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
穆宗
穆宗皇帝，名恒，是宪宗第三子。在位四年。
二年春，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销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士卒皆集。诏征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故每战多败。
长庆二年春，初穆宗新即位之时，河南、河北之乱，才得平定，人心尚未帖服，正该养威蓄众，图维善后事宜，以防反侧。宰相萧俛、段文昌虑不及远，便说天下已太平无事了，议欲以渐销兵用省军费，乃请密下诏书，令天下军镇有兵的所在，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为渐次销减之法。那时穆宗方溺于荒**宴乐，不以国事为意，遂不论可否即从其奏。由是军士除籍者日众，无所归着，都去山泽中聚而为盗。未几乱果复作。幽州军士囚了节度使张弘靖，推朱克融为留后；成德兵马使王庭凑杀了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两人同时作反，一呼而士卒皆往从之。朝廷下诏调各道兵讨贼，各道兵在籍者既少，都一时仓卒召募乌合之众。平素既无恩威，又未加训练，谁肯用命？所以每战多败，皆轻议销兵之过也。
夫祸乱初定之时，如疾病方痊，恃其已安而遂废药石，则病将复生而不可救矣。唐之销兵何以异此？况兵非土著，散之最难。萧俛等不思所以驭之安之之法，而谩去其籍，是驱坐待衣食之辈，而责之归农，非其情也。其为寇兵之资也，又何怪乎！
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之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余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崔植、杜元颖、王播为相，皆庸才，无远略。史宪诚既逼杀田布，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钺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讫于唐亡，不能复取。
幽、镇，都是藩名。
时朱克融反于幽州，王庭凑反于镇州。朝廷承销兵之后，行伍空虚，乃仓卒募兵征讨。兵既不精，及其遣用将帅，又不假以事权，凡诸将一举一动，必须从禁中授以方略，进退掣肘，不得自专。朝令夕改，事无成算，以致众心眩惑，莫知所从。忽然而行，忽然而止，全不审酌机宜，度量可否。故虽以诸道十万之众，声势联络，兵不为不多，而领兵者若裴度为耆德元臣，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知名大将，将不为不良，然而幽、镇二州其众不过万余，大军讨之，屯守经年，竟无成功，徒致财用困竭，民力疲劳，坐受其敝，则由庙堂之上，辅相不得其人故耳。盖此时崔植、杜元颖、王播为相，这三人都是庸下凡材，无有深谋远略。魏博牙将史宪诚，既鼓扇众军逼令节度使田布自杀，崔植等不能力赞朝廷讨正其罪，因以宪诚代布，遂将朱克融、王庭凑一并姑息，授以节钺，以克融为平卢节度使、庭凑为成德节度使。由是河朔一带地方，在先朝归顺者复为强臣所有，天下大势既去，迄于唐亡，寸土寸疆不能复取，皆宰相不得其人之故也。
夫河朔诸镇，在宪宗朝得裴度诸贤，则叛者服；及穆宗用崔植诸人，则服者叛。相道得失，而国家之理乱因之，所系诚至重矣。然宪宗之用裴度也，言听计从，虽大奸如李逢吉不能阻挠。而穆宗出度于外，反使庸鄙如崔植等得从中制，度亦安得以有为哉！故人君欲尽贤相之用，尤必信任专一而后可。
五月，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山南东道，即今湖广襄阳等府。邓县，即今邓州地方。吏书作弊，舞弄文法，叫做舞文。
长庆三年五月，穆宗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巡行所属，过邓县审录囚犯，适有两个犯罪吏，一个是要钱贪赃的，一个是作弊舞文的。众人私拟公绰素性廉介，赃吏罪重，必然杀犯赃者。公绰判断其案说道：“赃吏贪财，自干法纪，其于国家之法只是犯之而已，却不曾变坏了法度，是法犹在也。若奸吏舞文，则增损律例，改易公私轻重，皆出其手，虚实无从而稽，把国家之法全然变乱了，是法因之而亡也。”于是竟诛舞文者。众人咸服其明。
夫国家所以纲纪天下，成画一之治者，恃有法在耳。惟是积胥巨猾，欺公罔上，奸弊百端，主司者或受其愚弄而不能察，或被其把持而不能禁，甚且曲为隐护以自盖其疏虞，于是奸吏接迹，不可胜诛，而法益**灭矣。然吏之所以敢于乱法者，实皆贪心所使，则诛赃吏亦所以弭奸吏也。欲澄清天下者，宜加意焉。
四年春，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有处士张皋者上疏，以为：“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岂得复循其覆辙乎！”
先是，宪宗因服方士柳泌之药，致疾而崩。穆宗即位，已将柳泌等杖杀。至长庆四年，诸方士稍又因左右近幸之人干求进用。穆宗志意怠荒，不能惩戒往事，仍又服其金石之药，欲求长生。有处士张皋者上疏，谏说：“人禀血气以生，贵于和平，而忌偏胜。惟能澄神定虑，使本原之地，宁静澹泊，不为情欲所扰，则血气自然和平，而百病不侵。设使恣情纵欲，或耽于声色，或荒于游宴，嗜欲既胜，则血气必致损耗，而疾病斯作矣。人惟致有疾病，所以必须用药攻治，是药本为攻疾而设也。若本无疾病而轻服药饵，反使药力有所偏助，其患立见。君身所系至重，岂可如此。昔先帝听信柳泌妄言，谓服药可得长生，以致躁渴举发，遘病而崩。此陛下所亲见者，正宜惩其既往之失，永为鉴戒，岂得再踵其覆辙乎！”穆宗徒善其言，终不能用也。
按神虑澹泊之言，最得养生之理。盖人君一心，众欲交攻，必须爱惜精神，减省思虑，于凡可喜可好之事，泊然如水，一无所动其中，才能培养寿命之原，永绥和平之福。而其要又在讲学勤政，使志意既有所专，然后神虑斯无所杂。未有无所事事而心能澹然者也。明主宜留意焉。
敬宗
敬宗皇帝，名湛，是穆宗长子。在位二年。
上视朝每晏，左拾遗刘栖楚进言曰：“陛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理，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遂以额叩龙墀，见血不已。上命中使宣慰令归。
穆宗在位四年而崩，其子敬宗即位，昏迷不德，视朝甚迟，百官伺候朝参，废时失事。于是左拾遗刘栖楚面进谏说：“陛下嗣位之初，上承宗庙，下抚万邦，海内人心方颙颙望治之日，正宜兢兢业业，不遑宁宽，虽在夜间犹当披衣待旦，以求治理可也。今乃溺于宴安，嗜好寝卧，耽乐女色，至日晏而后起，甚非励精图治之意。况先帝梓宫在殡，尤人子闻乐不乐之时，而鼓吹日喧，略不为念。美誉未彰于天下，恶声已布于遐方，臣恐如此怠荒，福祚必不久远，关系非细故也。臣叨居谏职，不能补阙救过，何颜立于朝廷，请碎首玉阶以谢旷职之罪。”遂以额叩于龙墀，出血不止。敬宗见其恳切，命中使宣旨慰谕，劝之使归，然终不悟也。
卒之敬宗以逸豫灭德，在位二年而亡。栖楚福祚不长之言，于是验矣。可见人君勤政，不惟可以理万机，且使志气清明，精神会聚，一切纵欲伤生之事，自不暇为，亦所以养寿命之原也。周公作《无逸》以励成王，而惓惓以享国修短为言，正是此意。人主宜三复之。
宝历元年正月，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诲》，以讽侮弃谠言；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上优诏答之。
扆，是御屏。丹，是赤色。
宝庆元年正月，时敬宗即位之初，不知保身勤政，每微服出外，游戏行幸，举动无常，所宠昵亲近的都是狎邪小人，蛊惑上心，无所不至。每月视朝不过三两次，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其面者。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因作《丹扆六箴》以献，言人君负扆临朝，所当箴警者有六件事：一曰《宵衣》，说人君于天未明时就当起来着衣，待旦视朝，盖因敬宗视朝太稀，日晏始出，故以此讽谏也；其二曰《正服》，说人君所尚袍服，自有定制，不可崇尚奇丽之饰，盖因敬宗服御乖异，有亵威仪，故以此讽谏也；其三曰《罢献》，说人君所受贡献，自有常额，不可于常额外受人贡献，盖因敬宗征求玩好，有损俭德，故以讽谏也；其四曰《纳诲》，说人君于直言正论当委曲听纳，以示优容，盖因敬宗侮慢忠言，拒而不听，故以此讽谏也；其五曰《辨邪》，说人君于谗谄奸佞当详审辨别，以防蒙蔽，盖因敬宗亲信群小，任之不疑，故以讽也；其六曰《防微》，说人君一身所关甚重，出入举动，当时加戒慎以防不虞，盖因敬宗轻生游幸，履危蹈险，不知戒惧，故以此讽谏也。六箴进上，敬宗优诏褒答，然竟不能从其言也。
按此六箴虽均切治理，而《辨邪》一言尤要。盖敬宗以冲年即位，使能尊礼师傅，亲近老成，则心志有所维持，而起居出入自然有常，服御玩好自不及侈矣；惟其有群小之狎，无师保之助，此所以童昏失德，过日积而不自知也。明主当深省于斯。
文宗
文宗皇帝，名昂，是穆宗第二子。在位十三年。
二年夏四月，上对柳公权等于便殿。上举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浣矣！”众皆美上之俭德，公权独无言。上问其故，对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乃可以致雍熙。服浣濯之衣，乃末节耳。”
洗濯衣垢叫做浣。
开成二年夏四月，文宗召翰林学士柳公权等，入对于便殿，文宗言及汉文帝恭俭，因举自家袍袖以示众学士说：“朕这袍服已经三次浣濯了，今犹服之，不欲遽弃也。”众学士都称美文宗的俭德，以为过于汉文帝，独柳公权默而无言。文宗问其故，公权对说：“节俭固是美德，然帝王治天下，尚有大道理。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所重者不在财帛，当思官职贵于得人。于贤者则进之，不肖者则退之，忠言不可轻弃；于谏诤之当者从之，有不当者亦容之，恩威不可滥施；于有功者赏之，有非者罚之，则朝廷之上大本克端，天下自然理治，雍熙太和之盛可不劳而致矣。这才是帝王的盛节。若区区服浣濯之衣，不过细小末务而已，治天下的大经大法，不系于此，岂可遽以为美而自足哉！”
夫节俭，美行也，而公权犹以为非帝王之大德。若恣情纵欲，奢侈败德者，又当何如哉！为人上者可以鉴矣。
九月，以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谢，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人主辨之甚难。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先帝深知朋党之患，然所用卒皆朋党之人，良由执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间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询小人以察执政。如德宗末年，所听任者惟裴延龄辈，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乱也。陛下诚能慎择贤才以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书，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
开成四年九月，时文宗崩，武宗即位，首召还袁州长史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见谢恩，因奏说：“人君致治之要，不必他求，只有审察群臣，辨其孰为邪人，孰为正人而已。夫人之邪正不同，其存心制行亦每相反，若使同朝而立，其势必不相容。正人疾恶邪人，固指邪人为邪；邪人妒忌正人，亦反指正人为邪。邪正相攻，名实混乱，人主欲从而辨别之，诚甚难矣。然以臣言之，正人持身孤介，譬如木中松柏一般，其节操刚劲，无所倚靠，而挺然独立；邪人则柔佞卑鄙，譬如草中藤萝一般，若非依附他物，必不能引拔而振起也。故正人独行己志，一心事上，耻为和同；而邪人背公植私，交相引援，争为朋党。其人品较然不同，宜无难辨。先帝深知朋党为患，每恨其难去，而所用者若李训、郑注等，又卒皆朋党之人，良由其辨别不真，持心不定，乍疑乍信，所以奸邪得乘间而入，以构谗启祸，人主卒被其误而不知也。夫为宰相者固不能人人忠良，其中或有一二心怀欺罔者，人主之心始不能无疑。疑心一生，不能自决，乃又旁问左右之人，以伺察执政的贤否。如先朝德宗末年，不信宰相而信群小，所听任者惟谗佞裴延龄等，专权用事，至于宰相反不得预政，但署名于敕，主行文书而已。体统废坏，纪纲陵夷，此政事所以日乱而不理也。陛下诚能于择相之始，其难其慎，务选择贤才而任之，固不因之以滥用小人。其有欺君罔上，罪过昭彰者亟行罢斥，亦不因之以概疑君子。常使朝廷政事都出自中书，决于宰相，推心置腹，委任责成，志坚意定，不为毁誉所间，爱憎所迁，则臣主一心，政事毕举，何忧天下之不治也哉！”
大凡人君择相，未尝不欲得正人而任之，而任之未必专者，其知之犹未深也。心诚相知，则信之必笃，任之必专，自非邪人所能间耳。古人所以比君相于元首股肱，明其有一体之义，岂有一体而可使间隔者哉！后之任相者，以一人誉之而用，既不能辨别之于始；以一人毁之而弃，又不能信任之于终，其于一体之义疏亦甚矣。明主宜知所重焉。
又曰：“先帝于大臣好为形迹，小过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积，以至祸败。兹事大误，愿陛下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当面诘之。事苟无实，得以辨明；若其有实，辞理自穷。小过则容其悛改，大罪则加之诛谴。如此，君臣之际无疑间矣。”上嘉纳之。
李德裕又对武宗说：“昔先帝文宗御下多疑，其待大臣不肯开心见诚，每每好为形迹以全体面。大臣小有过失，心里虽是不喜，却乃务为包容，不即显言于外。自此日累月积，下之罪过益深，而上之猜疑益甚，小人乘机中伤，不觉信之深而发之暴，以致大臣继去，人人自危，而国之祸败随之矣。此一事，乃先帝大错误处。陛下今日始临群臣，愿深以为戒，勿蹈其辙。臣等若有罪过，陛下但有所闻，即当面赐诘问。事苟不实，则臣等得以一一辨明，不致为人诬陷；若其有实，则辞屈理穷，自然输服，亦可得其真情，就中分别。小过姑容其悛改，使之自新；若犯大罪，即加以诛谴，无所宽贷。如此，则君臣之间，肝胆相照，形迹俱忘，非惟君不疑臣，臣亦不疑君矣。所以保全大臣，而遏群邪媒孽之端者，皆在于此，祸败何从而生乎？”武宗以其言为是，深嘉纳之。
夫君臣之分本严，所恃以成上下之交者，惟心之相信而已。若君心一有所疑，蓄而不发，则积疑销金，积毁销骨，臣下之心迹无由自明，而上下之交离矣。父子相离，不可以治家；君臣相离，尚可以治国乎！故夫上推诚以待下，下积诚以格上，宜各尽其道也。
武宗
武宗皇帝，名炎，是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四年八月，镇、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贺，李德裕曰：“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上曰：“郭谊，稹谋主也，必枭刘稹以自赎。”德裕曰：“诚如圣料。”未几，谊果斩稹，收稹宗族尽杀之，函稹首，降。宰相入贺，上曰：“郭谊宜如何处之？”德裕对曰：“刘稹，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谊为之谋主；及势孤力屈，又卖稹以求赏。此而不诛，何以惩恶！宜及诸军在境，并谊等诛之。”上曰：“朕意亦以为然。”郭谊等至京师，皆斩之。
镇、魏，都是藩镇名。邢、洺、磁，是州名。邢州，即今顺德府地方。洺州，即今广平府地方。磁州，即今彰德府地方。昭义，在秦时为上党，今为潞安府。
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薨，其子刘稹自为留后。武宗用宰相李德裕之谋，诏镇州节帅王元逵、魏博节帅何弘敬发兵讨之，先攻其邢、洺、磁三州，三州守将皆相继请降，于是镇、魏二帅以状闻于朝。宰相入贺，李德裕奏说：“昭义一军所恃以为根本者，正以其有邢、洺、磁三州在于山东，其士马可以进援，险阻可以退守也。今三州来降，则根本既拔，以势度之，上党孤悬无助，难以独存，不日之间必有内变矣。”武宗说：“彼中若有变，必起于郭谊。盖郭谊乃刘稹的谋主，见事不成，恐并受其祸，必杀刘稹以自赎其罪也。”德裕说：“稹必死于谊手，诚如圣算。”未几，郭谊果杀了刘稹，并收稹宗族尽数杀之，将刘稹首级用匣子盛了，献上求降。于是宰相入朝称贺，武宗问说：“郭谊本是贼党，法当诛戮。今能杀稹来降，功又当赏。宜如何处之？”德裕对说：“刘稹乃一痴孺子耳，何知叛逆？所以教之阻兵拒命者，皆郭谊为之谋主。始则依势附力，导稹以为乱；及势孤力屈，不能自存，乃又以稹为奇货，卖之以求赏。其反侧如此，真奸人之雄也。若释此不诛，何以惩恶！宜及镇、魏诸军尚在境内，并郭谊等俱诛之，以为党恶之戒。”武宗深然其言，说：“朕意亦是如此。”乃诏郭谊等送至京师，皆斩首以正法，于是泽、潞始平。
自古谋国之臣，多计算而少成事，非但其谋之不审，亦由君相异心，任之者不专也。今观武宗之与德裕，同心相谋，同谋相信。君所言是，相则曰“诚如圣料”；相所言是，君则曰“朕意亦然”。其计议投合如此，令何所不行，威何所不克？此所以使镇、魏如臂指，取上党如拾芥也。在相者宜以为法。
宣宗
宣宗皇帝，名忱，是宪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二年二月，以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上尝以太宗所撰《金镜录》授绹，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大中二年二月，宣宗以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此时宣宗励精图治，志欲法祖。一日，尝以太宗所作《金镜录》授与令狐绹，使在御前读之。《金镜录》中有两句说道：“国家之乱皆由小人导之，未有不任不肖而乱者。国家之治皆由君子辅之，未有不任忠贤而治者。”绹读到这两句，宣宗大有感悟，命绹且住，因说：“人君用人得失，甚有关于治乱，凡欲求致太平者，当以此言为首务。使不肖者不得幸进，忠贤者不致遗佚，则有治无乱，何患太平之难致哉！”宣宗又以史臣所记太宗《贞观政要》事事切于理道，欲时加省览，乃书于御座屏风，每正色拱手，致敬而读之。盖太宗用此以致太平，嘉言懿行，具载此书，故敬慕之如此。
《书经》上说：“王懋乃德，视乃烈祖，无时豫怠。”太宗固唐之烈祖也。宣宗即位之初，景念若此，可谓无所豫怠矣。是以虽当末世，而犹能整齐法纪，维系人心，人称为小太宗。况于重熙累洽之时，而法祖攸行者，其治功当何如哉！
八年秋九月，上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匿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军家，唐时有南北军，其部下的人叫做军家。泾阳县，今属陕西西安府。海州，今属南直隶淮安府。
大中八年秋九月，宣宗出猎于苑北，偶遇打柴的樵夫，问他是何县人。樵夫对说是泾阳县人也。宣宗问他县里正官是谁。樵夫对说是李行言。宣宗因问此人做官何如。樵夫对说此人性刚，执法不能容奸。县中有强盗数人，打劫人家事发，藏匿一军家，他差人捕捉，那窝主竟不肯与，遂将强盗与窝主一并拿来，尽数杀之。其执法不挠如此。宣宗默记其言，回至宫中，便写李行言姓名，帖于寝殿之柱，以备擢用。到冬十月，乃除授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入朝谢恩，宣宗特赐以金带紫袍以宠异之。因问行言：“卿知今日所以腰金衣紫之故乎？”行言对说：“不知。”宣宗乃命左右取殿柱上帖子的姓名示之，以见行言自为县令时，已受知于朝廷也。
夫守令之贤否，生民之休戚系焉，人君知以为重者鲜矣。虽举刺之章日上，殿最之牍满前，某贤某不肖尚有不辨其谁何者。宣宗一出猎之际，惓惓吏治，问之惟恐不详；一得其人，手记心存，用之惟恐不速。明主能法其意，以察贤否、行黜陟，守令岂有不劝，百姓岂有不安者哉！
九年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初，上校猎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于佛祠。上问之，对曰：“醴泉百姓也。县令李君奭有异政，考满当罢，诸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谐所愿耳。”及怀州刺史阙，上手笔除君奭，宰相莫之测。君奭入谢，上以此奖励，众始知之。
醴泉，即今陕西醴泉县。怀州，即今河南怀庆府。渭上，是渭河之上。
大中九年二月，宣宗以醴泉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史臣因叙说：初，宣宗出猎于渭上，见年老的百姓有十数人聚会于佛庙中，宣宗问他每是何县人，为甚么聚会在此。父老对说：“我等都是醴泉县的百姓，因本县令李君奭做官廉能，有异常德政，百姓每戴之如父母，不忍离之。今当考满之时，资俸已深，必然升迁罢去，因思好官难得，恐后来者未必似他，欲到府上乞留久任，故此祈祷于神，冀得遂所愿耳。”宣宗闻其言，知君奭是好官，记在心上，欲重用之。后来怀州阙刺史，宣宗不待吏部推举，即手书君奭除补。宰相每都惊异，不知君奭何以见知于上而被简擢如此。及君奭入朝谢恩，宣宗以所得于父老之言奖励之，众始知其故也。
夫亲民之官莫如县令。令贤，则民惟恐其不久；令虐，则民惟恐其不去。此人情也，而激劝之机实在朝廷。汉宣帝留心吏治，综核名实，玺书勉励，增秩赐金，而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唐之宣宗固亦汉宣之流亚矣。
懿宗
懿宗皇帝，名漼，宣宗长子。在位十四年。
僖宗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第五子。在位十五年。
昭宗
昭宗皇帝，名杰，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为朱温所弑，唐亡。
《历年图》曰：“高祖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长驱，奄有关中。命将出师，扫除乱略，遂降李密，系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闼，夷萧铣，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哉！盖以太宗之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乂，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之于袵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州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
宋臣司马光纂集诸史，每一代为一图，历叙其治乱兴亡之迹，谓之《历年图》。
这一篇总叙唐朝的事，从高祖起。说：“唐祖李渊在隋时，原封为唐国公，留守晋阳。因见炀帝无道，民穷盗起，遂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州县空虚，攻下汾、霍诸郡，席卷长驱直抵西京，尽有关中之地以为根本。于是遣将出兵，扫除群盗，遂降李密于洛口，系窦建德于虎牢，擒王世充于洛阳，芟刘武周于马邑，剪刘黑闼于山东，夷萧铣于江陵，不出六年之间，僭伪悉平，海内咸服，何其成功之速，一至于此哉！盖因有太宗世民为之子故也。使无太宗，则高祖原无大志，岂能创业垂统，开有唐一代之治哉！太宗具文武全才，聪明勇略，高出前代人主之上；又能驱策一世之英雄，使皆效其死力；网罗四方之俊乂，使皆竭其才能；群策毕举，凡善谋忠计皆嘉纳而不遗；言路大开，虽直言极谏，亦乐闻而不厌；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安置之于袵席之上；使昔之相聚而为盗贼者，皆化为善良之君子；昔之愁苦而呻吟者，皆转为太平之讴歌；男耕女织，衣食有余；讼简民淳，刑措不用；威德日隆，虽强如突厥之长，亦系颈于阙庭；土宇日广，虽远如北海之滨，都设立为州县。盖自三代以来，中国之盛未有如此也，亦可谓不世出之主矣。惜其好尚功名，徒以智勇创造基业，而不能修礼乐以化民。且胁父臣虏，不可以言孝；弑兄杀弟，不可以言友。父子兄弟之间，惭德愧行亦已多矣。”
夫帝王之治，未有不自修身齐家以及天下者也。太宗之内行不修如此，是岂足以以语帝王之治哉！
“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斫丧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缙绅，迹其本源，有自来矣。中宗久罹忧辱，备尝险阻，一旦得志，荒**不悛，粪土之墙，安可杇也。睿宗鉴前之祸，立嗣以功，所谓可与权矣。明皇能谋有断，再靖内难。开元之初，忧勤庶政，好贤乐善，爱民利物，海内富庶，四夷宾服，浸**于贞观之风矣。及天宝以降，自以功成治定，无有后艰。志欲既满，侈心乃生；忠直浸疏，谗谀并进；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以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召，以安禄山、哥舒翰为方、虎。痈疽结于心腹而不悟，豺狼遁于藩篱而不知。一旦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执檄而心醉，猛将望尘而束手，腥膻污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舆播**，生民涂炭，祸乱并兴，莫可救药，使数百年之间，干戈澜漫而不息。乌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
伊洛，指唐之东京，在今河南府地方。河潼，指唐之长安，在今西安府地方。
《历年图》又叙说：“高宗承平之时，沈溺宴安，怠荒无度，即其依向不忍虽似仁慈，而柔懦不振，全无威武。其最得罪于宗社者，在立武氏为后，使其专权窃柄，斫丧唐家元气，杀害李氏子孙，诛逐缙绅之忠直，改唐为周，酷烈无比。究其本源，都因高宗昏弱无为，酿成此恶，其祸有自来矣。至于中宗初时为武后所废，居房州十三年，每欲自杀，遭忧辱如此之久，受险阻如此之多，宜其知所儆惕矣。一旦复了帝位，乃不鉴武氏之祸，又宠信韦后，荒**不改，致国事日非，身且不保，是其天性昏庸，难以匡弼。殆孔子所谓粪土之墙，不可加以粉饰者也。睿宗鉴前代祸乱，欲早立太子，因次子隆基有诛韦氏之功，遂舍长子成器而立隆基，以绝祸本，是为玄宗。舍嫡立功，虽非经礼，亦可谓能行权矣。玄宗为人，多谋略，有刚断，初诛韦氏之乱，后寝太平公主之谋，凡两清内难，皆以谋断成之。开元之初，忧勤庶政，所用的都是正人，有好贤乐善之诚；所行的都是惠政，有爱民利物之泽。二十年间，海内富庶，四夷宾服，内宁外谧，骎骎乎有太宗贞观之风矣。及至天宝以后，见天下太平无事，自以为功成治定，无复后患。于是志欲既满，侈心遂生；恶谏诤而忠直浸疏，狎群小而谗谀并进；耽逸乐，则不念万机，而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任将相则不辨忠邪，而以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公、召公，以番将安禄山、哥舒翰为方叔、召虎。奸佞在朝，譬如痈疽生于心腹，将要溃裂犹且不悟；强胡当道，譬如豺狼近在藩篱，将要噬搏尚然不知。一旦安禄山发兵十五万，反于范阳，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之上平素不曾设备，宰相执着传的檄书，吓得痴呆如醉，无计可施。一时猛将平素不曾习战，望见贼的烟尘，都束手就缚，无兵可调，遂使贼众横行，两京失陷，腥膻之气污秽于伊洛，杀人之血流染于河潼，车驾播迁，仓皇入蜀，所在生民，尽遭屠戮，而祸乱并兴，不可救药矣。其后两京虽复，然国势自此日衰，兵端自此日起，使数百年之间，干戈漫延而不息者，皆明皇贻之也，岂不深可叹哉！《诗经》上说：‘凡人都知谨始，但少能有终。’所以把前功尽弃了，正明皇之谓也。夫安之中，即危之所伏，不可常恃；治之中，即乱之所基，不可常保。其机如此，处治安之时者，可为永鉴矣。”
“肃宗以国之元子，收兵灵武，反旆而东，不失旧物；代宗分命群帅，剪除凶丑，使大河南北复为唐臣，其功皆不细矣。然此两君者，武不足以决疑，明不足以烛理，倘无郭子仪之忠，李光弼之智，因仆固怀恩以用回纥之众，则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肃宗之孝慈，而制于李辅国不得养其父，惑于张后不能庇其子，则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宽仁，而听谗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惭愤而死；怀恩招引外寇，几再亡国，则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经远之谋，专为姑息之政，盗贼据州郡者因用为牧守，士卒杀主帅者因授之旄钺，使强暴纵横，下凌上替，积习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纪纲大坏，不可复振，则肃、代之为也。”
《历年图》又叙说：“唐天宝之末，安禄山反叛，破了两京，玄宗幸蜀，宗社不守。幸得肃宗为太子，至马嵬驿前，为百姓父老所拥，收兵于灵武地方，转旆向东，克复两京，不失旧物。代宗继之，分命诸将，剪除贼党，诛史朝义于莫州，使大河南北还为唐家方镇之臣。论其功业，皆不为小矣。然此两君者都是庸才，武不足以断决疑事，明不足以照察物理。当时赖有大将郭子仪之精忠，李光弼之勇略，又因仆固怀恩借兵于回纥，故得以收复两京，平定叛乱。若使当时无此三人，则天下已非唐家之有矣。夫以肃宗之天性孝慈，宜能保全父子之恩也。然外制于李辅国之奸，逼迁上皇于西内而不得养；内惑于张后之谮，杀其子建宁王倓而不能庇。此非武不足以决疑乎？以代宗之天性宽仁，宜能保全君臣之义也。却乃信听谗臣程元振之言，使李光弼忧畏而不敢入朝，至于惭愧发愤而死。又听信谗臣辛云京之言，使仆固怀恩怨望不平，招引吐蕃、回纥以入寇，几至于再亡其国。此非明不足以烛理乎？又且不思经常久远之谋，专为目前姑息之政。民间盗贼窃据州郡者，非惟不能讨，又因而用之以为本处正官；各镇士卒杀逐主帅者，非惟不能制，又因而授以节钺使为节度使。法纪不张，威权丧失，遂使强暴纵横，公然无所忌惮，下凌上替，名分为之**然。转相效习，遂成风俗，恬不为怪，莫有知其非者！故终唐之世，士卒凌将帅，将帅凌天子，纪纲大坏，不可复振，以至于亡，则肃、代二宗实启其渐也。然则二宗虽有中兴之功，实乃基祸之主耳，岂足为贤哉！”
“德宗愤积世之弊，悯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拨乱之志。而识度暗浅，资性猜愎，亲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由其道；赋敛烦重，果于诛杀，故关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盗先起。于是困辱于奉天，播迁于山南；公卿拜于贼庭，锋镝集于黄屋。尚赖陆贽尽心于内，李晟、浑瑊输力于外，故能诛夷元凶，还奉社稷。自是之后，消刚为柔，刓方为圆。逮其晚节，偷懦之政，甚于祖考矣。顺宗不幸婴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为贤矣。宪宗聪明果决，得于天性，选任忠良，延纳善谋。师老财屈，异论辐辏，而不为之疑；盗发都邑，屠害元宰，而不为之惧。卒能取灵夏，清剑南，诛浙西，俘泽潞，平淮右，复齐鲁。于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盗，皆狼顾鼠拱，纳质效地，稽颡入朝，百年之忧，一旦廓然矣。而怠于防微，变生肘腋，悲夫！”
灵夏、剑南、浙西、泽潞、淮右、齐鲁，都是唐时藩镇地方。
《历年图》又叙说：“德宗为太子时，见肃宗以来各镇强臣跋扈，朝廷纪纲不振，愤积世之凌替，悯王室之衰微，即位之初，赫然有拨乱反正之志。但其议度既昏，暗而褊浅，资性反猜疑而刚愎。所用的是卢杞、杨炎之辈，多非正人。所行的是残忍忌刻之事，不由正道。立两税之法，赋税日加烦重。枉杀忠臣刘晏等，诛戮及于无辜。以此怨讟并兴，叛逆继起。李希烈反于关外，朝廷召泾原兵马讨之。关外未平，而泾卒奉朱泚先作乱于都城矣。于是车驾出奔奉天，极其困辱，仅乃得免。又为李怀光所逼，播迁山南。那时缙绅被执，公卿科于贼庭，宫阙失守，锋镝集于黄屋，天下大势几不可支了。尚赖陆贽知无不言，尽心匡救于内；李晟、浑瑊不顾私家，毕力捍御于外，故能使诸将用命，**灭元凶，两京复完，还奉宗社，皆诸臣之力也。自此以后，德宗志气消沮，刚者化而为柔，方者削而为圆，无复有昔时振作之意。及其晚年，日事姑息，以求旦夕之安，偷懦之政又甚于肃、代矣，何怪国之不竞哉！顺宗本是贤明之君，惜其即位未几，不幸得了风疾，奸邪王叔文等遂弄权放肆，神稷几危。赖顺宗心里明白，把国家政事尽付与皇太子宪宗监管，随又传位宪宗，以安社稷，不贤而能之乎！宪宗资性甚美，聪明果断得于天授，慨然以振纪纲，平僭乱为务。选任杜黄裳、裴度、李光颜、李愬等为将相，凡有善谋无不延纳。当其讨淮蔡时，师老财尽，满朝都要罢兵，异论纷然辏集，而宪宗略不为之疑。又有贼臣李师道，恶宰相武元衡专主用兵，使人潜入京师杀害元衡，人情汹汹，不能自保，而宪宗亦不为之惧。其明决如此，所以有谋必成，有战必克，卒能取杨惠琳于灵夏，讨刘辟于剑南，诛李铸于浙西，俘卢从史于泽潞。入蔡州擒吴元济，而淮右遂平；取淄青诛李师道，而齐鲁克复。于是天下强臣悍将，以地相传深根固蒂而不可动者，皆惶恐悚惧，如狼之遁，以求自全，如鼠之拱，以纳款曲，质子献地，稽颡入朝，而国家百年之忧，一旦廓然平定矣。然而志欲易满，怠于防微，致大业未终，而弑逆生于肘腋之近，良可悲也。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穆宗蒙已成之业，承既平之绪，授任非才，为谋不臧，使柙中之虎，复纵暴于原野，网中之鱼，得自脱于深渊，元和之功，于兹坠矣。宝历轻易荒纵，自贻颠覆。文宗优游不断，受制家臣，虽有好贤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称也。武宗英敏特达，委任能臣，克上党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业不究，惜哉！”
《历年图》又叙说：“唐自宪宗平定淮蔡，朝廷纪纲大振，诸藩镇皆畏威敛手，不敢复肆，天下号为治安。穆宗蒙受已成的功业，缵承既平的统绪，使其稍知理道，便可以坐享太平矣。却乃委任非才，当时宰相如萧俛、段文昌辈，皆庸暗之徒，为谋不善，轻议销兵，遂使朱克融、王庭凑两人相继复反。譬如虎已在柙，又使其肆暴于原野；鱼已入网，又使其脱逃于深渊。将宪宗元和十五年的功劳，一旦都废坠了，深可惜也。敬宗嗣位，改元宝历。敬宗为人轻易不检，常与群小为伍，荒纵无度，只以游戏为事，身被颠覆之祸，乃其自取之耳。文宗性度优游，柔而不断，受制于王守澄等，而不能振。虽有好贤乐善之心，文雅诗词之美，然大纲不振，虽有小善，何足称乎？武宗天资英明敏给，特达非常，又知李德裕之贤能，委任为相，言听计从。故刘稹据上党，自为留后，朝廷命镇、魏诸将讨而克之，易如拾芥；杨弁作乱于太原，河东兵缚送京师，易如反掌：亦可谓有为之君矣。而天命不永，在位六年而崩，使其功业未得尽展，岂不可惜哉！”
“宣宗少历艰难，长年践位，人之情伪靡不周知。尽心民事，精勤治道，赏简而当，罚严而必。故方内乐业，殊方顺轨。求诸汉世，其孝宣之流亚与？懿宗骄奢无度，贼虐不忌，辅弼之任委于嬖宠，四海之财竭于**乐，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于兹决矣。且唐自至德已来，近习用权，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养之，犹惧不济，又况饮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禄已去，民心已离，盗贼遍于寰区，蓬蒿塞于城阙，漂泊幽辱，寄命诸侯。当是之时，虽欲救之，其将能乎？”
《历年图》又叙说：“宣宗是宪宗庶第十三子，当穆宗、文宗、武宗之时，潜居藩邸，韬晦如愚。少时历经艰苦，备知民间之事。及到登极，年已三十八岁。阅历既久，于人之诚实的、奸伪的，无不周知，故能尽心民事，精勤为治之道。有功当赏的，必精简而停当，绝无冒滥之弊；有罪当罚的，必严峻而果决，略无轻纵之私。威福不移，劝惩具备。故方域之内，莫不安生而乐业，四夷之人亦皆向风而顺轨。求之汉朝，其可与孝宣皇帝相为上下者欤。懿宗骄纵奢侈而无节度，贼害暴虐而无忌惮。不为朝廷惜名器，将辅弼重任委寄于嬖幸之人；不为国家惜财用，将四海膏脂，匮竭于**乐之费，以致民怨于下而己不知，神怒于上而己不恤。李氏宗社之亡，于此决矣。且唐自肃宗至德以来，近习用事于内，藩镇跳梁于外，元气凋丧已尽，虽以恩德拊循，犹恐不支，而况以懿宗之暴虐继之，岂有不亡之理。譬久病羸瘦的人，虽以糜粥调养，犹恐不济，又况以毒烈之酒饮之，其为速死无疑矣。及僖宗、昭宗嗣位之日，天禄已去而不可复留，民心已离而不可复合。黄巢倡乱，盗贼满于四海之中；两京陷没，蓬蒿塞于城阙之内。以天子之尊而不能自保其一身，漂泊无依，幽辱不振，而寄命于诸侯。当此之时，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将欲救之，岂可得乎！唐于此时遂亡矣。”
按有唐一代，传祚二十，历年三百，其间可称者，惟太宗一君，而犹多惭德；其他则玄宗、宪宗，皆不免于鲜终，亦可以见为君之难矣。昔宋臣孙觌辈，常请进读《唐鉴》，取其殷鉴不远也。明主诚熟察其兴亡之故，其于治道，岂不深有裨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