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岁到十四岁期间，每天应景做皇帝，到养心殿摆摆样子，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他还要抽出半天时间，到弘德殿读书。同治从小没有得到严父的教育，母后皇太后与圣母皇太后都没有文化，不得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们常在重华宫潄芳斋办事、传膳、听戏，没有给同治以文化的熏陶。同治贪玩，不爱读书，“见书即怕”，不好学习，没有长进。他的师傅教他学习看奏折，但他“精神极散”；听讲奏折，也极不用心。他的伴读奕详、奕询，本意在陪同读书、互相激励、彼此切磋，实际上往往代其受过，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在课堂上，“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实在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同治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折奏未能读”，连“在内背《大学》皆不能熟”。
同治皇帝就其个人来说，出生在帝王之家，享受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独尊荣光，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没有兄弟竞争便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这是他人生的喜剧。但是，同治也有人生的悲剧——他短暂的不足二十年人生，就有六大不幸：幼年丧父是为第一大不幸！童年担当社稷重任而不能享受正常童真快乐是为第二大不幸！同圣母皇太后关系不好是为第三大不幸！婚姻不如意是为第四大不幸！无子无女是为第五大不幸！十九岁便早亡是为第六大不幸！
生不同衾死同穴
同治死后，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急召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孚郡王、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治、载澂、公奕谟，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内务府大臣英桂、崇纶、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直弘德殿徐桐、翁同龢、王庆祺，南书房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张家骧入，奉懿旨，以醇亲王之子载湉——既是同治的堂弟，又是同治的姨表弟，入继文宗（咸丰帝），为嗣皇帝。
虽然此次会议是以两宫太后的名义召开，但其实是慈禧的主持。清廷迅速立咸丰的侄子——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幼帝，年号为光绪。就这样，在慈禧的**威下，同治的皇后没有了当太后的资格。
就在慈禧决定兄终弟及，立同治的堂弟载湉为光绪皇帝之后，崇绮曾试探地请示慈禧：如何安置同治的皇后？
从慈禧的嘴里只蹦出两个字：“殉葬！”
慈禧的话惊得崇绮目瞪口呆，但他也只能照办。他送给阿鲁特氏一个空食盒，暗示女儿绝食而死。
关于慈禧为什么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最后将她逼上绝路，还有其他一些说法。
有人说因为皇后阿鲁特是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端华是咸丰帝临死时任命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中的主要成员之一，是慈禧的死对头，后被朝廷赐死。慈禧因而迁恨皇后阿鲁特。
还有人说，慈禧闻知皇后阿鲁特怀了孕，怕生了皇子，立为嗣，皇后阿鲁特就成了皇太后，自己就不能垂帘听政了。
还有人说，慈禧怕皇后阿鲁特把自己违背同治帝遗诏立皇子的秘密揭发出来，故将她置于死地。
面对着父亲送来的空食盒，皇后阿鲁特当然悟出父亲的意思，也非常明白这就是慈禧的懿旨，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死，无论她愿意还是不愿意……就连父亲也来催她上路了。同治的遗诏消失了，帝师李鸿藻出卖了同治皇帝和皇后，慈安太后更不会为同治皇后而得罪慈禧。皇后阿鲁特并不是贪生怕死，但在同治去世后她才发现了自己已怀孕。同治从生天花到去世一共是一个月零五天，而这时皇后阿鲁特完全没有发觉自己怀孕；虽然这时已经立了光绪，但她还是想把同治惟一的骨肉生下来，万一是个阿哥，大行皇帝也就有后嗣了；虽然慈禧已经给她断了御膳，但对于处在呕吐恶心状态的皇后阿鲁特来说，她倒也无所谓，她相信太后一旦知道自己怀上同治的骨肉，起码也会让她活着把孩子生下来。
但阿鲁特氏想错了，慈禧对于惟一的儿子留下的遗腹子，也同样绝情到了极点，正因为皇后阿鲁特怀有身孕，慈禧恐其生男孩，将来缵(zuǎn)承大统，自己不能垂帘听政，故逼其死。也就是殉葬，而且也是残酷的生殉。
就这样，皇后阿鲁特渴望孕育新生命，在努力活下去的时候，她的身体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只要给她正常的生命条件，一个新生命就将如期而至，但慈禧依然不许给皇后阿鲁特进御膳，就要把皇后阿鲁特活活饿死！
光绪元年即１８７５年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同治去世后的７５天，饱经磨难的年轻皇后阿鲁特才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怨恨之气，带着未出世的孩子走了。漫长的七十五天煎熬和折磨，皇后阿鲁特的身孕越发明显，当她永远地闭上眼时，她的小腹完全显现出那个未出世的孩子，无言地告诉世人，这一切是多么的罪恶！《清代名人传略·载淳传》中对阿鲁特氏之死有如下一段评述：“根据许多记载，皇后当时正怀有身孕，假如是个男孩，她当然会成为太后——摄政的皇太后无疑要防止此事发生……人们谈论起来都对孝钦（即慈禧）极为不满……”
是的，在慈禧的心目中，权力永远比亲情更重要。
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十二月五日，同治帝英年早逝。14天后，两宫皇太后发出懿旨：“皇后作配大行皇帝，懋著坤仪，著封为嘉顺皇后。”
光绪元年即公元1875年二月二十日寅刻，皇后阿鲁特“遽尔崩逝”，死于储秀宫，年仅22岁，距同治帝死仅75天。
皇后阿鲁特为什么要自杀，其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是靠山已无，生路邈茫。同治皇帝是阿鲁特氏惟一的靠山和希望。在同治帝活着的时候，尚备受慈禧的虐待和凌辱，同治帝死了，靠山也就倒了，生活的希望破灭了。
二是处境尴尬。同治帝死后，按常理，慈禧太后应该为同治立嗣，但慈禧不为他立嗣，却立同治帝的堂弟载湉（也是慈禧外甥）为嗣皇帝，承继咸丰帝为子，这样一来，皇太后是慈禧而不是阿鲁特氏。这就将阿鲁特氏置于处境尴尬的皇嫂之位，既不是皇太后，又失去了原来中宫皇后拥有的权力和尊贵地位。她在同治死后没有顺理成章的变成皇太后，而载湉今后长大后又要有新的皇后，那她被夹在中间又算什么呢？阿鲁特氏的地位将更为尴尬，这是有清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角色，这在客观上把阿鲁特氏推向了绝路。是的，既然她在宫中没有任何名分，那她也唯有一死了。
皇后阿鲁特死后被封为“嘉顺皇后”。谥号：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既然她已经不能对慈禧的垂帘听政构成任何威胁，慈禧也以赏赐一点点哀荣来让自己的良心不至于太难堪。
慈禧专门为已故的同治皇后下了两道懿旨，用来表彰她的嘉德懿行。懿旨当中措辞恳切，大有为自己的儿媳选择殉葬而伤怀。也许只有地下的“嘉顺皇后”最清楚，她的婆婆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这个谨守妇德的皇后阿鲁特若不是卷进了同治的立嗣风波，或许不至于被逼死。但是，即使她能够活下来，也绝对斗不过擅长权术的慈禧，虽然她是满腹经纶的状元之女。
皇后阿鲁特死后与同治皇帝合葬于惠陵地宫。在生前，他们的共枕而眠总是受到太后的干扰，如今在另一个世界总可以享受同穴而眠的恬静了。
阿鲁特氏死亡当天，两宫皇太后谕内阁：“嘉顺皇后于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宫，淑慎柔嘉，壸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遽于本日寅刻崩逝，哀痛实深。”这是清廷官方公布的死因，但说得含糊不清，难以让人信服。
慈禧立光绪为嗣及皇后阿鲁特之死，在政坛上所引起的惟一一点波澜就是吴可读的尸谏。担任吏部主事的吴可读没有进言的权力，他虽然可以通过高级官员把自己的奏折转呈上去，但由于奏折内容是指责两宫皇太后（实际主要是指慈禧）搞兄终弟及、未给同治立嗣之事，话题太敏感，很难找到愿意为他承担风险的人，于是他决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慈禧等人的不满，以此要求慈禧把光绪将来的第一个儿子作为同治的子嗣……只有吴可读之死，才算是给死寂的政坛投了一颗小小的石子，但所掀起的浪花旋即消失。
自杀方式
皇后阿鲁特年仅22岁，平时也没有什么病，怎么会突然死去呢？很显然不是正常死亡。关于她是怎么死的，在当时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四种说法：
第一，吞金而死。这种说法比较广泛，影响较大。
第二，绝食而死。《李鸿藻先生年谱》载：“其后之崩，盖绝食也。”《清代纪事年表》、《庸盦笔记》等也持这种说法。
第三，吞鸦片而死。《清室外纪》持这种说法。
第四，服毒药而死。《德宗承统私纪》如此记载。
无论哪种死法，均属于自杀。同治死后，皇后阿鲁特大恸大悲，不思饮食，吞金自杀，但她获救了，她太年轻的生命重新活了下来。
据说在皇后阿鲁特自杀之前，她的父亲崇绮进宫去看望她。见女儿整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眼睛都哭肿了，于是上奏慈禧，请示应该如何办。慈禧见折后，酷地回答说：“既然皇后如此悲痛，那就随大行皇帝去罢！”
一般说来，皇帝死了，尚未入葬，称大行皇帝。
慈禧的意思就是让她随夫殉死。
这时正巧女儿写来了一张字条，征询她现在应该怎么办，崇绮便在字条上批了一个“死”字。未几，阿鲁特氏便死了。
西方的说法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尽管大清国竭力给国民和世界营造一个印象：大清国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但在这大好形势下，西方人似乎并不领情。1月31日，这两家大报的头版上就同样刊登了一则短消息：“传言说，因皇位继承问题，北京已经爆**乱。”
有关红墙内阴谋的种种揣测，在西方蔓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年43岁的恭亲王奕訢，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
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England and China）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三亿多的庞大人口（英德当时的一些地理学家甚至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4.5亿到五亿），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2.8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smallpox）和种痘（vaccination）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
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沾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即**，致使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传言慈禧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到皇后的寝宫，但他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
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敢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性病。
恭亲王被攻击，则因为正是他儿子充当了皇帝寻花问柳的伙伴和向导。而恭亲王又以从儿子那里逼问得来的实情，作为向皇帝进谏规劝的砝码，导致君臣关系紧张，双方关系搞僵，恭亲王不久被同治皇帝以“无人臣礼”为由，予以“双开”（取消亲王爵位、撤去一切职务），此举立即引发轩然大波。
同治皇帝终于倒下了。在他病重无法办公的时候，任命了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代行批答奏章，李鸿藻很谨慎，只敢批示“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废话。一周后，在亲王们的请求下，同治皇帝同意，除了汉文奏章让李鸿藻代批外，恭亲王代批满文奏章。
慈禧太后则召集军机和御前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大意就是皇帝如今都无法亲自批阅文件，要大家想想办法。恭亲王带头表示，自然还是要请太后出来掌舵。慈禧指示“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
次日，同治在病榻前召见恭亲王，亲自交办该事，“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并叮嘱恭亲王“照常好生办事”，“语简而厉”。随后，就发布上谕，由太后批阅裁定折件，恭亲王到手才5天的文件审批权，就又消失了。
比文件审批权更重要的，当然是接班人的问题。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的是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是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段子，其实连野史都称不上，其来自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纪》（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而这本出版于1910年、畅销世界数十年的“历史巨著”，已经被无可争辩地确定为“伪书”——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而已。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藻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将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这亲生骨肉、少年天子。
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自己寻花问柳的哥们儿、恭亲王之子载澂。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说法之四，则是从下一辈的“溥”字辈选择，这一辈居长的是当时6岁的溥伦（后出任农工商大臣，拥护共和），但溥伦的父亲载治却是从远房过继给隐志郡王奕纬（道光长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长兄，早夭）的，不是近支亲室，血统不纯。这种说法，同样源自于《慈禧外纪》而被广为转载，也极不可靠。
尽管以上说法的来源都相当不靠谱，但也大致列举了当时可能的接班人选。从各方面衡量下来，载湉（光绪）作为接班人的确是相当合适的，尤其在血统上，他不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最纯正的天潢贵胄，而且其生母、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身兼载湉的伯母和姨妈双重关系，这是其他皇侄们（包括恭亲王的儿子们）所无可比拟的。
西方对于绝路皇后阿鲁特也有他们的说法。
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而一个21岁的健康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这位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己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除了进行了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自杀身亡。关于她的自杀，有说是吞金，有说是绝食。
当后世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慈禧时，一个美国学者却发出了惊人之语：所有这些罪恶，都可能是恭亲王的阴谋。
难道说迫害阿鲁特皇后凶手就是恭亲王吗？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Dragon Lady）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一连串离奇死亡背后有阴谋的话，那最大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
西格雷夫首先排除了慈禧太后“作案的动机”：无论如何，阿鲁特能够成为同治的皇后，必定是经过慈禧的首肯；而自己的孙子（如果阿鲁特真怀孕的话）能继位，对慈禧的地位不仅没有伤害，而且还将“给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提供保证”。其实，西格雷夫没有提到，作为太皇太后，并不必然丧失自己的权力，清代初期的孝庄太后，就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在其孙子康熙皇帝的早期，成为执掌实权的摄政者。太皇太后摄政的难度，并不比皇太后摄政的难度高多少，两者都是同样的权宜之计而已，关键在于政治力量的平衡。
西格雷夫还引用了一个此前没被人关注的细节：就在一连串死亡发生的时候，慈禧本人也身染重病，并且持续了8年之久。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Luke S. K. Kwong）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维新的碎片》（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中，考证了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而在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据此，西格雷夫问道：“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但他并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解剖刀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而他认为，恭亲王的动机在于，“同治已经给亲王带来了十年的麻烦和阻碍，恭亲王的恼怒可能转嫁到了慈禧头上，怪她没有对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牵涉到了亲王自己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是有人决心要干掉同治，还有他的皇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异母姐姐，就好像是为下一拨食客匆匆打扫宴会的餐桌。”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清朝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大名鼎鼎的恭亲王，既是当日中国最反动最保守的社会集团——皇室的骄子，又是新时代的弄潮儿；他既在竭力地扶植和挽救大清江山，又在瓦解和破坏它的根基；他既忠于咸丰帝和慈禧太后，又经常与他们柢牾和争吵；他标榜礼义，却又疏于礼仪；他热爱并精通中华文化，却又热情地迎接世界工业浪潮的到来；他深深地热爱祖国，却有时又放手出卖主权。
恭亲王奕?（1833～1898），是咸丰帝的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他积极出谋献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治中兴。然而他命运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但随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击。后期他在统治集团内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咸丰帝去世后，奕?成为实力派人物。1861年，他协助慈禧太后，发动动了辛酉政变，军机处换成文祥等人，恭亲王奕?全面地控制了中枢机关。一方面，他被授予议政王大臣，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另一方面，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19世纪60～90年代，奕?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近代工业从此起步。由于奕?是洋务派领袖，此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奕?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获得“贤王”美称。
随着奕?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恭亲王奕?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压，使得奕?一直浮浮沉沉。慈安太后去世，奕?更为孤立。反复浮沉磨平了奕?往日的棱角，挫折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
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年又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二十四年（1898）奕?病故，终年66岁。谥“忠”。
他留下诸多的痕迹，比如现在的北京恭王府。
恭王府王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宫廷文化和平民文化的桥梁，位于北京西城区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是中国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代表着中国的王府文化。
咸丰元年即1851年，清末重要政治人物恭亲王奕訢成为这所乾隆时大贪官和珅所建的超级豪华宅子的第三代主人，改名恭王府，恭王府之名由此沿用至今。“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对恭王府的评价。
孔雀东南飞
皇后阿鲁特死了，可是她家族的故事还在继续。她的父亲崇绮在女儿死后不久，即被免去吏部侍郎的官职，外放出京，屡遭贬谪。光绪十年，因朝中缺人，才得以回到京城，任户部尚书。
女儿的惨死让崇绮受到很大的刺激，再回京城，他更加小心谨慎，对允许自己回京的慈禧愈发感恩戴德。
从光绪十一年起，皇后阿鲁特的这位状元父亲在政坛再次崛起，历任武英殿总裁、吏部尚书、考试阅卷大臣等职。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慈禧开始筹划废黜光绪，另立新帝。第二年，她决定册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让他作为同治的继承人。同治有后，即意味着同治皇后也有了子嗣。光绪二十五年为乙亥年，因此史称“乙亥立储”。
惟慈禧马首是瞻的崇绮自然得到了慈禧的赏识，慈禧任命他到弘德殿担任师傅，专门教未来的天子“大阿哥”读书。慈禧打算于庚子年即１９００年的元旦废黜光绪帝，让“大阿哥”继位，改年号为“保庆”。
光绪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是却赢得了开明士绅的同情。各国公使出于利益的考虑也不希望“改元”。舆论的压力使慈禧的大阿哥登基计划终未能实现。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让西方列强深为不满，但是慈禧对各国阻止她废黜光绪帝更是怀恨在心。国家安危、百姓的生命，在她眼里远不如个人脸面来得重要，任何违抗她的人，都应该受到她最严厉的处罚，洋人也不能例外。
出于此种考虑，在侥幸和报复的心理驱动下，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对抗英美等国。当时朝中大有人反对这种做法，但崇绮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决地站到了慈禧一边。历经宦海沉浮，他已经非常清楚，只有跟紧慈禧，才能飞黄腾达。更何况“大阿哥”未能如期继位、“改元”对他也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毕竟是同治皇帝的老丈人，“大阿哥”名义上的外祖父。
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终于破产。这年八月，英、法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和一些王公大臣仓皇离京，逃往西安。慈禧离京之前，任命崇绮为留京办事大臣。
在北京城抵挡了一段时间，崇绮终因实力不济，随荣禄败退到保定，住居莲池书院。洋人的残酷杀戮让他觉得光复失地无望，自己最终难逃其咎，于是留下“圣驾西幸，未敢即死，恢复无力，以身殉之”的遗书自尽身亡。他的自杀方式是自缢。崇绮的长子及其全家在京师陷落时，也继父亲之后自杀身亡。《清史稿·崇绮传附崇绮妻传》记载：“崇绮妻，瓜尔佳氏，先于京师陷时，预掘深坑，率子、散秩大臣葆初及孙员外郎廉定，笔帖式廉容、廉密，监生廉宏，分别男女，入坑坐瘗(yì)，阖门死难。”
想当初，崇绮中状元、嫁女儿是何其的风光，而最终却不得善终。生活在多事之秋，个人的命运已经很难掌握在自己手里。
慈禧权欲极强，不容任何人忽视她的权威地位，即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儿媳，她也只从自己的好恶出发，或罚或赏，尽只由着自己的性子。正是由于她的粗暴干涉和残酷虐待，才造成了同治和阿鲁特氏的早亡，后来又逼死光绪和珍妃，她实在是一个自私恶劣、毫不顾及亲情的母亲。
而皇后阿鲁特氏首先是一个没有政治色彩的女人。
皇后阿鲁特氏其实可以说是同治立储事件的参与者与牺牲者。而且她的态度“不愿挟太后虚名”，希望实现“国赖长君”，这对于同治皇帝选储抉择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最终她失败了，但这不失为一种正确的主张。
其次，皇后阿鲁特氏是作为“反面人物”的“反对派”出现的。因此皇后阿鲁特氏受到了历史的褒贬，她的光明磊落正好反衬出慈禧的阴险。
最后，皇后阿鲁特氏作为一个弱者，遭受了极其悲惨而可怜的命运，这责任不能不说到慈安。皇后阿鲁特氏从一入宫，一嫁进皇家，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而她的失败值得深思一个人，那就是当初把她拉进战争的慈安太后，作为嫡母，她自始至终，没有明显的举动。甚至可以说，慈安太后在当时对慈禧的所有所为，有放任之过，因为慈安并不是无权，而是她个人不愿意用这个权利。这就给皇后阿鲁特氏在遭受非人摧残时，连一点必要的保护也没有，因此只能被迫害致死。
皇后阿鲁特氏的命运与她之前的一个苦命女子刘兰芝一脉相承。相信自小就饱读读书的皇后阿鲁特氏一定能背诵这首长诗《孔雀东南飞》，只是同样相信，她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贵为母仪天下的皇后的无上荣光，居然也落得一个同样悲情结局。
天地间,云水连，离愁别恨一线牵。莫道浮云遮，回首悠悠一千数百年。恩爱三两年，可恨别离在眼前。憔悴了好华年，泣泪成血湿春衫。弱女子，莫感叹，空有无限冤和怨，只是有谁怜？鸳鸯晓梦残，有情人双双离人间，写下长恨一卷卷。
当年，兰芝还是家住的小女儿，跟母亲学女红，在西窗下抚箜篌，也学学诗书，而皇后阿鲁特氏也一样地随状元父亲教导在加强着个人修养。豆蔻青春摇曳着女孩子不胜凉风的娇羞，一场好姻缘如期而至。皇后阿鲁特氏和刘兰芝一样，都嫁了一个如意好郎君。
杨柳如画，紫燕成双。整个世界都披红挂彩，喜气洋洋。一对神仙眷属，执手相牵。
奈何恶婆婆以滴血的残忍，让有情人两分离。做一个完整的女人，有温馨的家，有挚爱的丈夫，还有跑来跑去的孩子。这一切有爱作底色，那将是多么的美好。
为了爱，为了心上人，我愿意做最贤惠的儿媳。这是皇后阿鲁特氏和刘兰芝穿越千年的共同的强烈心声。
刘兰芝每日鸡鸣则起，洒扫庭院，向婆婆请安，在厨房里早早准备好婆婆爱喝的羹汤，备好仲卿喜欢的饭菜。还要洗衣，还要织布，累不怕，苦也不怕，只要相亲相爱度岁月。诗书久不翻，箜篌已蒙尘。刘兰芝在织布机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婆婆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皇后阿鲁特氏委屈未能未得全，恶婆婆总是会有欲加之罪，对此从来不患无辞。
当兰芝被迫离去，夫妻俩肝肠寸断。相拥而泣，早约定生生死死都一定要在一起！最终她实现了，仲卿和兰芝以树的姿态永远相守。
对于皇后阿鲁特氏，死亡是最好的方式，荣华富贵不是万能之物，而爱情却有着超过一切的力量。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渐行渐远，谁忍心再来折断这理想与爱情的翅膀？皇后阿鲁特氏与她的夫君生死相许，生死相依，在另一个世界里依然做幸福的伴侣。在这个小小的永寂空间里，再也无人阻扰他们的相亲相爱相偎相依。
萋萋芳草，野花点点开，蝴蝶绕，松柏高蔽日，美好的永远是美好的真爱与真情，是的，关于爱情的故事，永远都是美好的，美好得无可超越。
孔雀东南飞
飞到天涯去不回
千般怜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
心碎的时候秋声格外让人悲
天若不尽人意我愿生死相随
孔雀东南飞
飞到天涯去不回
千般怜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
情深的时候哪种离别不伤悲
这次痴心赴水何时何地相会
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
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的泪
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
但求真心以对今生何惧何悔
——歌曲《孔雀东南飞》
大清十二钗
最反抗——珍妃
本章简介：
清末最具反抗性格的一代名妃是珍妃吗？在三从四德严重桎梏女性的封建社会里，妃嫔尤其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和个性。但就在清王朝晚期，却出现了一个特例，她敢于冲击封建礼教的束缚、祖制家法的桎梏，勇于向世俗挑战，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她就是光绪帝的珍妃他他拉氏。可以说，在晚清的女性史上，除慈禧之外，珍妃就是最具传奇色彩、最受人瞩目的。史上的珍妃果真是这样的吗？本性纯真率直不逢迎的她，是如何收获深宫里难得的爱情？美人总是遭妒忌，珍妃是否为皇后所妒忌？如何看待捐纳事件？珍妃是否廷杖受辱？褫衣领刑真是的剥下裤子打吗？珍妃是否被降级？此事牵扯了多少人？戊戌政变发生后，光绪囚禁在瀛台的巨大痛苦中是否也有相思之苦？而珍妃被打入冷宫后受的折磨是怎么样的？一别竟成永决，在珍妃冤死井中时，她和光绪皇帝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吗？珍妃身后都有哪些事？虽然珍妃只活了短短的二十五年，但在其逝世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依然对她的故事津津乐道。每当人们游览至故宫，都会在“珍妃井”边追昔抚今，为她和光绪的爱情感动，为珍妃多舛的命运唏嘘，虽然这里早已物是人非……
目录
侬本天真
深宫之爱
美人遭忌
捐纳事件
褫衣领刑
光绪囚瀛台
珍妃入冷宫
一别竟成永决
珍妃身后那些事
侬本天真
珍妃姓他她拉氏，是原户部右侍郎长叙之女，满洲镶红旗。长叙有三子、五女。长子、次子、长女、次女、三女均为原配妻子所生；三子、四女儿、五女儿皆为妾生。四女儿就是后来的瑾妃，五女儿就是珍妃。瑾妃生于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八月十五日，珍妃生于光绪二年即1876年二月初三日。
十九世纪末的广州城，外商云集，风气开明。
受其父亲长叙的委托，珍妃和她的姐姐（即后来的瑾妃）自幼跟随伯父长善在这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长大。
长善虽为满人，却特别喜欢中原文化，经常与汉人当中的名士切磋交流，最常来内府的客人是于式枚和文廷式。而光绪时被录为榜眼的文廷式，便做了年幼的珍妃、瑾妃的启蒙老师。文廷式不同于旧式官宦家庭延请的西宾，只教女学生初通文字，谨守妇德，以便更好地相夫教子，而文廷式则大胆地提出了：教育之最要处是重视“小学”和“妇学”。他认为一个人是否可以成材，关键在于他在青少年时代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就是小学了。同时，女性的教育也非常重要，读书不是男人的专利，还要“使妇人日以学问为乐”。女性可以提高孩子的素质，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这就是妇学了。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母亲，在社会风气和传统的压力下，十之八九都是文盲。所以“妇学不明，则小儿之幼学己误”，孩子早期教育的不足，是因为母亲受教育程度过低导致的。
这种从女性入手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思想，现代人看来是常识，而在提倡“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清末，对年纪尚小的珍妃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父兄的宠爱，师长的开通，使她并不像其他大家闺秀一般，谨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
光绪十三年冬，光绪皇帝在体和殿选秀女。在层层选拔之后，还剩下最后５名备选的秀女。其中，有慈禧太后的亲侄女，还有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以及珍妃、瑾妃。
光绪十四年即１８８８年农历十月初五，礼部左侍郎长叙终于接到朝廷懿旨，册封他的两个女儿为光绪皇帝的瑾嫔、珍嫔，于是姐妹二人从已经相当开化的广州来到泥古不化的京师。
这一年，瑾妃15岁，珍妃13岁，都已是妙龄少女。珍妃白皙无瑕，五官清秀俊美，而且聪明伶俐，性格开朗。瑾妃稍逊于其妹，但也称得上美人。
从这一年起，是她们姐妹人生悲剧的开始。
在选皇后这样的问题上，有了阿鲁特氏的教训，慈禧特别希望皇后是自己的心腹，这样既可以在管理后宫时少些障碍，又可以借此继续控制皇上。
深宫之爱
珍妃是姿容曼妙、气质卓然的东方女性，在死寂的紫禁城里是一束温暖的阳光。最开始，就连慈禧都非常喜欢这个俏丽活泼的小姑娘。觉得她身上有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赞叹她的欢笑给冰冷后宫带来的生气。宫廷的生活虽然珠环翠绕，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但是清规戒律让人感到窒息和压抑。甚至在珍妃入宫的初期，她被赐予了慈禧太后初入宫的名号“兰贵人”，可见其对珍妃的喜爱。慈禧在得闲时也喜欢到中南海、北海、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等处散散心。很多时候，她都会叫上珍妃，因为珍妃的天真无邪能为平素安静的皇家园林增添许多欢笑和快乐。
珍嫔心灵手巧，大字写得非常漂亮，这让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逢年过节，慈禧干脆让珍妃代自己写“福”写“寿”字，用它们来赏给大臣。宫廷里礼节繁琐，每逢祭祀或大典，请安、磕头的礼数数不胜数。与皇后屡屡出错相反，珍妃不仅一学就会，还做得落落大方，让慈禧在心里又添了一层满意，她甚至开始让珍妃在身旁侍奉自己批阅奏章。
年轻的光绪皇帝本来就不喜欢由慈禧做主为他挑选的隆裕皇后，珍妃的出现，使他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爱情给予了这个入宫时年仅１３岁的小姑娘。珍妃平时虽然依礼制住在景仁宫，但是她不仅经常被允许和皇帝同居养心殿，还经常允许和皇帝一起吃饭。珍妃不仅擅长书画、下棋，而且她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比较新派的女子，经常会在宫里穿穿男装或者与光绪玩“易装”的游戏，女扮男装后的珍妃颇有几分飒爽的英气，令光绪在开心之余又多了一份疼爱。
珍妃的叛逆和另类，后来让慈禧太后和皇后等人切齿痛恨，但却在光绪皇帝眼里，珍妃许多出格的举动却别有一番韵味，始终成为吸引他的独特魅力。
光绪皇帝自幼体弱多病，长期患有严重的遗精病，基本上丧失了性功能。所以，光绪帝大婚后，虽然拥有一后二嫔，却很少召幸她们。尤其是对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皇后，更是避之惟恐不及。在多次的礼仪活动中，他发现珍嫔不仅容貌俏丽，而且乖巧伶俐，活泼动人，便对她有了好感。几次单独召见后，更觉得她不仅志趣广泛，谈吐不俗，而且性格开朗，善解人意。渐渐地，光绪帝对珍妃产生了爱意，召她侍寝的次数越来越多，珍嫔逐渐被光绪帝视为知音和感情上的依托，二人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并达到了炽热化程度。
光绪帝四岁进宫，过早失去了母爱的呵护，而慈禧对他又过分严厉，十几年来一直过着呆板压抑、程式化的生活，从未尝到过人生的乐趣，更没有得到过女性的体贴和疼爱，他的精神世界就像一片寒冷的干裂的土地。珍妃的出现，就像一股甜甜的暖流，滋润着光绪帝寒冷干裂的心田，使他初步尝到了爱情的甜蜜，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他与珍嫔的爱，达到了难割难舍的程度。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记载，光绪帝几乎每天都召幸珍嫔，每隔三四天还到珍嫔的景仁宫去一次。
聪明的珍嫔了解光绪帝处境的艰难、内心的苦楚，对他非常理解和同情。珍嫔是一位多情善良的少女，千方百计地温存体贴关爱光绪帝，竭尽一切使自己的夫君感到温馨和快乐。珍妃“貌既端庄，性尤机警”，又由于出生于文化官宦家庭，受家庭的熏陶，自幼就“颇通文史”，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更为可贵的是，她“写得一手好字，能左右同时写字，也能作画”。他们俩在一起，或吟诗作词，或练字绘画，或对弈消遣，情投意合。他们俩对中国名著《红楼梦》都很有兴趣，比肩阅读，交口评论。光绪帝出于对珍嫔的挚爱，在她跟前，几乎忘掉了皇帝的尊严。珍嫔在光绪帝面前也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有时光绪帝放着肩舆、轿子不坐，与珍嫔有说有笑地携手而行，犹如民间的一对恩爱夫妻。一旦珍嫔不侍寝，回自己的景仁宫住，光绪帝就像失去了什么似的，颇感冷清，更担心心爱的珍嫔在宫里寂寞无聊。他们俩互为知己，如漆似胶，一日不见如三秋之隔。皇帝的专宠对珍嫔而言既是难得的幸福也是招致祸患的根源。
美人遭忌
光绪对珍妃的宠爱招来了隆裕皇后的嫉妒。
隆裕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这位慈禧的内侄女姿色平平，而且比光绪大三岁。光绪对这位太后派来监视自己的表姐绝无半点好感。联姻除了给叶赫那拉氏家族带来荣耀，对于她本人实在是守活寡。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依旧按照祖宗的家法来统治，不可能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态，而要在政治上有一星半点的改变，不通过老佛爷是根本不行的，光绪不过是老佛爷手中的一个傀儡。以隆裕的孤陋寡闻，根本不可能同光绪有共同的语言，更何况她的全部心思都用在讨好太后上，她宁肯守活寡，只要能保住皇后的名分，只要能母仪天下，她绝不会对苦闷的丈夫有一丝的同情。
尽管她自己可以把丈夫抛在一边，却不允许光绪把感情倾注到受到维新思潮熏陶的珍妃身上。隆裕的不满当然影响到慈禧，珍妃在宫中的位置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不久，珍妃私开照相馆之事就被隆裕皇后告发了。
虽然是深宫，但是珍妃总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乐趣——她爱上了照相。就像很多舶来品一样，当时许多国人对相机有偏见，认为是“西洋**巧之物”，相机会摄走人的灵魂，照多了就会减寿。对一切新鲜事物都非常好奇的珍妃将一架相机带进了宫中，“不拘姿势，任意装束”地拍照，不仅给自己照，也给别人照，还教会了光绪和不少太监怎样照相。
清代后宫惯例，皇后每年例银不过两千两，妃不过三百两，嫔二百两，除了个人用度，还要拿出一部分打赏下人。珍妃做事大手大脚，难免一年下来总会出现亏空。她于是私下拿出自己的积蓄，让身边一名叫做戴安平的心腹太监在东华门外开了一家照相馆，希望借此可以让手头宽裕一点。
隆裕皇后一听说喜爱照相的珍妃居然在宫外出资开设照相馆，马上告知了慈禧。
慈禧其实自己也非常喜欢照相，现存的慈禧的相片要比珍妃的多得多，她对照相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反应。但是她对珍妃居然敢背着自己在外开店大为光火，“以为宫嫔所不应为”，认为珍妃仗着光绪的宠爱，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这个老佛爷放在眼里，对珍妃开始大为不满，借口珍妃不守祖宗的家法，把她狠狠教训了一通，并将开照相馆的太监戴安平当场打死。
还有一次，光绪一时高兴，赏给珍妃坐八人抬的大轿。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偏偏被慈禧碰到了。慈禧说珍妃不懂规矩，逾越了身份，不准她再坐。慈禧不仅把珍妃痛斥了一番，而且还把轿子也给毁了。
这件事本由光绪起，因此，当隆裕为此事在光绪面前说起珍妃的不是时，光绪不由得大为恼怒，把怨气全撒到了隆裕的头上。
据后来一位刘姓宫女回忆，光绪当时甚至动手打了隆裕。
这样一来，珍妃不仅引来了隆裕的怨恨，而且慈禧知道以后，愈发觉得珍妃把皇帝带坏了。
过了不久，光绪用库存的珍珠和翡翠做成了一件珠光宝气的旗袍，偷偷送给了珍妃。不想珍妃私下穿着与光绪在御花园里散步时，竟然被慈禧撞见了。慈禧大为生气，因为凭着珍妃的等级，无论如何也不能穿着如此珍贵的服装的。慈禧不仅当即让太监脱掉了珍妃的这件外套，而且还杖责了珍妃三十下，慈禧就是要借此给珍妃点颜色看。
珍妃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猎奇心强。她对皇宫中的繁文缛节、呆板的生活方式十分厌恶，尤其对宫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极为反感。她喜欢新生事物，喜欢过无拘无束的潇洒生活。珍妃的性格，有先天因素的影响，也与她的成长环境有关。她幼时曾长期生活在任广州将军的伯父长善府中。广州是五个通商的最主要口岸城市，开放最早，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接触最早最多，受影响也最大，思想较内地开放许多。加之长善本人广交名人雅士，其中多具有先进思想的著名人物，这些都对珍妃的思想和个性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再者，他的两位长兄志锐、志钧也都是思想比较开明的人物，她的母亲也很开通，整个家庭对她的熏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性格，在规矩多多、礼法森严的皇宫大内，显得格外突出和另类。
珍妃的许多行为与宫廷礼法对后妃的要求有点格格不入。
捐纳事件
太年轻的珍妃在太监的游说下，做了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答应了替他人跑官，其实也就是买官，清代称之为捐纳，这在当时并不是地下交易，而是政府许可行为。清代选官有三种途径：荫封，科举，捐纳。所谓捐纳，即平民通过捐纳财物来获得官职；生员可以通过捐纳财物成为贡生和监生；也可以得到低级官吏的虚衔或实任，官吏通过捐纳财物可以晋级。康熙十三年即１６７４年，清朝正式颁布了制度，以后历朝沿袭，且捐纳数额愈来愈大，由捐纳而得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即１９０１年才明令禁止。很多著名的人物都是由捐纳走向仕途的，比如著名文人李慈铭，还有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华衡芳、徐寿、李善兰、郑观应、薛福成，以及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北洋舰队“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他们中甚至还有“戊戌六君子”之中的谭嗣同、杨深秀，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等等。
光绪二十年，珍妃又为玉铭谋得四川盐法道的肥缺。按例新官放任，皇帝需要召见一次。光绪要求玉铭当场写下简历，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光绪大失所望，只好另下一旨，说明新授四川盐法道的玉铭，在皇上询问其公事时，大多都并不熟悉，不能再授予这个职位。
珍妃的这种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以慈禧、李莲英为首的利益集团。慈禧曾当面拷问珍妃，并从其住处搜获记有其卖官收入的一本账本。
《国闻备乘》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