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转眼之间，就到了贞元八年（792年）。此时，距离一代贤相李泌去世，已经三年时间了。
贞元八年（792年）四月，李泌大力推荐，接任宰相要职三年之久的窦参，最终因独揽大权，刚愎自用，贪污纳贿，祸国殃民，而招惹了皇帝李适的不满和猜忌。
李适下旨，将宰相窦参免职，而任命兵部侍郎陆贽，尚书左丞赵憬二人，接任大唐宰相。
很久以来，因才干学问，修养品德，远见卓识和雄心壮志，而受到皇帝器重和敬重的陆贽，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得以担任宰相，掌握朝廷大局，施展自己抱负。
贞元八年（792年）七月，陆贽正式上任宰相，才刚刚三月时间，就遇到了一场洪水泛滥的严重事件，开始遭遇担任宰相、执政以来的第一场重大考验。
那时，正当洪水季节，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洪水泛滥，淹死了官吏百姓两万余人。
宰相陆贽，得到地方官员报告，心里非常忧虑。
于是，陆贽放下政事堂里等待处理的政事，亲自前往皇宫延华殿，觐见李适，请求道：
“陛下：
臣得到有司报告，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水灾十分严重。
臣请求陛下，立即派遣使者，前去灾区，赈济抚慰，以免引起百姓的动**。”
李适对诸州洪灾灾区的惨景，却不以为然。李适神色淡然，轻描淡写地对宰相陆贽说道：
“先生啊：
你就不要危言耸听，跟着起哄了。朕得到的报告是，灾区的损失，很少很少，根本不值得朝廷忧虑，进行赈济。
如果朝廷没有弄清具体的灾情，就马上议行丰厚的抚恤赈济，恐怕最终，会生出奸诈欺骗的诸多事情来。”
陆贽一听皇帝所言，心里一凉道：“哎呀，陛下罔顾百姓死活的想法，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陆贽非常不理解皇帝的想法，于是提出质疑，并建议李适道：
“陛下啊：
恕臣直言，臣并不赞同陛下看法。
世俗的弊病，官场的恶习，往往是曲从人意，阿谀奉迎，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从虚报政绩开始的。
此次多州发生的严重洪水灾情，就是如此。
揣摩到人主或上司喜欢什么，便夸大其辞；猜度到人主或上司讨厌听见什么，便缩小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臣预料，此次多州发生的水患灾情，肯定比各地官员上报的情况，还要严重得多。
朝廷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所采取的措施与防备，就常常失去凭依，无法因应，问题就经常出在这里。
赈济灾民，消耗的是资财，最终得到的却是人心。只要朝廷不失去百姓的拥护，陛下还用为，缺少用度，而发愁吗！”
李适思考良久，终于说道：
“先生言之有理！朕一向爱民如子，体恤百姓。朕答应派遣使者，前去调查灾情，想方设法，赈济灾民。”
“陛下仁慈爱民，百姓怎么能够不拥戴呢？”陆贽急忙称颂李适决定道。
不料，李适又接着吩咐陆贽道：
“先生啊：
不瞒你说，如今朝廷的用度，的确十分紧张，所以朕才犹豫不定，并不是不肯赈济灾民。
既然淮西镇已经多年，没有向朝廷缴纳赋税粮食了，朕以为，就没有必要，派遣使者，去赈济淮西镇的灾民了。”
陆贽不认同李适的看法，表示异议道：
“陛下啊：
臣以为不妥。作为君王，应该体恤万民，普施皇恩，不分彼此。陛下停息战事，隐忍包容，宽宏大量，宽宥了那些作乱者的首领，对于那些没有助纣为虐，处于下层、饱受欺凌压榨的穷苦百姓，自当更加怜惜。
过去，在诸侯国中，秦国和晋国已经成为了仇敌，秦穆公仍然同意发粮，去救济晋国的饥荒。
况且，帝王招抚万邦，只有依靠实行仁德与信义，去笼系天下人心。
宁可让别人，辜负我们，也不能让我们，去辜负别人。
何况，淮西镇的灾民，虽然暂时没有接受圣明天子的教化，但也是大唐治下的百姓呢？”
李适理屈，终于答应赈济淮西镇灾民道：
“先生教诲得对！朕将一视同仁，救济所有灾民。”
贞元八年（792年）八月，李适听从宰相陆贽的建议，派遣中书舍人奚陟等，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各道宣诏，抚慰遭受水灾的人们，对灾民加以救济。
得到朝廷的安抚赈济，灾民得以苟延性命。
2
不久，宰相陆贽就吃惊地发现，在西部边境局势总体缓和的状况下，依然存在着诸多危机，必须尽快解决。
于是，宰相陆贽，及时进宫，向李适进言道：
“陛下：
臣以为，军心稳，则社稷安；社稷安，则天下平。
臣新近发现，边疆的粮食等物质储备，很不充足，守边将士们忧虑不安，有可能再次产生，泾原之乱那样的严重危机，希望陛下高度警惕。
臣认真研究发现，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实并不是先宰相李泌大人的军事屯垦策略有问题，而都是由于朝廷不讲信用，处理不恰当，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的不合时宜的做法等问题而造成的，必须尽快扭转才行。”
李适十分不解，反问陆贽道：
“先生啊，你说朝廷处理不恰当，不讲信用，朝廷究竟有哪些地方，处置不当呢？”
陆贽见李适心平气和，虚心询问，因而建议皇帝道：
“陛下：
臣所说的处理不恰当，指的是朝廷处理事务的策略，存在着重大的瑕疵。
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戍边的士兵，却不由守边的将领去进行管辖；守边的将领，不由元帅来统一指挥。以至于政出多门，无所适从。
臣以为，恐怕这样做，有害于陛下一统天下的中兴事业的顺利完成。
有时，同一座城中的将士，同一支军中的官兵，朝廷对他们都不放心，而要分别派遣一个中使担任监军，前去监督他们，并按不同的诏旨，直接委以职任。
朝廷所划分的军镇，常常绵亘在远届千里的土地上，而却无法相互统属，协调行动；
朝廷沿着边疆州郡，布置了十万军队，居然没有设置一个主谋或者统帅一类的人物，来主持领军大局。
每当有敌寇前来侵扰之时，也正好是各部大小将领，自己内部倾轧，争吵不休之时。
大家争来争去，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敢担责，没有谁敢于出面，拿定自己的主张和建议，每次都要等待朝廷的旨意下发以后，将领们才敢采取行动。
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及至得到朝廷征调的军队，前去救援被围的城池时，敌寇已经取得胜利，罢兵而归了。
如今，吐蕃王国与我们大唐朝廷军力相比，我们的人数众多，与他们的人数寡少，不相匹敌，我们的兵力工巧，与他们的兵力拙笨，不能对比。
然而，吐蕃军队每次发动进攻，都还有余力。我军处于防守，却仍然力量不足。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造成的呢？
臣私下推测，其原因，大概就在于，吐蕃军队发布命令，都是由将领直接掌管的，可以根据战场形势，灵活处置；而我军的调度管理，却由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去控制，将士们只有死板地听从遥控指挥，不敢越雷池一步，以免背上悖逆君王恶名。
吐蕃军队的兵力，能够合成一个整体，集中优势兵力作战；而我军的各部军力，却是分散的，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这就是臣所说的处置不当。
因此臣以为，陛下有必要立即改变，军队的指挥体系，授予前线将领，灵活机动的权力，委任统帅，协调指挥，不受中使监军的瞎指挥。
臣所说的处置错误，不讲信用，就是指各地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不合常规，违背了朝廷制定两税法、休养生息的初衷。
前不久，陛下下旨，规定由官府，前往军屯处，收购粮食，以便节省运输。
陛下还命令，付给人们加倍的粮食价钱，以示朝廷勉励农耕，鼓励屯边的措施。
陛下和先宰相李泌，所发布的这一些命令，实行的初期，都很顺利，百姓们都是心悦诚服，而心向往之的。
然而如今，有关部门官员，不讲信用，争相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专门干一些琐屑悭吝，盘剥百姓的事情。
先宰相李泌当初制定的，行之有效的屯垦戍边的战略，也得到了有关部门官员的废弃。
年景丰收之时，有关部门官员，不肯按照朝廷的规定和承诺，将粮食按时征收，并储存起来；
五谷欠收时，有关部门官员，却指使有关人员，去向百姓和屯边士卒，强行收购他们的粮食，强取豪夺。
于是，豪门富室、贪官污吏，反而掌握了财利的权柄，用贱价向百姓和屯边士卒，收购他们的粮食，囤积起来；等到公家与私人缺粮之时，他们再高价卖出去，牟取暴利。
加之，有一些权势之家、亲近宠幸之臣、游食之人，他们往往委托军镇的将领，向百姓和屯边士卒，低价收买他们的粮食，再运往京城，高价出售。
而且，交易之时，人们往往不用支付现款，而是支付葛布麻布，充当粮食的价值。
这样做，致使荒远的边疆将士，在严寒季节，也穿不上御寒的衣服，买不到合适的布料，怎么不令军怨沸腾呢？
既然上面的权贵，对下面的人不讲信用诚信；那么下面的人，也就以欺诈，来回报上面的人。
度支规定的物价，变得高了，那么地方军镇的谷价，就变得更贵了。
度支通过随意售出，滞销的货物等欺诈手段，来获取利益，军镇也从粮食的加价中，来得到额外的收入，获取不正当利益。
那么最终受损的，当然只有普通的百姓和戍边的将士了，怎么能够不引起他们的不满怨恨呢？
当初泾原士卒，发动兵变，就是如此，因积怨恨而不满愤怒，最终导致惨剧发生。
而长安三辅军民，群起投奔叛逆，也是先宰相卢杞，征收间架税等苛捐杂税，失去民心支持而引起。
虽然朝廷也设有巡院等官员，去访查各地，但徒具形式，没有起到任何监督作用。
实际上最终，巡院反而成了藏污纳垢之所，为虎作伥之人，以至于有人，凭空申报帐目，而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他们虚指粮食储存，计算粮食数额总量，虽然数字超过亿万，考核存粮的实际情况，却还不足统计数字的十分之一。
依据原有的制度，由于关中费用浩繁，每年都需要从东部地区运输租米，以至于有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
对此，朝廷上那些只晓得夸夸其谈，而不能通达事理的大臣官员们便会辩解说：
‘国家的大事，不应该计较损耗。虽然知道运粮劳苦烦剧，但是不可废止。’
只晓得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不懂得预防长远忧患的大臣官员们又会辩解说：
‘每到秋天，庄稼收获时，只让官府在京城周围和籴，这既容易把事情办好，又足以勉励农耕。’
臣认为，这两派的议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想节制国家的用度，必须权衡轻重。
臣以为，朝廷的政策，应该与时俱进，顺应形势。如果粮食不足，而钱财有余，便应该延缓钱财的积累，而务必使粮仓充盈起来；
如果粮食有余，而钱财不足，便应该推迟储备的粮食，而节省使用货币。
可是，由于利益使然，实际上的情形，却正好与之相反。
近年以来，关中地区连年丰收，公家储备的粮食积聚起来，也足够供应好几年了。
可是，今年夏天，江淮地区，雨水成灾，粮米贵了一倍。有许多江淮百姓，流亡他乡，沦为雇工。
关中地区，因谷物跌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打击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应当适当提高粮价，进行收购，但朝廷却没有钱，去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
江淮地区因水灾频繁，谷物昂贵，百姓十分困窘，应当降低粮价，出售粮食，但却没有粮食，去供应市场。
现在，朝廷反而要按照以前的硬性规定，将江淮地区十分缺少的粮食，运送出来，送到关中地区，用以增益，粮食已经绰绰有余的关中地区。
这就是臣所说的，只晓得夸夸其谈，而不能够通达处理的典型例子。
这不是处置不当是什么吗？
如今的江淮地区，一斗米价值一百五十钱。如果将米运送到东渭桥，雇运的价钱，每斗大约又要付二百钱。
米碾磨不精，而且放陈了，关中没有人需要。所以，江淮地区粮食，在京城的价钱，尤其低贱。
根据市司公布的本月的粮食价钱，江淮地区运来的陈米，一斗米的售价，仅仅为三十七钱。
耗费了米价的十分之九，而仅剩下十分之一，让江淮地区的百姓挨饿，却又损害了关中地区农民的利益。
臣以为，像这样办事，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误，严重的处置不当啊！怎么能够迁延不理，伤害百姓呢？
陛下以为如何呢？
不久以前，朝廷规定，每年必须从江、湖、淮、浙等地，运米一百一十万斛。
运到河阴之后，留下四十万斛，储存在河阴仓里；运到陕州以后，再留下三十万斛，储存在太原仓离；剩下的四十万斛粮食，则输送到东渭桥，供应京师。
现在，据有关部门官员统计，京兆府所属各县的新米，每斗也不过价值七十钱而已。
而河阴仓和太原仓现存的米，仍然有三百二十多万斛，足够供应京师三辅需要。
因此，臣建议，请陛下立即下旨，让江淮地区明年，只运送三十万斛粮米，到河阴就行了。
再让河阴、陕州，依次运送到东渭桥，供应京师市场，就行了。
那么，江淮地区停止运送的八十万斛米，该怎么处理呢？
朝廷可以下旨，委托转运使，以每斗米定价八十钱的价格，迅速运往发生水灾的各个州县，进行出售，以便救助那些因水灾，缺乏粮食的百姓。
这样算来，八十万斛米，可卖得米钱六十四万缗，还可以减少雇运钱，六十九万缗。
这样一结算，就有一百三十三万缗钱的收入。
请陛下下旨，让户部首先从一百三十三万缗的收入中，拿出钱二十万缗，交给京兆府。
再让京兆府，去收购关中地区多余的粮米，以便弥补东渭桥粮仓，缺运的二十万斛粮食数额。
如果朝廷，以每斗米定价一百钱，超出市价三十钱的价格收购，就可以使关中地区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请再从剩下的一百一十三万缗的收入中，拿出钱一百零二万六千缗，去交给边疆军镇，让各军镇，去自行购进自己所需的粮食。
这样的话，就可以购得，足足可供十万戍边将士，吃一年的粮食了。
最后，朝廷户部，还可以剩下钱十万四千缗，则可以用来，充当明年和籴的本钱了。
对江淮地区的米钱和雇运钱，一并委托转运使，经折算后购买绫、绢、绵等纺织品，运往京城，偿还原先向户部所借的钱。”
李适听了陆贽建议，转忧为喜，赞扬道：
“朕正为粮食、水患、钱财、戍边的问题，焦虑万分，不想先生，却立即解决了朕的难题。
先生的建议，深谋远虑，很有见地，既合情合理，又切合实际。朕将下旨，立即实施。”
3
贞元八年（792年）九月，李适颁诏，命令西北边疆州县官府，以高价收购戍边士卒，边民种植的粮食，以便充实粮仓的储备。
于是，边地的储备，才逐渐地充足起来，戍边士卒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乐于在边塞屯垦，正如当初李泌的设想一般。
然而，大唐帝国的积弊，实在太多，一些末梢枝节的改革，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宰相陆贽，常常忧郁不堪，辗转反侧。
贞元九年（793年）五月，宰相陆贽见积弊难消，不得不再进上奏疏，论说边疆防御，存在的六种问题，剖析如何解决边境防务面临的六项严重危机。
经过深思熟虑，陆贽上奏皇帝道：
“陛下啊：
近些日子以来，朝廷政事，有了很大的起色，吐蕃王国的骚扰侵袭，也日渐稀少。
然而，臣发现，边疆依然存在着六项严重危机，必须立即加以处置，防范更加严重的危机发生。
这六项危机分别是：
一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办法，违背朝廷的总体方略和大政方针，这是制度不良，政策失误；
二是、考核督责，缺少法度，权力大于法律，这是是非不分，赏罚不明；
三是、朝廷的资财，被众多戍边的士兵所耗尽，这是兵员庞大，冗员太多，导致朝廷财政枯竭；
四是、庞大的兵力，被人员繁多、系统复杂的将领所分散，这是将领太多，人浮于事；
五是、军心愤懑，人心不齐，分配不均，这是待遇不均而产生的不满，因此怨恨日盛；
六是、有利的战机，因朝廷不信任将帅，由中使监军，在远处遥控指挥而丧失有利战机，这是朝廷瞎指挥，丧失戎机的弊病。
来自关东的戍边士兵，不熟悉西部边疆固有的风俗习惯，身受边塞苦寒之困苦，心中畏惧戎虏。
朝廷却像对待骄生惯养的儿子那样，拿出资财，来奉养他们；像对女婿那样，无原则地宽容他们。
他们屈指计算着自己的归期，张嘴等待着朝廷喂饭。
有的人甚至希望，在官军的失败中，寻找方便，乘着混乱之机，向东溃退，回归自己的故里；
有时，他们又畏敌如虎，听说盗贼来临，就舍弃守卫的城邑市镇，一哄而散，动摇远近各地的民心。
臣以为，让这些来自关东的戍边士兵，去戍守边防，守卫边塞要地，不但没有益处，实际上还有很多损害，需要立即改变。
戍边的士兵中，更有触犯刑律流放而来的人。
这些戍边的士兵，本来就是些不良之辈，再加上怀念故土的情绪，他们希图变乱兴起，庆幸灾祸，就让戍边的情形变得更严重了。
之所以边塞士卒，会出现这样多的不佳情形，实际上是制度不良，政策失误造成。
近年来，朝廷的权力，转移到下面的藩镇，朝廷大权逐渐旁落，朝廷失去了权柄。
将领发布的命令，既很少能够在军队中执行，而国家惯常的法律法规，又不能够在将领中实施。
上下务求，相互姑息，得过且过，抹稀泥过日子，苟且度日。
朝廷打算，奖赏一个有功劳的人，反而顾虑没有功劳的人，会因此而动**不安，心生背叛；
朝廷准备，惩罚一个犯下罪过的人，又要顾虑与他狼狈为奸的其他人，犯下同样恶行的人，会因此忧虑不安。
于是，部属犯下的罪过，上级先为他隐瞒，都克制忍耐，不能给以揭露。
部属立下了功劳，因担心上司猜疑嫉妒，而不能给与奖赏。
无原则的宽容姑息态度，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使忘记自身、竭尽忠诚的人，在同辈中招致责备；
使率领众人，首先登上敌城，立下功劳的人，反而在士兵中自取埋怨；
使败坏军旅、逼迫朝廷的人，心中居然没有一点，渐愧与畏惧；
使故意不肯按期发兵援救的人，反而认为自己，机智能干，善于当机立断。
这便是让有节操的人，痛楚悲伤，勇敢的人，心灰意冷的根本原因。
这可以称作，是非不分，赏罚不明。
每当异族前来侵犯边塞州郡时，将帅交相推诿倚靠，没有人敢于查问。
将帅们凭空张扬敌军的声势，上报朝廷，总说是自己的兵力太少，不能抵敌。
朝廷未能检查实情，只是致力于征调人马，增加兵力。结果，没有增益防备的功效，反而使军需供应，更加疲困。
村落百姓，日益消耗，而官府索求却日益繁多。
用在编户倾家**产，才勉强交纳上来的赋税物资，加上有关部门专卖食盐与征收酒税的钱财，将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年拿来从事边备，这可以称作兵员庞大，冗员太多，导致财政枯竭了。
吐蕃全国，可以拿起兵器当兵的人，只抵得上大唐王朝十几个大郡的人数罢了。
一有战事发生，大唐王朝君臣，便害怕他们人马众多，不敢派兵抵抗他们。
战事平息以后，大唐王朝又忌惮他们军队强盛，不敢反击他们的侵犯。
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这实在是由于，大唐军队，需要接受许多部门的指挥，而吐蕃军队的指挥，却集中在一个将领的统帅之下的缘故啊！
一般说来，如果一支军队的统帅，是统一的，便会使人心不分散，号令不重复，军队的进退，可以整齐划一，行军的快慢，能够符合统帅的意愿，不会丧失战机，军队的气势，自然壮盛。
这便是变少成多，变弱为强的道理啊！
在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地区吐蕃、突厥两部番人的军队，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镇节度使的队伍。
国家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讨伐，抵抗吐蕃、回纥两部番人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石、河东四镇的节度使罢了。
不久前，朝廷划分朔方镇的地域，于是建立牙门、拥有旌节的，便有三个节度使了，其余的镇军，为数差不多，还有四十个之多。
军队的主帅，一概接受特别诏旨的委任，朝廷还要各自派显贵的中使宦官，前来监督军队。
中使宦官作为监军，可以与军中主帅相互对抗，两人互不从属统辖。
每当边疆告急文书到来，朝廷这才命令他们，盘算着如何对盗贼采取军事行动。
既然彼此，都没有法定的统领职权，他们只好用宾客的礼节，相互对待，客客气气，相互推诿，不肯负责。
大凡军事行动，是要讲究气势的。士气凝聚便旺盛，士气离散便消沉；声势会合，便威猛，声势离析，便衰弱。
现在的边疆防御，声势衰微，士气消沉，这可以称作将领太多，军令不一，人浮于事。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精细地核查将士的优劣品类，根据个人的才能，以制定有关军饷等级的制度，使有能力的人，盼望得到较好的待遇，使没有能力的人，消除非份之想。虽然有待遇丰厚与菲薄的区别，但不会产生怨恨不满的事端。
现在，在荒远的边境的土地上，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遍体创伤，又长年经受，无以复加的劳苦与艰辛。
但是，供应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只限于本人，而这些东西，通常都要被他们的妻子儿女，分去一大部分。
所以，长期镇守边塞的士兵，本应享受厚重赏赐，却经常食不饱腹，面有饥寒之色。
然而，在关东地区等内地戍守的士兵，闲散懒惰，胆小如鼠，害怕与敌人应战，不愿意担承勤苦的劳作，但是朝廷颁发给他们的衣服与口粮等待遇，却高出长期驻守边塞的士卒，好几个等级。
这不是处置分配不当，是十分呢？
又有平素里，就不属于禁军神策军系统，本来就是边防军系统的，他们的将领，编造逢迎之辞，乘机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
这些军队将士，他们并不离开原来的驻地防区，只是更改了原有隶属的名称，隶属于神策军，便得到了丰饶的军饷颁赐，收到三倍的好处。
所从事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而所颁发的给养，却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如果人们尚不能忘却利禄，有谁对这些不公不正，能够不恼怒呢？
这可以称作待遇不均，怨恨日盛了。
大凡君王，打算选择任用将帅，必须事先考核验察，他的品行与才能。对满意的人选，便派遣出去，对于不满意的人选，便退还回去。
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因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近来，对边防军队的调动，由规划到决断，多数出于陛下的个人心意；选拔安排军中的将领，首先要求顺服忠诚，容易受到陛下的辖制。
增加部队的数目，借以分散他们的势力；减轻他们的职任，借以削弱他们的心志。
于是，那些即便不符合军队的实情，将领们也要服从朝廷的命令；即便违反事情的处理，将士们也要服从上级的命令。
异族兵马奔驰冲突，像暴风一样迅速。而我军由驿站，传递文书上报朝廷，却需要一整月的时间，才能答复下来。
守卫疆土的将领，因兵力微少，而不敢抵抗敌军；分守军镇的将领，因没有诏命，而不肯出兵。
敌军纵兵掳掠以后，便撤退了。这时，将领们便陈述功劳，向朝廷报捷。
在兵败人亡时，他们便将损失减少到百分之一；在有所俘获时，他们便将所得，由一百，张扬成一千。
将帅既庆幸朝廷统揽全局，不用为朝廷的加罪而担忧；陛下又认为自己独操军事大权，掌控军队，不再追究事情的真伪，以免臣民认为君王无能。
这可以称作，遥控指挥，丧失戎机。
依臣的愚见，应当立即废止，征调各道将士，防御吐蕃军队的制度。
命令各道，只供应衣服与口粮，召募愿意留下来的戍边士兵，以及番族人、汉族人的子弟，将各道所提供的给养，供应召募的戍边士兵、蛮族子弟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大大地减轻百姓和朝廷的负担。
臣以为，我们还要全面贯彻实施，贤宰相李泌拟定的制度，大量实行军事屯田制度，由官府负责，收购屯田收获的粮食。
敌寇到来，屯田上的士兵，每个人都要自行参加战斗；农忙之时，屯田上的士兵，每一家都要自行努力务农。
这与那种频繁调动士兵、来去匆忙的秋防情况相比，难道能够同日而语吗？
朝廷还应该选拔，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分别出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处的元帅，让他们分别统领，分布在边境一带的各位节度使，做到统一号令指挥。
对于那些不够重要的节镇，就按照方便与就近的原则，加以裁撤合并就行了。
此外，朝廷还要减少，不正当和不切实的费用，以节约开支，使资财充实起来；
确定有关屯田将士的衣服、口粮的等级，以调整将士之间的关系；
弘扬委托信任将帅的原则，以显示将帅的作用；
公布奖赏与惩罚的典章，以考核屯田将士的成绩。
臣以为，如果陛下，能够实施这些谋略，那异族自然便会畏服归附，国家的边境，便会安宁了。”
不想，李适却不认同陆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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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上奏，李适有些不悦，对侍卫大臣说道：
“诸君：
宰相大人说话，有些自以为是，夸大其词。难道朕，就不懂得这些道理吗？
朕作为一国之君，也有朕的苦衷，有些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文武大臣，能够深刻领会的啊！”
看见皇帝还是像从前那样，刚愎自用，唯我独尊，根本就不能接受自己和大臣的建议，陆贽沮丧不已，更加灰心丧气，自思道：
“我陆贽虽然愚钝，岂能够不知道，人之常情，都是喜欢歌颂、赞美，而厌弃直语真言的呢？
我心里其实也应该非常清楚，我的坦诚直率的言谈，太过直截了当，甚至直指陛下的不是，已经引起了陛下的不高兴。
陛下喜欢独揽大权，遥控指挥，猜忌将领，实际上，是对统兵将领不放心，害怕安禄山、史思明反叛的一幕重演啊！
何况，我对陛下的建议，已经触动了军中权贵和中使监军们的利益，引起了将领们和中使监军们的猜忌和不满呢？
但为了大唐帝国的美好前途，我虽然明知道路艰险，也只有硬着头皮，进行改革，兴利除弊啊！
哪怕因触动中使宦官和一些边塞将领、藩镇的利益，最终杀身成仁，我陆贽也在所不惜。
不如此，我怎么报道陛下宠信的深恩呢？”
宰相陆贽暗暗发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