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纪
唐之后为五代，曰梁、唐、晋、汉、周，递兴递亡，总不过五十余年。当是时，干戈日寻，海内分裂，称帝建国者，十有余姓，而皆窃据僭号，非大命真主，至宋太祖始统一之。太祖在周时领归德军，起于宋地，遂以宋为有天下之号。这书记宋家一代的事，故称《宋纪》。
太祖
太祖皇帝，姓赵氏，名匡胤，涿郡人。生于洛阳之夹马营，有紫云黑龙之瑞。周世宗时，为殿前都点检，屡立大功，人心归服。及恭帝嗣位，为众军所拥立，遂受周禅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庙号太祖。
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严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济、匡胤、光义、光美、匡赞。匡济、匡赞早卒。陈桥之变，先遣楚昭辅入汴，慰安家人。后闻之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为皇太后，太祖拜于殿上，群臣称贺，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太祖再拜曰：“谨受教。”
定州，即今真定府所属定州。安喜，是县名，即定州地方。陈桥，是驿名。汴，是宋建都之地，即今开封府。
《宋史》记建隆元年二月，太祖既立太庙，追崇祖考，即尊奉其母南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史臣因叙说：太后乃定州安喜县人，有贤德，治家严正，事事都有家法。生五子，长曰匡济；次匡胤，即太祖；次光义，即太宗；次光美，次匡赞。匡济、匡赞早卒。太祖为都点检时，领兵出御汉寇，行至陈桥驿，诸将士逼立太祖为天子，把黄袍加在身上。太祖不得已而从之。那时，家眷都在汴梁。太祖先遣麾下楚昭辅入汴，慰安家人。母后闻之说道：“吾儿见天下久乱，素有济世安民的大志，今果为天子，不负其志矣。”及是尊为皇太后，太祖拜于殿上，群臣称贺，满朝无不欣跃。太后独愀然不乐，忧形于色。左右因进说：“臣闻母以子贵，今子做了天子，尊为太后，似这等极贵，何故反有不乐？”太后答说：“吾闻之古语，为君的最难。盖天子以一身处于四海兆民之上，任大责重，若兢兢业业，治之得其道，则兆民允怀，此位可以久居，才是尊贵。苟少有忽略，失所以制驭之道，则民心离散，争夺并起，求为匹夫而不可得矣，何尊之有？此吾所以忧之也。”太祖闻其言，深有儆悟，乃再拜说：“谨受母后之教。”
夫人君受命而兴，以弘太平之业，必有贤母笃生而训迪之。太后受册之日，不以得位为乐，而深以失驭为忧，丁宁恳切，有古儆戒之风焉，可不谓贤哉！所以成太祖之仁明，而培宋家之元气者，其本原深远矣。
以窦仪为翰林学士。先是，翰林学士王著以酒先贬官。太祖谓宰相曰：“深严之地，当使宿儒处之。”范质等对曰：“窦仪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迁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复入翰林。尝召仪草制，至苑门，仪见太祖岸帻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进。太祖遽索冠带而后召入。仪遂言曰：“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恐豪杰闻而解体也。”太祖敛容谢之。由是对近臣，未尝不束带。
端明，是殿名。宋有端明殿学士官，备顾问，预议论，班在翰林学士上。挺冠露额，叫做岸帻。
太祖用窦仪为翰林院学士。先是翰林学士王著，以醉酒乱性，致有过失，贬为比部员外郎。太祖与宰相范质等说：“翰林学士职掌制诰，宿直禁中。禁中是深邃严审之地，不宜滥用浮薄少年，当选老成的儒者处之。”范质等对说：“原任学士窦仪，清修廉介，持重敦厚，最为称职。但其资望既深，已从翰林升端明殿学士了。今复用为翰林学士，恰似降了他官阶一般。”太祖说：“翰林职任清要，非此人不可。”当日命下，还入翰林，虽若落其端明，实则加以宠任也。一日太祖要降制书，召仪起草。仪到内苑门边，看见太祖挺冠露额，跣足而坐，因退立不肯进去。太祖知其意，就便讨索冠带，整理威仪而后召入。窦仪因奏说：“陛下新得天下，创业垂统，乃后嗣之所取法，四方之所瞻仰，必须动遵礼法，以示天下。若或轻亵威仪，侮慢贤士，臣恐豪杰闻之，以为陛下不能尊德乐道，不足与有为，将解体而散去也。”太祖深纳其言，肃然敛容谢之。自此之后，虽对近亵之臣，未尝不矜庄束带焉。故有宋一代之君，待士大夫最有礼，皆太祖之家法也。
太祖又尝以幽燕地图示普，问进取之策。普曰：“图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默然良久，曰：“卿可谓深虑矣！”普尝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许。明日，普复奏其人，亦不许。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牍，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幽燕，即今顺天府地方。太祖即位之时，幽燕之地，尚属北虏契丹。太祖急欲取之。一日尝以幽燕地图示宰相赵普，计议进兵的方略。普以幽燕之地，久为契丹所据，彼国无衅，恐攻之未必能取，就使取得，未必能守。而蔡州团练使曹翰，往往喜立功名，疑其希旨为之，乃先问说：“这地图必出于曹翰之手。”太祖说：“果然。”因问说：“朕今就用曹翰为将，卿料他取得幽燕否？”普对说：“论翰才力，或亦可取。但此地取之固难，守之尤难。不知既取之后，谁可守之？”太祖说：“就着曹翰守之。”普对说：“假如翰死，谁可替他？”太祖默然无言，思之良久，乃悟，说：“卿为国忠谋，可谓忧深虑远矣！”普曾在太祖前，荐举某人为某官，太祖不许。明日普复奏其人，太祖亦不许。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见其违旨奏扰，大怒，把奏本扯碎，弃掷在地。普颜色不变，跪于地下，将碎纸拾起，怀之以归。他日也不再写，只将旧本补缀，复奏如初。太祖始知普为国荐贤，非有私意，卒用其人焉。
大抵忠臣事君，惟论事之可否，而不敢阿旨取容，以负委托。赵普之于太祖，于其所欲取者，则力阻之而不以为抗；于其所不欲用者，则力荐之而不以为嫌，可谓忠于谋国矣。而太祖皆能从之。君臣之际，相得益彰，所以开一代之太平者，岂偶然哉！
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刚毅果断类如此。然从太祖久，得志，屡以微时所不足于太祖及己者为言。太祖曰：“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复敢言。
《宋史》又叙赵普事，说赵普为宰相时，有群臣资望相应，合该升官。太祖素不喜此人，不准推升。普再三执奏说，其人可用。太祖大怒，说道：“朕决定不用此人，卿将我如之何？”普又奏说：“刑罚所以惩恶，爵赏所以劝功。此乃古今之常道，不易之定理也。此人有功，岂可不与升赏？且刑赏乃天下之刑赏，非一人之刑赏也。天下以为当刑，虽天子不得以私喜而废法。天下以为当赏，虽天子不得以私怒而靳恩。陛下岂得以私喜私怒专制刑赏之柄，不顾天下之公议乎！”太祖见赵普不依顺他，越发恼怒，不顾而起。赵普也不退，径跟随着行。太祖入宫，普立宫门外，良久不去，竟得太祖感悟，准升此官。其刚毅果断，执法不挠，大率如此。然普从太祖起侧微以至宰相，为日最久。及既得志，屡以微时轻慢太祖与自己的人言之于上，意图报复旧怨。太祖说：“凡人识见短浅，岂能逆说未来。若使茫茫尘埃之中，可识某人他日当做天子，某人他日当做宰相，则人人皆将访求物色，都去结纳他了。大英雄豪杰处穷困之时，被人轻贱，亦理之常，无足怪者，区区旧怨，何足记乎！”自此以后，普悔悟，不敢复为报怨之言。
大抵人心各有所蔽，亦各有所明。太祖不用素恶之人，赵普说天下刑赏不可以喜怒专之，此真宰相之言。至于赵普不忘索怨之人，太祖也说尘埃中不可识天子宰相，亦是天子之量。君臣之间，各以所明，攻其所蔽，故能成一代之治如此。
初，全斌之伐蜀也，属汴京大雪。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士冲冒霜雪，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使驰赐全斌，仍谕诸将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泣，故所向有功。
初，太祖遣大将王全斌将兵伐蜀之时，会汴京大雪，寒甚。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尚着紫貂裘帽，出以视事。忽谓左右说：“朕在毡帷里面，穿了这等温暖的衣服，身上犹觉寒冷。我思那西征的将士，日夜在原野中，冲霜冒雪，不知何以堪处。”即解下所服裘帽，遣中使驰至蜀中，赐与全斌，仍慰谕众将说：“朝廷深知尔等寒苦，但裘帽有限，势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激殊恩，至于泣下。诸将士亦人人思奋，愿效死力，故所向辄有成功。出兵六十日，而两川悉定，蜀主孟昶举族来降，皆太祖有以励之也。
按此事与古投醪挟纩事相类。昔楚人有献酒醪于楚庄王者，庄王欲分给诸将士，以人众不能遍，乃以酒倾在河里，令诸将士迎流而饮之，三军皆醉。又楚师伐宋，值天气甚寒，楚王念将士寒苦，以温言拊恤之，三军之士，人人感奋，暖如挟纩一般。盖将士身冒锋镝，百死一生，常患朝廷不能知之。朝廷一加存恤，则其气自倍，而成功易矣。古之英君，所以鼓舞豪杰者类如此。将将者所当法也。
太祖尝见昶宝装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宝饬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也！”
溺器，是便溺的净器。昶，是蜀主孟昶。
太祖平蜀之后，见孟昶一个便溺的净器，是七样宝贝镶嵌的。太祖大怒，就命打碎之。说道：“器用贵贱，各有所宜。这溺器，是器之至秽至贱者，汝乃以七宝装饬，不知又用甚么样的器皿去盛贮饮食。似你这等暴殄天物，骄奢**纵，不惟损一己之福，亦且尽百姓之财，如此而不灭亡，更待何时哉！”
此可见亡国之主，与兴王之君，其奢俭迥别如此。大抵创业之君，生长民间，备尝艰苦，故能节用爱民，垂法后世。亡国之君，沉溺富贵，不知小民疾苦，纵欲自恣，而邪佞之臣，又往往阿意逢迎，导之以奢侈**佚之事，卒之乐极生悲，民穷财尽，或自促其寿命，或复亡其国家。从古以来，兴亡之迹如出一辙，可不戒哉！
春正月，太祖自闻蜀兵乱，凡使者至，各令陈王全斌等不法事，遂尽得其状，乃皆征还，以其初立功，不欲属吏，但令中书问状。全斌等具伏黩货杀降之罪。命责授全斌崇义节度留后，崔彦进昭化节度留后，王仁瞻为右卫大将军。以刘光义、刘廷让廉谨，并进爵秩。曹彬自蜀还，橐中唯图书衣裳，又能戢下，秋毫无犯。太祖深嘉之，以为宣徽南院使。彬辞曰：“征西将士俱得罪，臣何敢独受赏。”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惩劝，国之常典，又何辞焉？”
宋时有宣徽院，设南、北二院使，总领内诸司及内侍之籍，盖贵近之职也。初，全斌等平蜀之后，纵饮贪财，不恤军士，蜀兵因而作乱，两川之民争应之。全斌又诱杀成都降兵三万，众心愈益愤怨，蜀地几不可守。
乾德五年春正月，太祖自闻蜀兵作乱，凡有公差从蜀中来的，都着他一一陈奏王全斌等不法的事情。于是尽得其罪状，乃皆召还京师。念其初立大功，不欲付法司究治，只教中书省宰相审问他事情的虚实。全斌等不能隐情，将贪黩财货、杀戮已降的罪名都招认了。太祖因他吐实认罪，又以其有大功，姑从轻处，降授全斌为崇义节度留后副都部署，崔彦进为昭化节度留后都监，王仁瞻为右卫大将军。于内有都部署刘光义、副都部署刘廷让，这两员将官廉靖谨饬，乃并升爵秩以奖之。又有都监曹彬，平素清介自持。诸将在蜀中多取子女玉帛，彬自蜀还，橐中惟图书、衣服而已，且能禁戢部下，所过秋毫无犯。太祖深嘉叹之，升为宣徽南院使。彬辞说：“臣与诸将同功一体，今征西将士皆得罪左迁，臣何敢独受上赏。”太祖说：“卿有平蜀大功，又不以此矜骄夸伐，与诸将贪肆的不同。一惩一劝，乃国家常典，何必以诸将之故而辞之。”竟不许。其后曹彬卒为名将。
按征西将士，全斌为主帅，曹彬等副之，是全斌乃功首也。太祖于全斌则贬降而不顾，于曹彬则擢用而不疑，岂非以彬之廉谨有恤民之惠，而全斌之功不足以赎贪酷之罪哉！《易经》上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太祖得之矣。
春三月，征处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昭素有学行，著《易论》三十三篇，学者多从之。太祖召见于便殿，年已七十余矣。令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则敛容对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证据，因示风谏微旨。太祖大悦，问以治世养身之术。对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爱其言，书于屏几。
处士，是隐居有道之士。
太祖开宝三年春三月，征聘河南处士王昭素为国子监博士。昭素为人，素有文学德行，精通易理，曾撰著《易经论说》三十三篇，一时学者多师事之。太祖闻其名，召见于便殿。此时昭素年已七十余岁矣。太祖命他讲解《易经》中《乾》卦，至第五爻辞“九五，飞龙在天”。“九”是阳数，“五”是君位，以九居五，是圣人为天子之象，就如龙禀纯阳之气，飞在天上，能兴云致雨，润泽万物一般。昭素讲到此处，就敛容正色而奏，说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为天子之事，乃援引古今之事，以为证据，因而寓讽谏的微意，以见天位至艰，君身至重，不可以不慎也。太祖大喜，就问他治天下与养身的道理。昭素对说：“治世莫如保爱万民，养身莫如寡省嗜欲。盖民为邦本，治天下者，必轻徭薄赋，布德施惠，使百姓安乐，则邦本宁固，而太平可保，故治世莫如爱民也。欲为身害，养身者，必爱养精神，凡一切伤生伐性之事，皆绝而不为，则身体康健，而寿命延长，故养身莫如寡欲也。”太祖爱他这言语切于实用，书写在屏风及几案上，以时时警省焉。
然寡欲爱民，固皆致治之要，而寡欲一言，又为爱民之本。盖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欲。人主多欲，则奸谀之徒，必巧为进奉；闾阎之下，必困于诛求。亏损德业，无甚于此者。故寡欲一言，不但可以养身，亦爱民治国之要也。
秋七月，永宁公主尝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太祖谓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饬。”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浸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主惭谢。主因侍坐，与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舆，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饬，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
襦，即今之披氅。官家，是天子之称。肩舆，是抬的小轿。
开宝五年秋七月，太祖的女永宁公主，曾穿一领贴绣铺翠的襦入宫中。太祖嫌其奢侈，向公主说：“汝可解此襦与我，自今以后，再不要如此装饬。”公主笑说：“此衣用得几多翠羽，却以为过费。”太祖说：“我之所惜者，不专为这件衣服。主家既穿此衣，宫中妃嫔及皇亲贵戚每见了，必都相仿效，所用翠羽必多，京城中翠羽之价必贵。百姓每逐利，见此物可以取利，必然都去捕捉那翠鸟展转贩卖。伤生害命，从此渐广，皆汝此衣有以致之，主罪过多矣。汝生长富贵，不知艰苦，当思人生福分有限，不可用尽；爱惜樽节，长得受用。岂宜造此恶业之端，自损己福耶！”公主乃惶恐谢罪。又一日，公主侍坐于太祖之侧，与皇后同劝太祖说：“官家做天子日久，便受用些也不为过。岂不能用黄金装饬肩舆，乘以出入乎？”太祖笑说：“我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莫说肩舆，就将宫殿都以金银为饬，力亦可办。但思这财物乃是天下万民的膏血，我为天下主，不过为天下守此财物，以备缓急耳，岂可将来自己妄费，不顾天下利害乎？古人有言，人君置身兆庶之上，当以一人之勤俭，拊治天下；不当以天下之财力，供奉一人。苟专以自家奉养为意，则穷奢极欲，无所不至，民力必然耗竭，帑藏必然空虚。一旦天灾流行，民穷盗起，天下何所仰赖哉！此我所以不敢恣意妄费也。汝等当识此意，不可再以为言。”
夫宫闱之好尚，系四方之观法。服饬无度，则天下化之，渐以成风，朴散实漓，民穷财尽，皆由于此。其害不止于伤生折福而已。太祖身历艰难，不敢以一身之奉，竭天下之财，故其训戒于家庭者，最为激切。创业之君，其用心类如此。守成者所当时时警省也。
九月，命曹彬帅师伐唐。初，帝屡遣使喻江南国主入朝，不至。乃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将兵十万以伐之。将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又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且以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杀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专任焉。
唐，是南唐。五代之乱，有李昪者，据有江南地方，自称为南唐。传子及孙李煜，国势日削，贬号为江南国主。
开宝七年九月，太祖命曹彬统领兵马以伐南唐。先是，江南国主李煜禀奉宋朝正朔，太祖累次差人喻意，征他入朝，李煜拒命不至。太祖大怒，乃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官，潘美为都监官，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官，统兵十万以伐之。彬等辞朝将行，太祖戒谕之说：“江南军旅之事，一切都委任于卿，切不可恣为暴虐，杀掠生民，务要广布朝廷威德信义，使其自然归顺，不须急图成功，只务攻击也。”既又丁宁之说：“李煜无道，暴虐其民，我遣汝征之，本为救此一方人性命。城破之日，切不可杀戮平民。设使李煜不降，拥兵困斗，罪虽难赦，情亦可怜，则煜一门家口，务要保全，不可杀害。”太祖既嘱付曹彬了，又以一口剑授之，说道：“大将有权，然后朝廷恩威得行。今以此剑与你，凡副将以下，有不遵号令者，并许先斩后奏。”潘美等正是副将，闻之，皆悚惧失色，无不遵奉号令者。先是，王全斌平蜀之时，纵兵掳掠，多杀生命，上每以为恨。以曹彬素性仁厚，故专任以江南之事焉。其后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李煜既降，待之极有礼。固彬之能奉行德意，亦太祖之仁恩及于无穷也。
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曰：“尔谓为天子容易邪？早作乘快误决一事，故不乐耳。”尝宴近臣紫云楼下，因论及民事，谓宰相曰：“愚下之民，虽不分菽麦，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虐，朕断不容之。”京城新宫成，御正殿坐，令洞开诸门，皆端直轩豁，无有壅蔽，因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矣。”
太祖一日视朝毕，退坐于便殿中，怏怏有不乐之色，如此者久之。左右请问其故。太祖说：“汝等见天子尊荣，只说这皇帝是容易做的，不知为君者日临万几，事事当理，心里才放得下。朕早间临朝，有一事不及深思，乘着一时快意，轻率就处分了，遂致差误，即今悔之无及，是以不乐，可见做天子甚不易也。”太祖又尝宴近臣于紫云楼下，因论及民间疾苦的事，乃谕宰相说：“那田野小民，虽有愚蠢无知，不能辨菽与麦的，也都是朝廷的赤子。藩侯专制一方，民命所关，若不为朝廷抚字爱养，务行苛虐之政，严刑暴敛，使小民无所控诉，朕决当尽法处之，断不姑容也。”又京城宫殿新成，太祖御正殿坐，令前面洞开诸门，望之皆端直轩豁，无有壅塞遮蔽处。因谓左右说：“这门庭正直光明，容不得一些邪曲，恰似我心一般，少有一毫邪曲，人皆得而见之，无所逃蔽矣。”
按太祖创业之初，忧勤惕励，惟恐一事之误，致万几之丛脞，一民之困，贻四海之怨咨，故其言之恳切如此。至于心无邪曲之一言，尤为知本之论。为事为民，皆由此出，汉、唐诸君所不能道也。其身致太平，而开有宋三百年之业，宜哉！
又尝谓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为君，鲜能正心自致无过之地。朕尝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下无间言哉！”
太祖又曾与宰相薛居正等说：“君心乃万化之原，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天下国家可理也。朕观自古为君的，少有能正其心，而自致于无过之地者。朕为此故，早夜不宁，悚然畏惧，惟恐此心一为非僻所干，则救之无及，必乘其未发而防范之；恐此心一为嗜欲所蔽，则攻之甚难，必及其未行而窒塞之。欲以先正其心，立于无过，以庶几古帝王以德化人之义耳。若唐太宗天性高明，不护己短，受人谏诤之疏，虽至于直言相诋，以彰其失，也欣然受之而不愧耻，人皆称之。然以朕观之，与其既为不善而后更改，孰若防之于微，而不为不善，使上无失德，而下无间言，岂不更为胜哉！”
盖人君一有过失，虽即改之，所损已多。唐太宗虽能改过，而不求无过，故太祖讥之如此。但人非圣贤，不能无过。喜闻其过，则其过将日寡矣。自谓无过，则其过将日积矣。夏禹悬钟鼓铎磬，以求四方之言而兴；周厉王使卫巫监谤，道路以目而亡。然则唐太宗之乐闻直谏，亦自不可及。此又明主之所当知也。
太宗
太宗皇帝，名匡义，是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
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宴贡士于开宝寺。帝思振淹滞，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及亲试举人，阅其十举至十五举者百二十人，并进士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诸科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其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又九经七人不中格，帝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皆赐绿袍靴笏，锡宴，自为诗二章赐之。
宋初取士，有进士科，试诗、赋、论、策。有诸科，试九经、五经、开元礼、二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九件。以其各习一科，所以叫做诸科，皆一年一举。由本州取送礼部，礼部考试中式者，列名放榜，赐及第出身有差。
史臣记：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初开科取士，诸贡士中式者，皆赐宴于开宝寺中。此时内外衙门缺官甚多，皆须选补，又恐士子有人在积滞，不得进用者，思振拔而用之，乃谕侍臣说：“用人之道，求之贵广，选之贵精，然不博求则无以为精选之地。朕欲广收天下才俊美彦之士于科场中，不敢望取拔十人，便有五人可用。只得十人之中，有一二真才实学替国家干事的人，亦足为致治之具矣。”至是，亲复试举人于讲武殿，阅贡籍，曾经十举至十五举者，得一百二十人，并进士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诸科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之部检阅其年深至十五举以上的进士，及诸科共得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同本科出身。又九经中有七人不中式，例该发回，太宗怜其久困场屋，老而无成，也都收录，特赐同三传出身。前此进士诸科，每一举总不过百人，这次所举共有五百余人，皆赐绿袍靴笏，赐宴于开宝寺。太宗又自为诗二章以赐之。恩礼之盛，前时所未有也。
然此时当开国之初，在野贤才，未得尽用。故太宗广收博取，特加恩赐以宠异之，所以网罗豪杰，开其进用之路也。若承平日久，士习已定，则又当慎选举，精鉴别，以罗真材。傥令不中格者，皆得以淹滞见收，则滥进之门启，侥幸之途多，抡材取士之典轻矣！此又用人者所当知。
初，太祖幸洛，张齐贤以布衣献策，条陈十事。内四说称旨，齐贤坚执以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还，语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张齐贤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辅汝为相也。”至是，齐贤亦在选中，有司失于抡择，寘于下第。帝不悦，故一榜尽赐及第，特与京官通判。
宋时以洛阳为西都，即今河南府地方。布衣，是白身无官职的人。
先是，太祖行幸洛阳，有个布衣之士，叫做张齐贤，献策于太祖。条陈十件事：一件伐北汉，以取并、汾；一件富百姓，以固国本；一件广封建，以藩本支；一件敦孝行，以广至德；一件举贤能，以备任使；一件兴太学，以养人才；一件亲籍田，以劝农桑；一件选良吏，以兴教化；一件惩奸恶，以正风俗；一件谨刑罚，以重民命。十事之中，太祖只取他四件事以为可行。齐贤固执，说他十事件件都好。太祖怒其不逊，令武士扯出去。及回銮到京，与太宗说：“朕昨行幸西都，他无所得，但得一个贤士，叫做张齐贤。此人有经济大才，但我要摧折他的英气，不与之官。留在他日，待你做皇帝时，可使辅佐汝做宰相，致太平也。”太宗牢记在心。到这年开科选士，齐贤也来应举。考官一时失于选择，将他名列于下等，不在取中人数。太宗见之不悦，特命一榜里面，不分上下，尽赐及第，故齐贤也得入选。又特与他做大理评事，以京官职衔通判衡州。
宋时通判，职任最重。进士及第在高等者，乃得除授此官。张齐贤甲第在后，而选授独优。盖太宗遵太祖之命，欲大用之也。其后齐贤果能慷慨任事，为一代名臣，亦可谓不负所举矣。
五月，吴越王钱俶以其地归。封俶为淮海国王。俶会陈洪进纳土而惧，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王，归其甲兵，求还。帝不许。俶乃籍境内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献之。帝御崇元殿受之。俶朝退，将佐始知之，皆恸哭，曰：“吾王不归矣！”帝以淮南节度管内为淮海国，封俶为王。俶弟仪、信并观察使，俶子惟濬、惟治并节度使，惟演、惟灏及族属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将校孙承祐、沈承礼并为节度使，赐赉待遇冠绝当时。
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吴越王钱俶以其地来归。太宗诏封为淮海国王。史臣因叙说：钱俶之祖名钱镠，浙之临安人也。当五代时，起于贩盐，据有吴越之地，自称吴越王。传至钱俶，遇宋太祖之兴，俶知天命有归，遂称臣奉贡，执礼甚恭。然其土地尚未入于版图。至是来朝京师，适值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以漳、泉二州来献，俶心中恐惧，乃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王，纳其甲兵，求还本土。太宗初不许。俶乃造册开载所管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人，尽数献于朝廷。太宗嘉其诚款，特御崇元殿受之。初时俶欲纳土归顺，恐他手下的将佐不从，因此不着众人知道，只自以己意献上。及朝退，将佐始知之，皆恸哭，说：“吾王已委身于朝，自今不复归国矣！”太宗既受其献，乃以淮海节度所管地方为淮海国，改封俶为淮海王。俶弟仪、信并授观察使，俶子惟濬、惟治并节度使，惟演、惟灏及族属僚佐各授官有差。又推及其将校孙承祐、沈承礼并授为节度使。凡赏赐物件及接待礼貌都极其隆盛，冠绝于一时焉。
按是时宋一统之业已成，负固如北汉者，犹欲以孤垒自全，使王师累出，诛戮无辜。而俶独能保全一方，以归于宋，不致血刃，非但忠顺可嘉，抑亦有仁者之功矣。此史氏所以特书之欤！
帝既还京，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张齐贤上疏，其略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谨之，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所谓择卒未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而河北之民获休息矣。臣又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戎狄敛袵而至矣。”
幽，是幽州；蓟，是蓟州，即今顺天府地方，此时为北虏辽人所据。
太宗既平定天下，要复中国旧境，自将伐辽，为辽将耶律休哥所扼，不能成功。至是班师还京。一时献议者皆言今中国士马方盛，宜及时进兵，急取幽、蓟地方。张齐贤度量时势未可，乃上疏谏之。大略说：“圣人举事，动必求其万全，不敢侥幸以成功。故百战而百胜，犹为侥幸，非万全也。不若不战而自胜，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坐收其功。此为上策也。陛下若能重之谨之，忧勤图治，则国富兵强。在我者有余力，而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矣。自古边境之患，岂都起于夷狄也。多因边吏骚扰生事，致开衅端。若使沿边一带诸寨选用良吏，抚御有方，只教他高筑墩台，深掘濠堑，休兵息马，畜力养锐，以逸自处，而待敌人之劳，宁我致人，而不为人所致。这正是古人所谓：‘拣精兵，不如择良将；靠一己的膂力，不如集众人的谋勇。’能如是，则边方宁静，而河北之民可得休息矣。今乃计不出此，而欲与之角胜于疆场，幸功于难必，非所谓不战而胜，万全之策也。臣又闻之，天子以六合为一家，则当兼容并蓄，以天下为心，岂止于争尺寸之土以为广，角戎狄之势以为强而已哉！是故圣人之治天下，以保安人民为本，以制服夷狄为末。以中国为内，而务求安定；以夷狄为外，而听其自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图根本，爱养生民，而可以建太平之业者也。尧、舜之道，岂有他术，只是推广此心之仁恩，以及于天下之民而已。其所谓推恩，只在安全而利养之，使无死亡穷苦之患。民既安利，则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远。戎狄之人自将慕德归义，敛袵而来朝矣。何用兴师动众以伐之哉！”
齐贤此疏，可谓深知治本。惜乎太宗不能从，以致曹彬一败于岐沟，杨业再败于陈家谷。后虽悔之，亦无及矣。图边事者宜三复此疏焉。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吕蒙正、李至参知政事，张齐贤、王沔同签署枢密院事。帝谓琪等曰：“世之治乱在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即无不治；谓为饬喜怒之具，即无不乱。卿等慎之。”又谓蒙正曰：“凡士未达，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则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献可替否，当尽其所蕴。言虽未必尽中，亦当佥议而更之，俾协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参知政事，是下宰相一等，参预朝政的官。枢密院，是掌管军机戎务的衙门。
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太宗以参知政事宋琪、李昉同平章事，知开封府李穆、翰林学士吕蒙正、李至参知政事，右补阙张齐贤、大理评事王沔同佥书枢密院事。太宗既简用此数人，擢居要职，因谕宋琪等说：“自古君臣相与，莫不欲长治而无乱。然世之治乱无他，惟视庙堂之赏罚何如耳。诚能于有功者赏之，或厚或薄，各当其功；于有罪者罚之，或重或轻，各当其罪，则赏罚出于天下之公，人心自然悦服，而天下治矣。若以赏为饬喜之具，任着一时喜欢，即便行赏，不论他功之何如；以罚为饬怒之具，任着一时恼怒，即便行罚，不论他罪之何如，则赏罚出于一人之私，人心莫不愤怨，而天下乱矣。一赏一罚，关系之大如此。卿等职居政府，凡于赏罚之施，切宜详慎，不可徇私灭公，以为基乱之地也。”又谕吕蒙正说：“凡士当穷居未遇之时，见当世政务，有一差失，不合于理，即郁郁不满于心，思欲尽言而无其路。及列于位，居可言之时，得以献纳其可，替废其否，却又避讳不言，岂不自负其志？自今朝政有阙，卿等当竭其底蕴，为朕言之。所言的虽未必句句切中，亦可因而讲求，大家商议而改之，使合于道理。朕固不敢自负其崇高之位，使人隔绝而不言也。”
夫上无鉴别之明，则赏日僭而刑日滥；朝无谏诤之士，则臣日谄而君日骄。国之祸乱恒必由之。此太宗所以惓惓于诸臣也。然惟人主之心公，则臣下自不敢私，而赏罚必当矣；人主之心虚，则臣下自无所隐，而过失必闻矣。是又未可专责之臣也。愿治者宜加意焉。
以吕文仲为翰林侍读，王著为侍书。帝勤于读书，自巳至申，然后释卷。诏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宋琪以劳瘁为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朕欲周岁读遍是书耳。”每暇日则问文仲以经义，著以笔法，葛湍以字学。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以吕文仲为翰林院侍读，王著为侍书。太宗天性好学，勤于读书，每日自巳时朝退之后，即览观书史，直到申时方才放下书卷。又特诏开馆，命翰林学士李昉等，将前代书籍分类编辑为书，以资博识。书成叫做《太平御览》，总计一千卷。太宗自立书程，每日进读三卷。宰相宋琪恐诵读太勤，圣躬劳瘁，请少休息。太宗说：“朕每一开卷，便觉聪明启发，日有进益，心里喜好在此，自不知其为劳苦也。朕所以每日限读三卷者，欲以周年之力，读遍此千卷书耳。”其勤学如此。每于万几之暇，则问吕文仲以六经中有不通晓的文义，又问王著以真草篆隶等用笔之法，问葛湍以点画声音等字学之法。
大抵人主之情，必有所好。或好酒色，或好狗马，或好田猎，或好游宴，或好财利，皆足以戕生伐性、败德丧身。惟好读书写字，则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理。故自古英君圣主，莫不留意焉。宋太宗以创业之主，犹孜孜问学如此，况继体守成者，可不勉哉！
雍熙元年春正月，诏求遗书。帝谓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乱之原，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帙尚多。”乃诏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之。由是四方之书简出矣。
宋时于禁中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叫做三馆。
雍熙元年春正月，太宗性好读书，手不释卷，常以五代兵火之后，书多遗失，乃下诏求遗书于四方，因谓侍臣说：“自古及今，君天下者非一人矣，其教化所出，必有个根本，治乱所由，必有个原始，世远人遐，全靠那书籍上记载得明白，后世得以稽考，有所取法。若没了书籍，则于百世之下，虽欲知其本原，亦何从寻讨而取以为法哉！今三馆所贮之书，遗失者尚多，不足以备参考。这是国家一阙典。”乃诏募中外士庶之家，有以所藏书来献，多至三百卷者，特议纪录旌奖以酬之。其余三百卷以下，量其卷帙之多寡，分为等级，优加赏赐。若有爱惜珍藏不愿将书送官者，但借其书抄之，仍以原本发还。诏下之后，中外人家但有遗书者，都来献上。于是四方之书间出，而古今载籍尽归四库矣。
大抵物常聚于所好。人主好珠玉，则珠玉至；好**巧，则**巧之物至。太宗好书籍而四方之书聚于册府，于以开一代文运之盛焉。可谓好得其正矣！
三月以杨延庆等为知州。帝谓宰相曰：“刺史之任，最为亲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祸。昔秦彭守颍州，教化大行，境内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应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
刺史，即州太守。
雍熙元年三月，太宗选择守臣，以杨延庆等十余人为各处知州。太宗因谕宰相说：“朝廷设官分职，本以为民。然惟刺史之任，与那百姓每最为亲近，必须有才力，有操守，实心爱民的，方为称职。傥误用不才的人，贪赃坏法，那百姓每被其虐害，负屈含冤，莫可控诉，其祸可胜言哉！昔后汉时有秦彭做颍州太守，他能兴利除害，为百姓造福，教化大行，致令所属地方，有凤凰麒麟、嘉禾甘露等诸般祥瑞。可见做好官的，上天也未尝不昭鉴也。”宋琪因奏说：“秦彭一太守耳，政善民安，天且应之以祥瑞如此。况于君天下者，若能奉天子民，使海内乂安，则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矣。岂止一郡之福而已哉！”
夫天下郡县至多，民间利病，朝廷岂能悉知。得一良牧则一郡生灵受其福，否则一郡生灵受其害，所系诚不小也。然须朝廷加意鼓舞，重循良之选，峻贪酷之罚，甄别不差，然后人人尽力。自古明君，未尝不操此术而治者也。图治者宜留意焉。
以赵普为太保兼侍中，吕蒙正平章事，王沔参知政事，张宏为枢密副使，杨守一签书枢密院事。帝谕普曰：“卿勿以权势自骄，但能谨法度，举贤能，明赏罚，弭爱憎，何忧不治？卿勿面从，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卿其念哉！”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帝嘉其无隐。普开国元老，蒙正以后进同相位，普雅重之。
太宗既复赵普相位，乃加普为太保兼侍中，又拜吕蒙正同平章事，与普共理机务，以王沔参知政事，召成都镇抚使张宏还京，为枢密副使，以翰林学士杨守一签书枢密院事。太宗谕赵普说：“凡人有权势的，不期骄而自骄。卿位极人臣，权势已盛，正宜持正守谦，慎勿以此骄恣。但能谨守国家法度，荐举天下贤能，明赏罚之典以布公道，克爱憎之私以定取否，则相业光明，人心悦服，天下何忧不治？至于朕之所行，或有未当，卿宜即时救正，不可面前曲从，以成朕过。古人爱其君，必欲使之为尧为舜，若其君不如尧、舜，则引为己责而耻之。此正卿今日之事也。卿其念之哉！”此时吕蒙正同在政府，其为人质实厚重，宽大简默，时论翕然重之。平素以正道自守，不肯阿旨取容，遇国家政事，该说的便说，无所避讳。每论时政，或太宗不能听从，即再三执奏，反复明其不可，必求依允而后已。太宗见其无隐，每嘉纳之。当是时，赵普乃开国元老，勋名齿爵，举朝无与为比。蒙正以后进之士，同居相位，普绝无忌刻，常称他是台辅之器，甚加敬重，有济济相让之风焉。
夫惟明君为能择相，惟大臣为能有容。太宗复相赵普，不忘耆旧，而又以蒙正之正直者参之，可谓善择相矣。普以开国元勋，推奖后进，略无嫌疑，有古大臣休休之度焉。其相与以致太平也，不亦宜哉！
夏四月，以张齐贤、陈恕参知政事，张逊、温仲舒、寇准为枢密副使。初，准为枢密直学士，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请复坐，事决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问以得失，众以天数对。准曰：“《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征，盖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顷之，复召问以不平状。准请召二府至而言之。于是以准为可大任，故有是命。
淳化二年夏四月，太宗命张齐贤、陈恕为参知政事，张逊、温仲舒、寇准为枢密院副使。先是寇准为枢密院直学士，一日尝奏事于殿中，准所言与上意不合。太宗恼怒而起。寇准就扯住太宗的袍服，请还御座，将所奏的事裁决停当，方才退去。太宗乃嘉奖之，说：“朕今日得寇准，就如唐太宗得魏徵一般。昔太宗每有阙失，魏徵即犯颜苦谏，虽遇太宗怒甚而神色不移。今准能直谏，亦朕之魏徵矣。”及是年天旱蝗起，太宗召近臣问以时政得失，众皆阿谀不敢正言，都对说：“是天数如此，不关人事。”独寇准奏说：“《周书?洪范》篇中论天人之际，有感必应，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无有差忒。今岁方大旱，论其征应，当是刑狱有所不平。盖匹夫含冤，上干天地之和，故致如此。”此时太宗常留意刑狱，每亲自审录囚犯，见说他刑狱不平，不觉发怒，起入禁中。少顷又召问准：“卿说刑狱不平，有何指实？”准请宣中书省、枢密院官到来，面陈刑狱不平之状。于是太宗以寇准忠实任事，可以大用，故有枢密副使之命焉。
大凡人臣阿谀苟容者多，刚直敢言者少。此非独人才之难，亦上之人喜软熟而恶方正，以致如此。彼魏徵与寇准论事，常犯人主之怒，然二君皆能屈己以从之，故功烈垂于二代，俱称太宗，不亦宜乎！愿治之主，幸毋疏骨鲠之臣可也。
夏五月，以张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帝谓侍臣曰：“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又曰：“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前呼后拥，延赏宗族，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以报国乎！”若水对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帝然之。
淳化四年夏五月，太宗以中书舍人张洎、职方员外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太宗因谕侍臣说：“翰林学士，地居禁近，职在论思，最为清要而贵重，非他官可比。朕今虽贵为天子，然常以不得做这官为恨。卿等须自己爱重，勉图称塞，不可徒取清华，致负此官也。”又说：“士在草野之中，与平民无异。一旦应举出仕，遭逢明时，致位通显，穿着朱衣，拖着紫绶，前徒呵呼，后人簇拥，又荫及其宗族子弟，并受国恩，书生之荣，可谓极矣。岂得不竭其诚悃以报知遇乎！”若水对说：“陛下所言，固是臣子之分，然臣之报君，实有不系于此者。彼恬退高洁之士，爵禄不入于心，虽宠之以名位，固不以是为光荣；秉忠守正之士，忠义根于天性，虽所遇有穷通，亦不以是而变其志操。一则不可以爵禄拘，一则不必以爵禄劝。可见爵禄者，乃上之所以厚下，而非下之所由以为忠者也。如或以爵禄荣遇之故，然后效忠于上，则其心必不纯，其忠必不固，不过中人以下者之所为耳。岂可概望之诸臣乎！”太宗深以其言为是。
然天性忠义不因爵禄而后劝者，上臣也，千百中无一焉。人君之治天下，如必待上臣而后任之，则天工之旷废者多矣。若水之言虽人臣自靖之道，而非明君驭下之术也。明主之所以驭臣，有德而后爵之，有功而后禄之，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而人臣之事君也，量能而后受官，度德而后居位，不以无德而尸位，不以无功而冒赏，斯百王不易之道也。
夏四月，吕蒙正、柴禹锡、苏易简罢。蒙正在中书，帝尝欲遣人使朔方，谕中书选才而可责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许。他日三问蒙正，三以其人对。帝曰：“卿何执耶！”蒙正对曰：“臣非执，盖陛下未谅耳。”因称其人可使，余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同列竦息不敢动。帝退，谓左右曰：“蒙正气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称职。及罢相，判河南，日引亲旧于林园欢宴。政尚宽简，委任僚属，事多总裁而已。
太宗至道元年夏四月，平章事吕蒙正、知枢密院事柴禹锡、参知政事苏易简俱罢相不与政事。史臣因记吕蒙正在中书为宰相时，太宗曾要遣人奉使于朔方辽国，谕宰相择群臣中素有才干，可使外国者以闻。蒙正因择一人，以其名奏上。太宗以为不称，不许。他日三次问蒙正，蒙正三次只将此人奏上，再不改易。太宗说：“卿何如此固执，全无变通耶？”蒙正对说：“臣非固执不通，盖因陛下未谅臣之心耳。”因备道此人素有才识，堪以奉使，除了此人，别的都不及他。“夫人臣之义，当以忠诚正直事其君，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宁可一时违拂上意，不可误国家的大事。若谄媚邪佞，只顺着人主的意思，要用便用，要舍便舍，以求取悦于一时，万一举措失宜，误国偾事，则其罪愈大，此臣所不敢为也。”此时同僚官皆竦息畏惧不敢动，而蒙正慷慨直言，略无互回。太宗退朝，与左右说：“蒙正气量凝厚，真有担当，朕也及他不得。”既而竟用此人，果然称职。可见蒙正知人之明，与其谋国之当、事君之诚如此。及至罢相，以右仆射出判河南府。河南是蒙正本贯地方，每日只引亲戚故旧于林园之中，欢宴叙情。为政不务苛细，只尚宽大简易。择僚属中可用者委任以事，己则总裁其大纲而已。
大抵天下之事当以天下之心处之，故委任贤臣，所以审图国是。若但以人主之意裁决，必不能尽究天下事理之极，虽揽独断之权，实生意外之虑矣。此吕蒙正不欲妄随人主意以误国事也。而其治河南，委任僚属，意亦如此。太宗始虽未谅，终至信服，亦可谓英哲之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