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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如果是省會，市長更難全麵施展自己的執政能力。
在這座城市，市委和省委大樓分處兩區。雙重黨政機關將它分成兩個權力轄治範圍。市長是這兩種權力之間的平衡砝碼。“**”在這兩種權力之間遺留下種種“曆史誤會”。省市委領導者們相互積怨甚多。某幾位市委領導者，時至今天，仍因在“**”中省委領導者們為了保自己“過關”，將他們當成棋盤上的車、馬、炮，拋給了“革命群眾”和“紅衛兵”而耿耿於懷。某幾位省委領導者，由於市委領導者們在“**”中將自己應負的“路線”責任推給他們，使他們成了“黑根子”被“打翻在地”，踏上過“千萬隻腳”而銘記“教訓”。某些省市委領導者們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融洽莫如說是互相容忍。在許多方麵，在許多事情上，“曆史誤會”繼續造成今天的“誤會”。姚市長作為一市之長，在種種曆史和現實的“誤會”中，既要維護市委領導權力的獨立性，又必須時時事事審慎地考慮到某些省委領導同誌的心理和情緒。他深知自己的執政責任，應是努力消除彌漫於兩種權力之間的種種“誤會”，無論如何不能再加劇“誤會”。這使他在許多方麵，在處理許多問題時，由一個有魄力的敢作敢為的人變成了一個思前顧後、優柔寡斷的人。
對“一中事件”，他便是如此。
三十幾名被拘捕的返城待業知青仍未獲釋。首先，市委領導者們就無法對這一問題統一態度。釋放被拘捕的返城待業知青們？釋放也得對他們有個說法，對社會有個說法。什麽樣的說法才能被他們接受？被社會接受？被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接受？宣布他們無過？那麽誰之過？那麽他們將有權對公安機關提出抗議，要求公安機關麵向社會對他們公開賠禮道歉，他們是絕不會放棄這一要求的。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是他們的後盾。他們的家庭一天比一天更為他們感到憤憤不平。“師資培訓班”的“內幕”早已不成其“內幕”，三百餘萬市民們愈來愈同情他們了。對“師資培訓班”做過“批示”的某幾位省委領導者正麵臨著巨大的社會壓力。若由市委對社會宣布他們無過，無疑等於又一次將某幾位省委領導者拋到了社會的譴責輿論的旋渦，同時也無疑等於向社會表明了市委對“一中事件”的雙重態度——站在返城待業知青一邊的態度和對省委的指責態度。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市委及他這位市長本人會因此而深得民心，並大大削減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對他本人及對市委的對抗情緒。但省委的某幾位領導者也就有理由認為市委公開“出賣”了他們，將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的對抗情緒轉移到了他們身上。必然造成省市委領導者之間新時期新問題麵前的新“誤會”。一百五十名內定的“師資培訓班”錄取名額中，有近半數是市委各級領導者們的子女。省委的某幾位領導者在考慮如何更理想更妥善地安排幹部子女就業問題的時候，並沒有將市委各級領導者們的子女排斥在外。一百五十名幹部子女中包括了他這位市長的女兒姚玉慧。而且他這位市長預先也知道“招考”的“內幕”。被“出賣”者將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市委及他這位市長對“一中事件”的態度是狡猾而可恥的！他們如果惱羞成怒，“反戈一擊”，那麽前一天他可能被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及普遍的市民們視為“包龍圖”，第二天則必成為遭到社會輿論譴責最甚的“兩麵派”！他在這座城市的領導威望將喪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