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
宪宗
宪宗皇帝，名纯，乃德宗之孙。德宗崩，子顺宗立。顺宗即位之时，已病不能言，遂传位于纯，自称太上皇。纯在位十五年，庙号宪宗。
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纪纲，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宪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见各处藩镇拥兵拒命，心甚不平，因与宰相杜黄裳计议，思有以处之。黄裳对说：“人主制驭天下之大柄有二，威、福而已。威福之柄在上则治，在下则乱。德宗初年，承肃、代之后，也有意振作，只因经奉天之乱，忧患相仍，恐一有处分，或生他变，乃务为姑息之政。各镇节度使见任在生前，并不别有除授更换，只待他有事故乃遣中使往彼军中访察众情，要立何人为帅，即因而授之。中使或受大将贿赂，归而称道之，说其人得众心可为主帅，朝廷即不问可否，降旄钺与之，未尝有出自朝廷本意者。如此，则威福之柄皆在于下，朝廷不能主张，纪纲安得不堕，藩镇安得不横。陛下必欲振举纪纲，宜及今日人心观望之时，独奋乾刚，稍立法度，裁制藩镇，使天下悚然知明主在上，无敢僭越，然后耳目新而心志定，天下可得而治也。”宪宗深以其言为是。是时西蜀刘辟正阻兵拒命，宪宗欲讨之，而群议未定，及闻黄裳之言，始决意用兵讨辟。卒至平蜀，而淮、蔡、淄、青、河南、河北诸镇亦以次威服，皆黄裳之言启之也。
按姑息之政，不独德宗，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代宗已然矣。当时建议之臣亦有言者，而二君皆不能听。宪宗一闻黄裳之言即断然排群议而用之，其后淮、蔡用兵又专委裴度，卒收成功。然则用谋善断，信非明主不能也。
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序，苟慎选天下贤才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功，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食，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衡，是秤。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宪宗初年，锐于有为，因与宰相论说：“自古帝王所务不同，或不惮勤劳，亲理庶政，或端拱于上，无所作为，其劳逸不同如此。然其间亦各有得失，未能尽善，不知何为而可？”杜黄裳对说：“王者一身，上则承天地宗庙之重，下则抚百姓四夷之广，一日万机，固当早夜忧勤，不可自图暇逸。然君上臣下自有定分，大纲小纪自有次序，人君亦惟操居上之体，总其大纲而已。诚能虚心鉴别，慎选天下贤才分任其职，而又随事考成之，于称职而有功的，则加之以赏，不称职而有罪的，则加之以刑。选用既公，赏刑又信，则人有所劝惩，谁不各尽其力，凡君所欲为者，又何有不得者哉！是以明主始而求贤则甚劳，终而得人则甚逸。虞舜所以任用五臣，无为而天下治者，正以此也。若夫簿书期会，以至刑狱市井，一应烦细的事，所司各有任其责者，非人主所宜亲理也。昔者秦始皇每日省览文书都有课程，以衡石称之，限以斤数，若课程未完，不肯止息。魏明帝亲至尚书省按行其事。隋文帝临朝每至日昃，卫士不得休息，往往传餐而食。此三君者或乱或亡，皆无益于当时，见讥于后世。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正因不能用人而喜于自用，失上下之分，昧纪纲之序，所务非其道故也。且夫人主不患事之不理，患不能推诚以任人；人臣不患不任事，患不能竭忠以事君。苟上不推诚而疑其下，下不竭忠而欺其上，则堂陛且不相孚，政事岂能修举？纵日勤劳于上，亦徒敝精神耳，将以求治，不亦难乎！”于是宪宗深然其言。盖黄裳知宪宗锐于求治，恐不得其要，故以任贤之道告之；又欲其鉴德宗之猜疑，故终之以推诚之说要之。帝王致治之道，实不外此。
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闻之感泣，谓中书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报德，惟在进贤，而朝廷后进，罕所接识，君有精鉴，愿悉为我言之。”垍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间，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为得人。
元和二年，宪宗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一闻简命，感而泣下，与中书舍人裴垍说：“吉甫自贞元七年以罪贬谪，流落江、淮之间，今十五年矣。自分弃捐，无所复冀，乃一旦遭际圣明拔之罪废之中，擢居宰相之位，蒙恩至此，无可报称。思所以仰答知遇者，惟在进用贤才，使众职毕举，庶几称塞其万一耳。然而久居疏远，于朝廷后进之士相知者少，无凭荐举。君素留意人材，藻见精确，愿举所知，尽为我言之。”垍因取笔书三十余人，吉甫皆藏记之，以次推举，数月之间，三十余人选用殆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所用为得人。
盖人主为天下择宰相，宰相为天下择庶官。《大学》称：“大臣之休休，能保子孙黎民者，亦惟在荐贤而已。”吉甫为相，首以此为急务，虚心访用，曾不猜靳。知人之明虽在裴垍，得人之誉乃归吉甫，可谓知为相之体矣。
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许之。锜实无行意，屡上表称疾，请至岁暮入朝。上以问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上以为然，下诏征之。锜诈穷，遂谋反。冬十月，左右执锜，械送京师。有司籍锜家财输京师。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言，以为：“李锜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辇输上京，恐远近失望。愿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赋。”上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夏，即今宁夏地方。镇海，即今镇江府。宪宗初年，裁制藩镇，不事姑息。其时杨惠林反于夏绥，兵马使斩之；刘辟反于蜀，高崇文擒之。两镇既平，朝廷威令始行。各藩镇平素跋扈，抗拒朝命的，始知危惧，都上表求请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最称强梁，亦不自安，求入朝。宪宗许之，遣中使慰抚，而令王澹署掌留务。然锜本无行意，见朝廷解其军务，心益不平，乃屡次上表称疾，请至岁终入朝。宪宗与宰相计议，武元衡对说：“陛下行政之初，四海观望所系，若使锜求朝入朝，求止便得止，则行止皆在于锜，朝廷不能主张，将何以号令四海乎？”宪宗以其言为是，乃下诏宣李锜入朝。锜前此本无行意，只是说谎支吾，至此情见计穷，遂令军士杀王澹以胁中使，因发兵谋反。冬十月，锜将张子良等知锜必败，举兵缚锜，械送京师。有司籍没锜家财，输解来京。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疏说：“李锜僭侈多无度，剥削浙西等处六州百姓之财，以富其家。陛下恶其害民，故讨而诛之。今辇金帛以输京师，是徒利其所有，非朝廷振肃纪纲之意，恐远近从此失望。愿即以逆人资财，还赐浙西百姓，当今年租赋，使天下知朝廷不重货财，且以慰百姓之望。”宪宗见其疏，称叹久之，即从其言。
按唐自代、德以来，尚姑息而悦货财，威不行于节帅，惠不及于穷民久矣。宪宗鉴于覆辙，一听元衡之言，则李锜就缚；再从垍、绛之请，则六州复苏。中兴事业，此其肇端矣！
帝尝称：“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何行而至此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励己，遵道贵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如是，则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夫何远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绅。”
绅，是大带之垂者。欲其言不忘，故书之于绅。
宪宗一日问于翰林学士李绛说：“我祖宗时如太宗贞观之治，玄宗开元之治，可谓极盛，朕甚慕之。今欲庶几比隆于二祖之道德风烈，不知何为而可以至此乎？”此宪宗有志于法祖致治也。绛对说：“二祖所以开创鸿业者，只有两端：修身、用贤而已。陛下诚能正身励己，不溺于怠荒，体道尚德，不杂于功利。修身既如此之纯，又鉴别贤否，于邪佞者远之，忠直者进之。与大臣讲求理道，敬而且信，不使小人参于其间；与贤者朝夕游处，亲而有礼，不使不肖者与于其侧。用贤又如此之专，则所行无非正道，所闻无非正言，所游无非正人，道德风烈既可配合祖宗，号称中兴之主矣。去贞观、开元之盛，夫何远之有！”宪宗感其言，乃叹说：“美哉斯言！真致治之要道。朕将书之于绅，佩服不忘也。”
夫宪宗志在法祖，而绛以修身用贤告之，可谓切至之语。然自古圣帝明主所以创业守成，致太平之盛者，举不外此。图治者所当留意也。
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细务皆自决之，由是裴延龄辈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选擢宰相，推心委之。尝谓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垍亦竭诚辅佐。上尝问垍：“为理之要何先？”对曰：“先正其心。”
初，德宗性多猜忌，常恐臣下欺之，不肯委任宰相，虽天下琐细的事务，也都自家裁决。以此大臣日益疏远，那奸邪之徒如裴延龄辈因得以乘机用事，而蠹国害民，无所不至矣。宪宗在藩邸时已备知其故，心甚非之。及即位，痛鉴此弊，首以亲贤为急，选擢宰相，推诚委任之。尝与宰相裴垍等说：“我祖宗致治，未有不须贤臣而成者。虽以太宗、玄宗这等明圣，当时亦藉房、杜、姚、宋诸臣辅佐，乃成贞观、开元之治。况如朕薄德，不及先圣万倍，所望于卿等者不尤切乎！卿等宜同心辅弼，以匡朕之不逮可以。”垍感宪宗知遇之厚，亦竭诚辅佐，惟恐有负上恩。宪宗尝问垍：“为治之要，何者为先？”垍对说：“君者，天下之主；心者，一身之主。心不正，何以正身？身不正，何以正天下？故必寡嗜欲，端好恶，先正其心，则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万民，皆自此而推之。为治之要，信无先于此也。”
夫人君非任相无以理万机，非正心无以宰万化，二者帝王之切务也。宪宗临御之初，即能推诚任相，几致太平，可谓知先务矣。而及其晚节，复信匪人以亏成业，则正心之学未讲耳。此纯心所以为用贤之本欤。
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尝有故人自远诣之，垍资给优厚，从容款狎。其人乘间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伤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怜公者，不妨得之，垍则必不可。”
京兆判司，是京府佐贰官。眼不见叫做盲。
宪宗之时，裴垍为相，至公无私。史臣记其事说道：垍为人禀性刚方，其器量格局严峻整齐，不为世俗依阿之态，所以人见之莫不敬惮，无敢以私意干请于前者。曾有一故旧，特从远方来谒。垍念其平生，凡资助供给皆从优厚，与之从容款曲，不失故人之情。其人见裴垍待之厚，遂乘间求为京兆判司之官。垍回答说：“京兆判司，乃是朝廷的官，不是宰相可私与人的，故必才干相称乃可居之。今公之才称不得这个官，我为宰相当为官择人，岂敢以故人私情伤了朝廷公道？倘后日有等瞎宰相，认不得人的，或有曲意怜公者，公他日不妨得此官。若垍今在位，断乎其不可也。”
夫宰相之职全在用人，而心之公私则用人之当否系焉，故理乱之所关也。诚能至公无私，惟才是使，虽不避亲故，无害于公。若一从干请，则幸门遂启，虽公亦私矣。如垍者真可谓有唐之贤相也。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饥，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赒救百姓，则不计费。卿等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
唐制：尚书省设左右司郎中，稽勘文书，分理省事。江、淮，即今南直隶等处。二浙，即今浙江之东西。荆、湖、襄、鄂，即今湖广荆南等处一带地方。宣慰使，是安慰百姓的官。
元和四年春正月，南方久旱，百姓大饥，宪宗闻而悯之，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分道赈济。敬等将行，宪宗特召至御前面戒，谕之说：“朕性本俭约，凡宫中自奉，就是用一匹绢，也都登记其数，以便查考，不敢妄费。惟赒济百姓，则费用虽多，亦所不计。盖自奉惟恐其过侈，惠民惟恐其不周也。卿等须要体朕之意，悉心区处，使百姓每困于饥馑的，都得以均沾实惠，如朕亲去赈济一般，庶几不负任使。慎勿学那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昔年宣慰江、淮，只是饮酒游山，全不以民命为念也。”
夫君民本同一体，民之困苦譬如疾痛在身，人君未有不欲济者。惟是奉行之人，或苟且塞责，因而侵渔，或牵制文法，惮于多费，故虽蠲恤之诏累下，慰抚之使屡出，而民卒不被其泽也。宪宗戒谕敬等，可谓深知民瘼矣。而于潘孟阳辈不加显罚，则亦何足以示警哉！为君上者宜加意焉。
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垍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由是议久不决。上以问诸学士，李绛对曰：“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军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未可轻议也。”
唐自代、德以来，河北诸镇恃强结党，蔑视朝廷，节度使一故，其子即总领军务，因而世袭，朝廷并不得自除一人，其弊久矣。宪宗思裁制藩镇，以为必革此弊，庶可振肃纪纲。适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欲乘此机会朝廷自除节帅，不许其子承宗替袭，若不从命即兴兵讨之。谋于大臣，裴垍谏说：“今之藩镇虽均为强梗，然其间亦有功罪不同，朝廷宜稍加分别，以服其心。昔淄青节度使李纳拒命称王，最是跋扈不恭。王士真之父王武俊，曾与李抱真破朱滔，可谓有功于国。论罪则淄青当削，论功则成德可原。然陛下前已许纳子师道承袭，今独夺了承宗，是赦有罪诛有功，沮顺劝逆，背违常理，彼必执以为辞不肯心服，反伤朝廷威重，不可不慎也。”由是议久不决。宪宗又与翰林诸学士计议，李绛对说：“河北久肆强梁，不遵朝廷声教，有人心者谁不愤叹，思一举而灭之。然臣熟思今日时势，恐取之亦未易能也。盖成德军自王武俊传与士真，父子相继四十余年，人情惯习以为当然，不知其为非矣。况承宗父死之后，业已总领军务，为士心所戴，一旦夺而易之，恐未必便肯奉诏，那时国体所关，不得不调兵征讨。而范阳、魏博、易定、淄青诸镇，皆以地相传，与成德一体。彼见成德另除节帅，必恶伤其类，内不自安，外假讨罪之名，以糜爵赏，而实则按兵玩寇，阴为党助，胜负未定，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
按垍、绛之论，皆老成谋国，曲中事情。然以朝廷节钺之臣，数十年不得自除一人，虽英明如宪宗，犹动多掣肘如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代、德之姑息，固有以酿成之矣。有天下者慎毋狃目前之安，而贻子孙以难制之患哉！
时吴少诚病甚，李绛等复上言：“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愿赦承宗，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蔡之利。”
淮西，即今河南汝宁府。镇、冀、申、蔡，是四州名。镇、冀，即成德王承宗所据地方。申、蔡，即淮西吴少诚所据地方。
宪宗前欲用兵河北以讨承宗，因大臣谏阻，议尚未决，时有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甚，李绛等见河北难图，不如先取淮西为便，乃上疏，说：“少诚病甚，势必不起。臣观淮西事体与河北诸镇不同，河北四镇都是贼境，蟠结婚姻，互相党助，所以未可轻议。若淮西则四旁皆我国家州县，不与贼为邻，其势孤立，无党援相助。前此特忌少诚之强耳。今少诚已不起，朝廷乘其子之未袭，命一将帅往镇之，正在此时。万一不从，即可声其拒命之罪，兴师征讨。彼势孤力弱，克之必易，非若河北之难也。愿陛下舍成德难图之策，曲赦承宗以收镇、冀之心；就淮西易成之谋，坐行机宜，必得申、蔡之利，计无便于此者。不然，舍易图难，势既不可；二役并举，力又不能，岂不两失之乎？”
按藩镇之患，河北为甚，而绛等欲先取淮西者，以为淮西一定，则河北破胆，可不烦兵而服耳。卒之元济就擒，而承宗亦献地质子，归命恐后。绛等之言，无弗验焉。老成之谋国，固如此。
五年，是时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阅月不赐对。李绛谓：“大臣持禄不敢谏，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为害霸最甚。今臣等饱食不言，自为计得矣，如陛下何！”有诏：“明日对便殿。”
元和五年，此时宪宗留心治理，每遇军国重大事情，必召见翰林众学士与之谋议，以此国事得失，皆得上闻。间尝经过一月，不赐召对学士，李绛恐上下从此间隔，因奏说：“朝政或有关失，为大臣的但知保守禄位，不敢直谏；小臣的但知畏避罪责，不敢进言。若此者甚非国家之福。昔管仲佐齐桓公图霸，曾有这两句说话，以为妨害霸业莫此为甚。今臣等享着朝廷大俸大禄，饱食终日，不出一言，自为一身之计则诚得矣，其如壅蔽聪明，耽误国事何哉！”宪宗闻说感悟，随有诏旨，宣翰林众学士于次日赴便殿奏对，令其指陈军国大事，一如平时焉。
按持禄、畏罪二言，人臣不忠之病，全在于此。盖忠臣心在国家，故义所当言，虽万钟不顾，九死不回，岂肯持禄畏罪，以误朝廷？惟奸佞小人，富贵身家之念重，所以缄默苟容，一言不敢发，其弊至于欺君误国，皆由此一念所致也。明主知其然，能于犯颜敢谏者，谅其忠君爱国之诚而尊信之；于阿意顺旨者，察其持禄、畏罪之状而黜远之，庶于纳谏之中，兼得观人之术矣。
翰林学士李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财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耶！”
河湟，即今陕西、甘肃等处地方。左袵，是夷狄之俗，其衣襟向左掩，故叫左袵。
此时宪宗见得府库空虚，颇务蓄聚财货。翰林学士李绛只道宪宗取供私用，尝从容规谏，劝上莫要积财。宪宗说：“朕今聚财不为私用，但念国家重镇如两河、河湟都是我祖宗疆宇，今河东、河北数十州郡都为强臣所据，朝廷政令久不奉行。河湟一带地方，连接数千里都为吐蕃所侵，中国衣冠尽陷左袵。疆宇分崩一至于此，祖宗在天之灵，亦以为羞。朕因此昼夜思惟，要为我祖宗除凶雪耻。怎奈仓库匮乏，财力不充，故不得不多积钱粮，预备兵食，其意良为此耳。不然，朕宫中饮膳服御一切用度，极其俭薄，分毫不敢华奢，多藏财货要他何用乎！”
大抵人主所不宜聚财者，只嫌于重敛而妄费耳。若征输有额，制用有经，下不病民，上不损国，即聚财庸何伤乎！宪宗俭于宫中之费，急于军国之需，可谓知用财之大计矣。而李绛犹惓惓谏止之，况可加额外之征，以供无名之费哉！
李吉甫奏：“自汉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二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涂可减者减之。”于是命段平仲、韦贯之、李绛同详定。
是时官员冗滥，宰相李吉甫奏言：“自汉以来，历魏、晋、南北朝以至于隋，凡一十三代，若论设官众多，莫有如我唐朝者。自天宝以后，中原盗起，处处屯兵，见今实在可以数计的约有八十余万，其余有做商贾的、有做僧道的，总计不耕而食的人，大率什分之中有其五六，那吃受辛苦种地纳租的人才只三分而已。是常以三分劳苦筋骨的人，奉养那七分不耕不种、坐待衣食之辈也。即今在京在外官员以租钱供给俸禄的，不下一万员名。天下县分才只有二百余县，其间又有那地方窄狭去处，止可做一县之地，或即升而为州；有那人民稀少去处，止够的一乡之民，或即建而为县。如此者甚多。以这二百余县供给那一万余官，租税安得不增，小民安得不困。请敕有司将今内外官员某项该减省，某项该存留，一一参详更订废置。如吏员冗滥，可以裁省的则裁省之；州县狭小，可以归并的则归并之；那杂流异道，非正涂入仕的，可减革者则减革之，庶乎官无冗员，民不重困。”于是宪宗依从其言，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与户部侍郎李绛，公同参详定拟其废置之数焉。
按唐太宗时，与房玄龄等议定文武职官，总计六百四十员。以宪宗时较之，不啻增多十倍矣。盖国初吏能其官，百废修举，所以事少而官亦少。后来吏怠其职，百弊丛生，所以事多而官亦多。故欲省费莫若省官，欲省官莫若省事。然事无难省，能随事考成，则事皆奏效，而自不烦。官亦无难省者，能为官择材，则官皆得人，而自不冗。此又切要之论，李吉甫所未详也。
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绛恶其为人，出为鄜坊观察使。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上曰：“朕谙李绛必不尔。”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后相识，情于何有！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当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京兆尹，即今之府尹。鄜，即今陕西鄜州。坊，即今鄜州所属中部县。同榜进士，叫做同年。
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见内侍吐突承璀为宪宗所宠用，遂屈节事之，极其谄媚。李绛恶义方为人，不欲使在朝列，乃出之为鄜坊观察以远之。义方入朝谢恩，因在宪宗面前谮说：“李绛私厚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专作威福，欺罔聪明。”宪宗说：“朕素知李绛公正，必不如此。”明日，宪宗诘问李绛说：“人于同年，固有情分乎？”绛对说：“人必平阶交深而后有情。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素非知识，一旦偶同科第，登科而后识之，何情之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宰相之职在于用人，必量其才之短长授以任之大小。若其人果才，足以办天下之事，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不避嫌疑而用之，况同年之疏远者乎！若知其才有可用，徒以迹涉亲故避嫌而弃之，使在己幸逃于物议，而国家不免于乏才。是乃私便其身图，而昧于徇公之大义，臣不敢也。”于是宪宗益信绛之无私，乃说：“卿言甚善。”遂趣义方之官。
大抵人才甚难，幸有之，常患宰相之不知。宰相幸知之，又以避嫌之故而不用，则天下事谁当为者。此古人所以不避亲也。然必如李绛之无私，而后能不计毁誉；必如宪宗之信绛，而后能不惑谗言，斯亦一时君臣之盛矣。
三月，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曰：“汉文帝时，兵不血，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羶，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加之水旱时作，仓廪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延英殿，是唐之便殿。泾、陇，二州名，在今陕西平凉府地方。
元和七年三月，宪宗退朝，御延英便殿，宰相随侍，李吉甫从容奏说：“人主常患天下不得太平，以为忧虑。今国家西平刘辟，东擒李锜，干戈宁靖。天下既已太平了，陛下宜及时行乐，不必过为忧劳。”李绛面折吉甫说道：“如今天下比汉文帝时如何？昔文帝时，匈奴和亲，休兵罢战，兵不带血，刀剑之类皆以木为之，不施锋刃，百姓安乐，家家给于资财，人人足于衣食，是何等治安。当时其臣贾谊尚以为忧，比说天下事势，如人堆积柴薪厝火于中，而寝卧其上，火未及燃，遂谓之安，有时而发，则祸不可救，至为之恸哭流涕。盖忧治世而危明主，忠臣之设心固宜如此也。当今河南、河北一带地方，多为强臣所据，朝廷法度号令所不能制者，不下五十余州；又西戎吐蕃腥羶之族，与我泾、陇二州接近，屡次传报烽火，惊扰边疆；又加以水旱为灾，年年饥馑，仓廪积蓄在在空虚，较之汉文帝时不及甚远。臣窃谓此时，陛下正当未明求衣，日晏忘食，与臣等兢兢业业，思量修举法令，整搠兵马，储积钱粮，以振中兴之业，岂得谓之太平无事，而遽为逸乐之事哉！”宪宗闻李绛之言，欣然而喜说：“朕意原是如此，卿所言者正与朕意相合也。”退还宫中，因谕左右说：“李吉甫每在朕前言事，专要奉承朕意，取朕喜悦，甚非宰相之体。如李绛者，事事尽言，忠诚正直，乃真宰相也。”
夫自古人君任相，患在不能知人。宪宗鄙吉甫之谄媚，鉴李绛之忠诚，可谓有知人之明矣。然于吉甫则狎昵之，而不加黜逐；于李绛虽敬礼之，而信任不终，则岂能尽用舍之道者哉！故明君见贤要在能用，见不贤要在能退，不独贵于知之而已。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人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卿等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谓朕谴怒而遽止也。”
宪宗一日问宰相说：“德宗贞元年间，纪纲废弛，法度陵夷，奸轨肆行，百姓困敝，政事之不理，未有甚于此时者。不知何故乃至于此？”李吉甫对说：“天下事至广，本非人主一人智识所能兼照，必须信贤相，事事咨谋，不使小人得以参之，然后天下可得而理。德宗性多猜忌，往往自任其聪明，不肯信任宰相，至于事有不达处反别访他人而信之，是使奸邪之人得窥见其意，乘此间隙，壅蔽聪明，播弄威福，人主日堕其计中而不知矣。政事不理，实由此之故也。”宪宗说：“卿言固是。然此岂尽是德宗的过失？朕幼时在德宗左右，见德宗行事有失，当时宰相也都不肯再三执奏，皆怀禄偷安，以致朝政不理，大难屡作。卿等宜以德宗时宰相为戒，朕行事一有不当，便须谏正。或朕不从，须极力陈奏至于再三，必得请而后已。不可畏朕谴怒，遂止而不谏，如德宗之臣也。”
夫上有纳谏之君，斯下有敢谏之臣。贞元间陆贽为相，非不谆谆切谏，而德宗耻屈于正论，反加摈黜，则忠言安得复闻。政事之不理，孰谓非德宗之过哉！宪宗擢用直臣，导之使言，有太宗赏谏之风焉。此元和之治，所以远迈贞元也。
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为恶，岂得为忠！”上曰：“绛言是也。”
宪宗之时，吉甫与李绛并为宰相。吉甫尝在上前奏说：“为人臣者，遇君上有过，固不可不谏；若谏之不从，亦不可再三强谏。强谏君既不喜，臣亦不得自安，何益之有！宜且顺从君意，使君心喜悦，臣心亦安。臣主之间情意和同，岂非至美之事乎？”李绛辩说：“不然。人臣之于君，休戚相关，情犹一体，故遇君上有过即当谏；谏而不从，亦当冒犯颜色，反复开导，如良药苦口，期于攻拔其病。凡朝政某事为得，某事为失，一一指陈，无所隐讳，必求其从而后已。这才是尽心为国的忠臣。若只图谀悦取容，自求安便，使主德日损，国事日非，分明是陷君于有过之地也。岂得谓之忠臣乎！”于是宪宗称说：“李绛说的是。如吉甫所言，只务面从，非引君当道之义矣。”
夫忠臣爱君，本欲上下相安，岂是好为强谏。但国事利害，安危所系，有不容不激切直言者。人主能谅其忠爱之心，略其激切之迹，听之若流水，从之若转圜，则上无拒谏之失，下无能谏之名，主圣臣直，相得益彰，斯可谓之安矣。若如吉甫之言，君骄臣谲，丧亡无日，虽欲安，得乎！
上尝于延英殿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祐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宪宗尝御延英殿，面谕众宰相说：“朝廷官爵所宜慎重，卿等当为朕爱惜官爵，选授贤才，切不可假此偏厚亲戚故旧，以市私恩。”于时，李吉甫、权德舆都谢说：“臣等不敢徇私。”李绛独奏说：“大臣用人，辨别责审，举错贵公，固不可以亲故而私厚，亦不可因亲故而避嫌。臣闻先朝宰相崔祐甫，因德宗说他用人有私，他辩说：‘用人之道，须是知其才之可用而后用之。若不是亲不是故，安能审知其才。’审知其才的尚不敢把官与他，那非亲非故，平素不相识的人，又何敢轻与之官。祐甫之言如此，可见选用官员不必论他是亲是故，只看他的才器与其官职相称否。其才能不称者，断不可用；若才称其官，本属可用，却仍拘泥亲故，避嫌不用，使堂堂圣朝遗弃贤才，亏损多士之美，此乃苟偷安便，自私自利之臣，非****平平、至公无私之道也。若臣等果有徇私情弊，任用非人，则朝廷自有常刑。圣明在上，人臣谁敢逃死，一听朝廷处治耳。但因此远避嫌疑，以致贤才屈抑而不得用，则负国家不忠，且罪尤大，臣不敢也。”宪宗深然其言，说：“大臣用人之道只在秉公，不在避嫌，正如卿所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