、银元等价值万余元的钱物，解决了游击队的给养。
周纪勋感谢谭余保的礼遇，并表示愿意继续为红军效劳。
莲花县垄上有一座敌碉堡，就在临时省委驻地附近，当地党组织通过宣传党的政策，做教育争取工作，使碉堡里的“铲共义勇队”逐步消除与红军游击队的敌对情绪。从开始和游击队达成默契，互不侵犯，进一步发展到为红军游击队传递情报，代购物资。这些人明里替国民党军站岗，实际上为游击队放哨。当这些行动被国民党莲花县政府发觉后，“义勇队”根据临时省委的安排，毅然决定就地举行起义，加入了游击队。
与此同时，谭余保指示中共攸县 3区区委书记曾茂林和少共区委书记曾祥林，利用当地政府选任甲长之机，分别当了皮家南源保第一甲长和第二甲长。他们为游击队筹办禁购物资，发动群众抗租抗粮，以合法身份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掩护同志，发展组织，还秘密处决了南源“铲共义勇队”小队长陈瑞昌。这类两面政权，在莲花、安福等地还有很多，为配合红军游击队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5月，刘培善遵照临时省委的指示，带领第1大队一举摧毁了安福严台、烟竹等地的碉堡，建立了安福罗家屋游击根据地。第 2、3大队分别在莲花县棋盘山、安福县谷源山、牛路和永新县的铁镜山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此后，游击队以这些根据地为依托，开始逐步渗透到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封锁线以内，经常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一些中心据点和乡公所。
1936年 6月 23日夜，湘赣游击司令部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率第 1、4大队、自安福县罗家屋的车田出发，经该县烟竹、严台和分宜县的大岗山等地，夜行 36公里，拂晓前赶到油田。这里距吉安县城约 45公里，是该县北面的交通咽喉，由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一个中队扼守。游击队赶到之后，趁守敌酣睡之际，将敌区公所、碉堡、岗楼分割包围。随后一声令下，红军游击队迅猛发起攻击，首先摸掉敌岗哨，烧毁了岗楼、碉堡，冲进了区公所。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全歼守敌一个中队。返回途中，游击队又化装成保安团，在安福县的陂头村，一枪未发，即巧俘当地地主武装一个分队。
不久，段焕竞带领30多个游击队战士，在江西安福县的坪桥与敌300多人遭遇，却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打了一个漂亮的遭遇仗。
坪桥，位于安福县城以南约 15公里处，是该县南、北乡往来必经之路。当时，北乡一带的山区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南乡则是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巢穴。
那天晚上，湘赣游击司令部参谋长段焕竞带领第 3大队 30余人，从安福县七都山出发，经连村、新背，过芦水河，到南乡的下路筹款。完成任务后天已渐亮，不便返回驻地，只好隐蔽在坪桥附近的谷源山上，待天黑后再返回根据地。谁知这一行动被安福县的保安团侦察到了，便打算去坪桥设伏。第二天晚上，当夜幕降临，游击队撤至坪桥时，恰与前来设伏的保安团 300人遭遇。
段焕竞当即下达命令：“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必须趁对方立足未稳，来个先发制人，打他个措手不及！”
游击队利用夜黑掩护，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敌人根本就不知道游击队是虚张声势，一时间，只听见到处在打枪，四处在吹号。就这样300多敌人，被30多名英雄无畏的红军战士吓退了，一个个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随后，谭余保在安福县的三江村召集游击司令部大队长以上的干部开会。会上讨论决定，将原来的湘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湘赣红色独立团，由段焕竟任团长，刘培善任政治委员。原来的 4个大队分别改称为连。
部队改编后，临时省委即由深山区迁至罗家屋游击根据地。为了配合边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谭余保向活动在永新铁镜山一带的红色独立团第 3连，下达作战命令：“趁元宵节闹龙灯的机会，袭击永新县里田区公所，彻底铲除这颗长在边区心窝的毒瘤！”紧接着，又和段焕竞、刘培善一道制订了奔袭洲湖镇的方案。
洲湖镇，是江西安福县城西南面的一个重镇，距离县城 26公里。该镇敌人布防森严，筑有坚固的碉堡和炮楼，镇上设有区公所，由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一个中队驻守。
这个据点就像一颗毒钉，嵌在安福、吉安、莲花、永新游击根据地中间，严重妨碍了红军游击队活动，是发展、扩大游击根据地的一大障碍。一天，湘赣红色独立团，获悉国民党安福县长朱孟珍正在该镇“巡视”、“督剿”的情报。谭余保和团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商量了一下，决定对该镇予以突袭，拔掉这颗毒钉。于是从部队中挑选出 100余人，组成了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在团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的率领下，先天晚上由安福七都山的章庄出发，经杨梅山，渡芦水河，穿过大同坑、诸村桥，一夜冒雨奔驰 40公里。第二天凌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进洲湖镇。随即兵分两路，刘培善率一部分战士围住保安中队岗楼；段焕竞亲自率领突击队直捣区公所。霎时间，整个洲湖镇枪声、拼杀声四起，敌人吓得晕头转向，四处逃窜，不到一小时便结束战斗。游击队共缴获长枪 30余支，短枪 10支，机枪 2挺，子弹数箱，击毙敌中队长欧**，活捉并当场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县长朱孟珍，红军游击队却无一伤亡。
洲湖一仗，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安福县政府急电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惊呼：“千余共匪，进攻安福，县长殉难！”
就这样，自棋盘山会议后，由于谭余保主持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的正确领导，和段焕竞、刘培善、谭汤池等省委的密切配合，红军游击队在军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使游击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至 1937年 10月，红军游击队又在湘赣边十多个县，恢复和建立了包括明月山、棋盘山、杨梅山、五里山、大平山、九陇山、铁镜山等地在内的大小十余块游击根据地；使革命的红旗永远在湘赣边界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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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山地处湘赣边界茶陵、攸县、莲花三县交界，是省委所在地武功山的中心区域。因此，临时省委便作出决定，把原中共茶攸莲县委升格为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由吴金莲任书记，易湘苏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秘书长分别由茶陵人尹德光和谭财生担任。不久，吴金莲积劳成疾，又缺医少药，不幸病故；中心县委书记便由谭汤池担任。
谭汤池，1908年生，茶陵县秩堂乡毗塘村人。1929年参加革命，历任乡苏维埃工会干事、区职工联合会常委、茶陵纺织厂支部书记、茶陵县苏维埃粮食部部长、工会委员长、茶陵县政治保卫局局长、湘赣省省委常委、湘赣省政治保卫局长、红五团政委、省委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莲安萍特委书记等职务。
谭汤池担任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以后，遵照谭余保和省委的指示，在党团组织濒临瘫痪的状态下，迅速派出骨干力量，很快就将组织活动恢复起来，使那快要熄灭的星星之火又重新燃烧起来。
县委带领一班人，深入敌后，刺探情报，配合部队行动；替群众办事，为部队筹措给养。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先后在攸县和莲花分别各自建立了两个区委。茶陵由于敌情严峻，虽然没有成立区委；却在大英田、小英田、竹咀壳、卧龙、白水龙、九渡冲等地成立了党支部。
然而，就在湘赣边界和茶陵县东北部游击根据地得到恢复、发展之时，湘南和茶陵西南边界的游击斗争连连受挫。
湘南游击区，属于蔡会文同志领导的湘粤赣三省边界游击根据地的一部分。湘粤赣游击根据地在蔡会文的领导下，不断巩固和发展，结果引起了湘粤赣三省敌人的极大恐慌。敌人调集三个正规师，纠集游击根据地周边十几个县的反动地主武装，总兵力达三四万人，以东边山为主要目标，对仅数百人的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进行大规模军事“清剿”。还在纵横几百里的游击区内，实行歹毒的“三光”政策，到处纵火烧山，洗劫村寨，强迫群众移民并村，企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敌人的这一诡计果真收到“成效”，红军游击队的给养极度困难，战士们长年露宿，几天见不到一粒米，全靠野果野菜充饥。
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投敌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如：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湘赣省军区红独立四团团长李宗保……龚楚、李宗保这伙叛徒投降后，像疯狗一样，带领敌人不时突袭游击队……这些家伙熟悉游击队活动规律，故而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面临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蔡会文镇定自如，他一方面将部队分成若干小分队，走下山深入群众，秘密发展党组织，取得群众对游击战争的支持；另一方面他组织对干部战士进行革命气节和革命信念教育，他经常深入到各个小分队的驻地，找干部战士谈心。
他以自己成长过程为例，教育大家说：“我是地主出身，不搞革命，完全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为什么要钻进深山吃苦？就是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我要为它的实现奋斗终生。现在革命并没有失败，而只是处于低潮，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不能悲观失望，更不能动摇叛变！”
1936年初春，在与粤敌的遭遇战中，部队被打散，蔡会文身边只剩下8名战士。望着又累又饿、极度疲劳的战士，蔡会文安排中队干部陈钧亮下山买粮。谁知陈钧亮一下山就被捕叛变，并带着敌人包围了部队驻地。听到枪声，蔡会文一跃而起，指挥战士们突围。激战中，蔡会文身负重伤，不幸被俘。
敌人寻来一张竹椅，要把蔡会文抬回去请功。
蔡会文一苏醒，就挣扎着要从竹椅中跳出来，破口大骂叛徒和敌人。叛徒陈钧亮恼羞成怒，竟抽出一把马刀，残忍地割断了蔡会文的脖子，顿时，鲜血和草汁从蔡会文的咽喉里一齐喷出……就这样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蔡会文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时才年仅28岁……
茶陵西南边界的斗争就是在这样艰难残酷的环境中渡过的……
茶陵苏区全部沦陷后，县委书记李运田、军事部长刘委，将茶陵苏区的失职干部和流落在江西的难民中的青壮年，组编了一支难民游击队留在江西永新配合湘赣军区行动。其余全部人员和警卫营全部向湘南地区转移，途中被反动派包围，大部分被打散了，只剩下40几个人，20多条枪。退到溪江边境的栗垅里，与湘南白区工作委员会会合后，才慢慢恢复一点元气。
不久，组建了中共茶安酃永边区委员会。然而，作为这一特殊时期的高层领导边委书记的李运田，面对不利形势，没能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制定出新的方针政策，因而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的力量。
边委自1934年9月成立以来，四处奔波，到处“吊羊”，劳民伤财。他们先是发兵在山口墟杀了劣绅古家蒙，在永兴惩治了豪绅李任绅、许满集；然后，劳师远遁，跑到安仁的福星、关王和酃县的白鹤仙去攻打敌人的碉堡。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全然不顾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只是一个劲地和敌人硬拼。结果，过早地暴露了游击队的实力，正中敌人下怀。
李运田出身贫苦家庭，没读过什么书，工作热情不错；但缺少理论修养和高层次领导工作经验，没有战略眼光，一遇到复杂情况就没有主意和办法。他是由基层工作干部一步步提升过来的，虽然做过一段时间的县委书记和省委委员，但那是在省委的直接领导和密切关怀下，开展工作的；一旦离开省委，自己独当一面，就感到力不从心，束手无策。
敌人重兵一进剿，边区游击队就连连失利。第一区（茶陵区）虽然也打了几次胜仗，但怎么也摆脱不了被动的局面。不久，区委书记杨柳新在浣溪溅子里被敌人团团围住了，最后兵败被俘。边区的几个主要领导便由急躁冒进变得灰心丧气，既而悲观失望，意志动摇。
此时，李运田不是积极的想办法，而是陷入悲观的泥淖里不能自拔，便伙同区委常委会刘巍等携带公款逃跑了，做了一个可耻的叛徒。
李运田脱党后，陈美连挺身而出，担任边区区委书记。
陈美连，1900年生，茶陵县湖口镇压塘头村人。1926年参加革命，先后任赤卫军事务长、游击队班长、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大队政委。1934年9月，红六军团西征后，为了坚强湘赣与湘南地区的联系，成立了中共茶安酃永边区委员会，由李运田任书记，陈美连担任边区委员会常委兼白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陈美连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他出身贫苦农家，13岁便开始跟随父亲往返于茶陵至广东的路上挑盐，练就了一副晓行夜宿、跋山涉水的铁脚板，相传他跑步，能够赛过猎狗。参加革命后，又练成了一手百步穿杨的好枪法。当地的豪绅和反动武装一提到“陈美连”，就“谈虎色变”，故悬赏1000块银元要他的头颅。然而，他总是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反动派见抓不到他，就向他的亲人开刀。自1926年投身革命队伍起，陈美连一家先后有包括他母亲、妻子、弟弟在内几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因为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着这样的血海深仇，所以斗争最坚决。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陈美连虽然斗争性强，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由于被仇恨迷住了心窍，致使他遇到紧急情况很难理智细致地分析，故而显得有勇无谋。尤其是处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感情用事，无端猜忌，会给革命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因此，游击队在他的带领下，尽管也打了不少胜仗，但也伤害了不少自己的同志，严重地挫伤同志们的革命积极性，甚至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给革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