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李绛之言，虽大公无我之论，但自古人臣，公忠者少，偏私者多。奸邪小人，招权纳贿，贤否倒植者，固不足论，虽名为君子，而其好恶爱憎，一有所偏则用舍举错之间，亦有拂人心而违公论者。宪宗之戒，为人臣者皆当以之自省也。然人主之职，唯在于择相。相得其人，则一君子用而群贤类进，公道自尔其昭明；相非其人，则一小人用，而群邪满朝，私党渐从而盘据。故周公居冢宰，在位皆蔼蔼吉人；皇父为卿士，所用皆琐琐姻娅。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自古然也。任相者当辨之。
上问宰相：“人谓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
朋类私相交结，聚成党与，叫做朋党。
宪宗时，有等小人欲害君子，因在宪宗面前说：“近来朋党甚盛，宜加禁治。”宪宗疑之，乃问于宰相，说：“人言外边朝臣都结成朋党，其势甚盛，这是何故？”李绛对说：“自古人君，只要人臣奉公忘私，其所甚恶者，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之人。故小人谮害君子者，动必曰朋党，以触人君之所甚恶而中伤之。何也？盖谓之朋党，则是彼此要结，相济为非，以坏国家之事。言之殊可痛恶，足以动人主之听。及寻问其实，则又无迹可求，易于罗织。此所以必指朋党以害之，正小人之巧于为计者也。昔东汉桓、灵之世，凡天下贤人君子，如李膺、杜密辈，曹节、王甫等皆指为党人而禁锢之，相继死徙者数百人，遂使朝政陵夷，人心离散，黄巾诸贼一时并起，而国亡矣。往事昭昭，可为明鉴。故凡为朋党之言者，都是小人欲害善人的说话。愿陛下以东汉时为戒，深加体察，勿宜轻信，以蹈亡国之辙也。且夫君子与小人，各以类聚，故君子与君子，心一道同，自然相合，原不谓之党，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
夫自古盛时，必藉君子满朝同心共济而天下治。及其衰也，小人用事，非尽去君子，不足以便其私图，而快其心志，故往往借朋党之名以尽除之。不知君子既去，则国亦随灭，小人未有不受其祸者，亦何益哉！东汉之主，不能深察以及于亡。其后唐又不能鉴汉，宋又不能鉴唐，皆以“朋党”二字，失人心而蹙国祚，若出一辙。此万世人君所当时时加察也。
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上不从。是时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上悦。
恒、郓，都是藩镇名。恒，即今北直隶真定府地方。郓，即今山东东平府地方。中丞，是官名，即今左右副都尉史也。
此时吴元济窃据淮西，不奉天子的命令，朝廷遣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等分督诸道兵马讨之。元济势孤力弱，因遣使，一求救于恒州节度使王承宗，一求救于郓州节度使李师道。这两人与吴元济同是叛臣，声势相倚，因其求救乃屡次上表奏请罢兵，以赦元济之罪。宪宗知其党护，不肯听从。但此时各路兵马招讨淮西者暴露日久，未有成功，进止莫决。乃于其年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往淮西诸军营宣布朝命，安慰军心，因而体察用兵形势，酌定机宜。裴度到彼，见得贼势孤弱，回至朝中，奏言淮西地方断然可取之状，且说：“臣遍观诸将中若李光颜者，材力骁勇，况又晓知忠君报国大义，必能挺身破贼，建立奇功，陛下不可更怀疑心，失此机会也。”宪宗闻言喜悦，遂决意讨贼，自后纷纷罢兵之议，都不能入矣。
自古人君戡定祸乱，必有谋臣决胜于内，而后将臣乃能成功于外。今观察宪宗时，元济强梁不臣，恒、郓又党恶相助，自非裴度揣情料势，决策用兵，其时师老无功，鲜不中止。然则人君欲决大疑，平大难者，非得忠谋之佐，恶能不惑于群言！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上言，以为：“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李光颜奏败淮西兵于时曲。上以裴度为知人。
时曲，在今河南商水县地方。
宪宗讨淮西，久未有功，又各处盗贼窃发，人情危惧，群臣多言罢兵为便。考功员外、知制诰韩愈，恐宪宗惑于人言，而弃垂成之功，乃上疏说：“臣观淮西一镇，总其所据之地，不过申、光、蔡三小州，其力甚微，兼之连年用兵，民穷财尽。以残弊困剧之余，而当诸道合攻之力，势必不能久支，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之心，断与不断而已。诚能断自圣衷，不摇群议，则指日可以收功；若狐疑不断，使将士阻气，逗遛观望，则事之成败未可知也。”此时宪宗锐意讨贼，已知愈言为是，又李光颜适差人奏捷说，大败淮西兵于时曲。宪宗因裴度独许光颜成功，于是深以裴度为知人，而讨贼之意益决矣。
按淮西之役，外则李师道辈恶伤其类，多方挠阻，内则韩弘等欲倚贼自重，不愿速平，故使垂成之功，几于中废。非宪宗独断于上，专倚裴度，则腹心之疾，何时而除哉！韩愈“断”之一言，系于国体甚大，真救时之药石也。
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郓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乙丑，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愈急。
度，是裴度。
宪宗前用裴度之言，增兵淮西征讨吴元济时，恒州藩镇王承宗、郓州藩镇李师道与元济事同一体，因而内不自安，互相煽乱，于是人情汹惧，议论纷纭，或有请罢去裴度的官职，以安恒、郓反侧之心者。宪宗发怒说道：“今强藩拒命，蔑视朝廷，所忌者惟裴度一人而已。若听其胁制，罢去度官，则奸计得成，大权旁落，从此朝廷之上，用舍进退皆当受制于彼，无复纪纲之存矣。我今专用裴度一人，足破恒、郓二贼，岂可罢黜忠良，反为二贼报怨乎！”乃于是年十二月乙丑，进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示委任之意。裴度因上言：“淮西乃中原重地，今元济反叛，譬如人有腹心之疾，势不得不除其患。且朝廷既已发兵讨贼，两河诸镇，平素强梁不服的，都看朝廷这番举动以为向背。若平得淮西，则诸镇群然慑服；平不得淮西，则诸镇将益肆凭陵，无复忌惮。此其关系不小，不可畏难而中止也。”于是宪宗以裴度之言为然，将用兵之事尽委裴度，令其悉心区处。由是大议始决，而发兵讨贼，愈加严急矣。
尝考汉景帝时晁错议削七国，七国反因以诛错为名；今裴度议讨淮西，淮西构兵遂以罢度官为请。盖强宗悍将，迫胁君父，仇害谋臣，往往如此。然景帝听人言以诛错，而七国之势愈张；宪宗不听人言罢度，而三镇之祸随息，则二君之识量大小相去远矣。人主欲计安国家，慎毋弃任事之臣，以快奸人之愤也哉！
六月，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耶！”于是独用裴度之言，言罢兵者，亦稍息矣。
铁城，在今河南遂平县地方。
元和十一年六月，唐、邓节度使高霞寓，领兵攻讨淮西，与吴元济战于铁城。霞寓大败，官军杀伤殆尽，霞寓脱走，仅免其一身而已。那时朝廷议论，皆以为淮西为不可取。中外人心方在危疑，及闻霞寓军败，莫不惊骇错愕，争欲息兵。只有宪宗与裴度之见相合，决意讨贼，不为群议所挠。会宰相李逢吉等入见宪宗，将劝上暂罢征讨，以安人心。宪宗说：“输赢胜败也是兵家的常事，只要我这里庙谟审定，将士用命，何愁贼不能平，岂得以一将失利，便仓皇失措遽议罢兵耶！”于是独用裴度之言，讨贼愈急。群臣知宪宗意不可回，言罢兵者亦稍息矣。
大抵议天下之事者，惟相其时之权宜，审其势之缓急，而主之以果确之志，则事无不成。宪宗之讨淮西，群臣阻之矣，宰相阻之矣，重以大将之挫败，中外人情之汹汹，而宪宗持之愈坚，略而不为动，则所筹于时势者甚熟，而其志甚果也。此可为处大事者之法。
诸军讨淮西，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誓不与此贼俱生。臣观元济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一，不并力迫之，故未降尔。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六月，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
吴房，是县名，属蔡州地方。往亡，是不吉的日辰。
淮西之乱，自元和九年发诸军征讨，至是四年，尚未能克。百姓经年运粮不胜疲劳，甚至牛不得耕，却用驴去耕田者。宪宗见得久妨农事，颇亦患之，因问计于宰相。于时李逢吉等争言，大兵久顿于外，财用困竭，意欲暂且罢兵，休息百姓。独有裴度默然无言。宪宗怪问其故，裴度对说：“吴元济悖叛君父，乃臣子不共戴天之仇，讨之不克，不可中止。臣请自往战，一决胜负，宁与此贼俱死，誓不与此贼并生。臣观此贼兵力寡弱，势实穷蹙，一战可擒。但诸将互相观望，心志不一，不肯并力向前，故彼此相持，未即降服耳。若臣亲至行营，身自督战，诸将恐臣夺其功，必然并力争进，破贼不难矣。”宪宗喜悦，乃于是年六月，加升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令其前去总督军务。裴度受命将行，面辞宪宗说：“臣此行若擒得元济，则班师奏凯，庶有朝天之期；若元济尚存，则委命捐躯，终无归阙之日矣。”宪宗因其言词激烈，不觉恻然动念，为之流涕。于此见当时君臣相与之情，臣不忍负君，君亦不忍舍臣也。时诸将闻裴度出朝，果皆奋勇争先。唐、邓节度使李愬以吴房系蔡州的要路，将进兵攻之，众将都劝止，说今日乃往亡之日，不利进兵。李愬说：“兵法有常有变。我今兵少，不足以战，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彼以今日往亡，道是兵家忌讳之日，定不防我。我却乘其不意而击之，可以取胜也。”遂率兵径进，吴房果不设备，因攻破其外城，斩首一千余级而还。
夫诸将顿兵淮西，四载无功，裴度一出，随有吴房之捷。于此见天下之事，不倡率则众力不前，不振作则众心不奋，而其机又在人主委任责成于上，然后计议得毕其忠，攻取得收其效。若宪宗之于裴度，具可为万世法矣。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拒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愬降。元济于城上请罪，梯而下之，槛送京师，不戮一人，屯于鞠场，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洄曲，即时曲地方。槛，是囚车。鞠场，是球场。櫜，是箭筒。鞬，是弓袋。
这一段是记李愬克蔡州，擒吴元济的事。
李愬见淮、蔡精兵皆在外拒守，州城空虚，乃乘雪夜袭之，引兵直抵城下，破了蔡州城。元济犹坚守内城以拒敌官兵。淮西宿将董重质，是元济的谋主，统精兵万余在洄曲拒守。李愬说：“元济势已穷蹙，独守孤城，他只指望董重质来救耳。”乃访重质家属在州城者，厚抚恤之。因作一书与重质，开示祸福，遣重质之子传道持往谕之。重质见书，知州城已破，即弃了兵甲，单骑赴李愬投降。元济外救已绝，乃于城上叩首请罪乞哀。李愬着他用梯子下来，以槛车囚之，解送京师。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相继来降，李愬皆慰抚之，官吏尽复其职，不杀一人，屯兵鞠场，以待裴度。此时度为主帅，愬执军中之礼，戎服披执带櫜鞬出迎，拜于路左。裴度以李愬功高，不欲当此礼，将引车避之。愬说：“蔡人自叛乱以来，习成顽悖，不识上下名分，数十年矣。愬今所行，正是上下相接之礼。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体统，不可假借，益见朝廷之尊。”度以其言为当，乃受之。
按淮西恃强跋扈已数十年，其风俗犷戾甚于蛮夷，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而后克。人知度、愬诸人同心戮力之所致，而不知宪宗之独断乃大将之所以成功也。
裴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侧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斗杀，余皆不问，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牙兵，是帐下亲兵。偶语，是两人相对说话。
裴度既平淮、蔡，因将蔡州降卒收在帐下用为亲兵。或有人谏裴度：“蔡人虽云降服，其间阴怀异志、反侧不安者，尚多有之，当加意提备以防不然，不可遂置之左右，待以腹心也。”裴度笑说：“疑人莫用，用人莫疑。我为彰义军节度使，讨平淮、蔡有罪者，惟首恶吴元济一人而已。首恶既擒，其余胁从之人，归服于我者，就是我部下的人了，我自当待之如一家，亲之如一体，又何必分别彼此，而过生猜疑乎！”于是蔡人闻度此言，无不感泣。盖当是时蔡人新附，未知裴度意思如何，正放心不下，一闻其言，众心始得宁帖，所以感激而至于垂泣也。又前此吴元济父子悖逆相承，拥兵拒命，禁止蔡人涂间不得聚谈，夜里不得举烛，或有备办酒食相过往追随者，其罪至死。数十年间，蔡人摇首动足惟恐犯法，一向不得安生。裴度既至，除去烦苛，更下宽令，但只禁止盗贼行劫，及斗殴杀人重犯，其余一切罪过，悉置不理。百姓每有相往来的，聚散早晚各随其便，不限昼夜。于是蔡人始知人生世间有此安乐，感戴裴度真如父母矣。
由此二事而观，可见御众莫要于推诚，安民莫先于宽大。盖众志方危，我猜疑则彼益摇惑；民生方蹙，上严急则下益愁苦。惟当其摇惑之际而推诚以镇之，则众之附我也必坚；乘其愁苦之余而宽大以抚之，则众之德我也必厚。《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即帝王之治亦有然者，岂但为将相者所当知哉！
淮西既平，上浸骄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晓其意，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由是有宠。八月，镈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
宪宗即位以来，日夜忧勤，思雪祖宗之耻，颇为励精。及是淮西既平，便觉志意盈满，日渐矜骄奢侈，好兴土木，无复昔时勤俭之意矣。时有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两人都是管钱粮的官，晓得宪宗意思，欲有所逞，而用度不足，乃专事掊剋，时时进奉羡余银两，以充其费，欲以自结于上。宪宗见两人投其所欲，果甚喜悦，由是大有宠幸。八月，镈以户部侍郎、异升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度支、转运使如故。诏下之日，满朝百官及四野的小民，见两人素望极轻，一旦用做宰相，无不骇愕。至于街市上负贩做小买卖的人，也都嗤笑之。其不惬于众论如此。
夫古之明君，所以久安长治者，惟其功愈盛而志愈惕，小人不得乘间而窃用故也。宪宗穷四年之力，仅平三小州，不思河北之未臣，吐蕃之寇掠，尚属可虑，而逸欲一生，使小人遂得窥见其意而入之。以十年之忧勤，而不胜其一念之骄侈，以众贤之戮力，而不胜其两小人之逢迎，卒使前功尽隳，身且不保，良可慨已。处四海无虞之日者，其深鉴之。
裴度耻与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许。度复上疏，以为：“天下治乱系朝廷，朝廷轻重在辅相。所可惜者，淮西**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弘舆疾讨贼，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隳坏，使四方解体乎！”上以裴度为朋党，不之省。由是镈益无所惮。程异亦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逊，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于祸。上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荐山人柳泌能合长生药。诏泌居兴唐观炼药。
是时宪宗用皇甫镈、程异为相，这两人都是邪佞小人，裴度羞与同在相位，因进谏不从，上表求自退避。宪宗不许，裴度乃复上疏，奏说：“天下治乱，其本全系朝廷，朝廷轻重又在辅相。辅相得人，则朝廷增重而天下治；辅相非人，则朝廷轻辱而天下乱。治乱之机，所关甚重，诚不可不慎也。今陛下用皇甫镈、程异为相，轻辱朝廷，此何足惜。所可惜者，强藩悍将，如两河诸镇为患已久。今吴元济就擒，淮西幸已平定；田弘正等相继归服，河北幸已安宁；王承宗上表献德、隶二州，拱手纳地；韩弘奉诏讨李师道，扶病出兵。似这等奉顺朝廷，岂是朝廷之上徒以威力压服，能制其死，而使之不敢违哉？直以生杀予夺，正大公平，一切处置事理，咸中机宜，能使强者畏威，弱者感德，有以深服其心焉耳。陛下劳心焦思，建此升平之业，以大势而论，十已八九，正当兢兢业业，尽善尽美，图维有终。何忍宠昵小人，将垂成大业旋自隳坏，使四方将吏见朝廷举措如此，离心解体，不复有臂指相使之势，岂不可为痛惜者哉！”疏上，宪宗反以裴度为朋党，不览其奏。由是皇甫镈愈益恣肆，无所忌惮。程异自知不为众论所容，颇能廉谨谦退，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干预事权。故后来皇甫镈贬为崖州司户而死，而程异仅得免于其祸，然已无救于国家之败矣。
宪宗晚年又喜好神仙，诏天下访求方士通晓仙术者。宗正卿李道古欲谄媚求容，乃荐举山人柳泌，说他能合长生药，服之可以延年益寿。宪宗信以为然，诏柳泌居兴唐观中烧炼药饵。其后宪宗服其金丹，躁渴举发而崩，柳泌杖杀，诸方士皆流岭表，然亦不能赎其罔上之罪矣。
夫国事至重大者，莫如任相，而宪宗轻用匪人，至隳成功而不恤；异端至虚诞者，莫如求仙，而宪宗轻信邪术，至蹙大命而不疑。是非镈、异之奸，柳泌之妄能惑宪宗也，由宪宗之惑于利欲焉耳。使其能养德于虚明，持志于静定，虽有奸妄之徒，何自而入哉！此明主所当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为言：“愈虽狂，发于忠悃，宜宽容以开言路。”乃贬愈为潮州刺史。
潮州，即今广东潮州府。
宪宗末年，崇信邪术，小人希宠者争以异端迎合上意。于是有言陕西凤翔府法门寺塔中有佛指骨，二十年一开，开则岁丰民安者。德宗听信其言，遣内使往迎其骨，至十四年正月迎至京师。宪宗留在宫中供养三日，乃遍送诸寺，令其转相顶礼。于是上自王公，下至士民，都去争先瞻奉，舍施钱财，唯恐不及，甚有倾竭资产以充布施者，有然香于臂膊及顶上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见得蠹财惑众，乃上表切谏，说道：“我中华地方，以礼乐教化为俗，本无有佛。佛者乃是夷狄教门中之一法，其大意只要以祸福之说，怂动愚俗耳。臣尝考之上古，自黄帝、尧、舜，以至禹、汤、文、武，这许多圣帝明王都享有寿考，多者百数十岁，其次百余岁，国运久长，百姓安乐。当此之时，尚未有佛，是不因奉佛而才得福也。汉明帝时始听信邪说，遣人到天竺迎取佛书，于是佛教始入中国。然汉自明帝而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是奉佛而反不得福也。宋、齐、梁、陈、元魏而下，奉佛之礼渐加恭谨，计其享国多者十数年，少则三五载，年代转益短促。唯梁武帝在位颇久，然四十八年之间，前后舍身三次，以天子之贵为寺家奴，卑辱已甚，其后竟为贼臣侯景所逼，断其饮食，饿死台城，国亦随灭。原其奉佛之心，本为求福，福不可得，乃反得祸。以此看来，作祸造福，全不由佛，佛教虚妄不足凭信，其理昭然从可知矣。但百姓愚下懵懂，其心易于煽惑，而难于晓悟。彼但见陛下敬信佛教如此，都说天子是大圣人，尚且一心奉佛，况我等微贱小人，尤当加敬顶礼，岂可更爱惜身命，所以弃却本等生理，都去瞻奉舍施，以至竭资产，燃臂顶而不顾也。惑乱愚俗，莫此为甚。乞将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庶令人知其幻妄，可以断除一世之疑，后代无所流传；可以杜绝将来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举动，远配古圣帝明王，而迥出汉、魏、六朝庸主万万倍也，岂非至盛美之事哉！设使佛有神灵，能作祸福，臣今排诋其妄，凡有灾咎，宜加臣身，臣请自当其祸焉。”表上，宪宗览之大怒，出其表以示宰相，欲加愈极刑，置之于死。宰相裴度、崔群在上前力争说：“愈言虽狂，发自忠恳，心则无他，宜姑示宽容，以开进言之路。”乃从轻贬愈为潮州刺史。
按佛教虚妄，先儒辟之详矣，而深切著明无如此表。盖佛教所以能惑众者，以人情莫不慕富寿而恶贫苦。彼以祸福之说动之，故群起而信奉，而自不暇察其理之有无也。韩愈此表历征古之帝王年寿修短，国运久促，全不系于奉佛与否，以见其本无神灵，本不能作祸福。此说出，则彼之虚妄立见，而无所挟以惑众矣。其有功于世教，岂不大哉！明君以正心穷理为学，当三复于斯言。
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镈深恨之。
宪宗一日问宰相说：“先朝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初时朝政清明，天下治安，后来祸乱遽起，破国亡家，这是何故？”宰相崔群对说：“玄宗初年所用的臣，是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都是忠直君子，专以正道辅佐玄宗，使励精勤俭，所以国家理治；后来所用的臣，是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奸邪小人，专以谄佞诱引玄宗，使纵情奢侈，所以国家危乱。可见人君用人，或得或失，治乱随之，所系极重，非可轻忽也。今人都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玄宗避寇幸蜀，为乱之始；臣独以为从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罢张九龄的相位，专用李林甫，自此小人得进，君子皆退，朝廷不闻直言，不行善政，是乃治乱之所由分也。臣愿陛下以开元初年的事为法，选用贤臣如姚崇等诸人，必信任之，与共图治理；以天宝末年的事为戒，辨别小人如李林甫等诸人，必黜远之，以防其乱，则可保久安长治，乃社稷无疆之福也。”时朝臣中皇甫镈正是个邪佞小人，闻崔群所对，切中其病，遂深恨之。
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由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捡，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欲任贤臣以成无疆之休者，其深鉴之。
帝问：“玄宗开元时致治，天宝则乱，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绛曰：“治生于忧危，乱生于放肆。玄宗尝历试官守，知人之艰难，临位初，任姚崇、宋璟，励精听纳，故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洎林甫、国忠得君，专引倾邪之人，分总要剧，于是上不闻直言，嗜欲日滋。内则盗臣劝以兴利，外则武夫诱以开边，天下**，故禄山乘隙而奋。此皆小人启导，从逸而骄。系人主所行，无常治，亦无常乱也。”
宪宗一日问宰相李绛说：“玄宗开元时政事修举，天下太平，到天宝以后，盗起兵兴，宗社几于不保，一君之身而前后治乱相反，其故何也？”李绛对说：“治乱无一定之数，有一定之理。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一念之忧勤；乱不生于乱，而生于一念之侈肆。玄宗在藩邸时，典领州郡，历试官守，备知民情疾苦、时事艰危，所以即位之初，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励精治理，心志清明，听纳忠言，耳目无壅，故其时前后左右无一个不是正人，相导辅翼者无一件不是正事，天下安得而不治乎！到天宝以后，奸臣李林甫、杨国忠蛊惑上心，操弄国柄，排抑正直之士，使无所容，而专引倾邪险诐之人，令其分布要区，总领繁剧。由是朝廷之耳目敝塞，忠言不得上闻，君心之嗜欲日滋，声色从而杂进。内则盗臣王等搜括缗钱，劝以兴利，外则武将高仙芝等邀求功赏，诱以开边，以致百姓困于科求，三军疲于征战，怨声四起，天下骚然。故贼臣安禄山乘此衅隙，顿生祸心，一旦变起渔阳，而大驾蒙尘，两京失守。此皆由小人欲希图宠幸，专以荒**侈肆之事，启导君心，使之纵耳目之娱，穷心志之乐，其骄逸如此，国事安得而不坏，天下安得而不乱乎！由此观之，治乱系人主所行，行得其道则治，行失其道则乱。恃其治而萌侈肆之心，则治将变而为乱；惧其乱而厉忧危之念，则乱可变而为治。治乱果何常之有哉！”
按李绛以忧危放肆，分别开元、天宝之治乱，其言固甚当矣，而不知天宝之乱，正开元之治有以启之也。盖艰难之际，虽庸主皆知勉图，而治平之时，即贤君不免骄佚。开元间海内富庶，兵革不兴，玄宗自谓天下治安，所以侈心渐肆。使其知有天宝之乱，岂肯安危利灾一至于此极乎！故圣人处极盛之时，而愈切怠荒之儆，其虑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