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唐朝廷的文武百官宰相陆贽等，实际上大多数大臣官员，都非常了解皇帝陛下的个性品行，知道皇帝为什么疑虑重重的原因。
李适继位以后，曾经遭遇多次大臣将领的反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李适的猜疑之心，特别强烈。
而李适自视甚高，自以为才华盖世，聪明睿智，不肯毫无猜忌地信任自己部属的大臣将领，让他们分层负责，各尽其能。
所以，李适才会采取这样那样，甚至有些匪夷所思的各种各样的预防措施，去防止大臣将领，揽权反叛。
朝廷的文武百官，军队的将领，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皇帝自己，来选拔任用，皇帝才放心。
对于宰相、翰林学士等三公九卿大臣，进呈的长远伟大的规划，远见卓识的谋略，李适也很少称许认可。
及至群臣，一旦遭到皇帝的斥责和罢黜，往往一辈子，李适也不再原谅他，重新收录起用他。
李适又喜欢以能言善辩，顺从听话，为贤良士大夫的条件，来为朝廷选拔任用人才，因而更加不能，得到敦厚忠实，有独立人格，脚踏实地干事的大臣人选了。
自然而然，大唐朝廷对大臣官吏的提拔任用，也就面临重重困难，陷入任人唯亲的困局。
各种能人志士，贤良士大夫，遂沉抑于下，不得升进，怨愤日增，甚至投靠敌对阵营或者地方藩镇。
2
贞元十年（794年）五月，宰相陆贽，不顾李适数次的不满和申斥，再次呈上亲启密奏，向皇帝进谏，提醒皇帝，选拔任用人才的原则和需要重视的诸多事项道：
“陛下啊：
臣以为，一秉大公，公平公正，奖惩分明，任人唯贤，是维持朝廷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制度和行为原则。
提拔任用人才，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犯下的过失。
两方面交相为用，相辅相成，才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
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
朝廷这样做，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
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
因为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
这样做，就能够使上面的人，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的人，没有积蓄的怨恨。
明智的君主，不会单单根据一个人的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大夫。
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
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
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
即使你的操作，极其精细，还是不能避免不会出现谬误。
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都是互有长处短处的。
如果能够恰当地分辨人们的长处短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干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就会成就了事功。
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
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选拔识别人才，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
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
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
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
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
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
如此做法，怎么能够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呢？”
李适接奏，越发不高兴，不认可陆贽的看法。
3
见到陆贽的上奏，李适越发恼怒，对侍卫大臣说道：
“诸君：
不知道什么缘故，近些日子以来，宰相大人令朕十分失望。宰相大人喜欢捕风捉影，说话言过其实，甚至含沙射影。岂是一个忠心大臣的所作所为呢？
宰相大人所言，不是在明目张胆地讽刺朕，说朕偏听偏信，赏罚不明，任人唯亲，处事不公吗？”
李适对宰相陆贽的不满，更加强烈，根本就不能够接受宰相陆贽的意见和建议了。
不久，陆贽又上书皇帝，提供节省平均财税的方法，一共提出了六条很有见地的建议。
陆贽首先回顾了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论述了两税法存在的弊端，特别提醒李适道：
“陛下：
陛下一定十分清楚，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一般可以称作租、调、庸三种。
具体情况是，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
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
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
天下成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
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
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等，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彻底破坏。
于是在建中初年，朝廷开始商讨，重新建置各种制度。
执掌朝政的人，如宰相杨炎等，明明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建置各种制度的本意都抛弃了。他们也知道立法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事情的要领。
臣私下以为，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首先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才能够对症下药，治好疾病。
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
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
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
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这不是明显的不当吗？
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能够创造财富的成年男丁，作为依据。
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
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
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
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
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征派赋税徭役的根本。所以，虽然有可取之处，但其中的弊病也很明显。
人们竟然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是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的，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出来。
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
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
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
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徇私舞弊。
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
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
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
又因两税法，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阶段，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
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
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合并，收到两税中。
那么，现在却在两税以外，又保留了这一些名目，实在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
希望陛下，尽量实行赋税的平均，削减不合法、不合理的征收名目，苛捐杂税，以便救助凋零衰谢的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
见到陆贽的上奏，李适不置可否，没有任何反应，陆贽心里十分焦虑，不知道皇帝意见究竟如何。
4
不久，宰相陆贽再次建议，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再按钱数，去进行计算征收，力求减少中间剥削，减轻百姓负担。
为此，陆贽上奏道：
“陛下啊：
臣私下以为，大凡国家的赋税征收，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为原则；必须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
因此如今，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帛和各种谷物罢了。
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去公平，而人们物物交换缺少标准，不够便利，又制定了钱币制度。
制定钱币制度，是以便于节制物品流通中轻重缓急的机宜，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一定要以此，为依据。
因此，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能把它交给下面的人执行，以免胡作非为。
由此可见，谷物与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所制造的。
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规定道：
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
朝廷的法律法规中，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
唯独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原有的典章，大相径庭，南辕北辙，不合常理。
而两税法只通过估算百姓的资财产业，来规定征税的等级，就产生了弊病。
于是，以钱币和谷物为数额，确定了税收，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
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大有区别。
但官府只算计，如何得到税收，才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
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自己生产的物品，人们自己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
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自己所没有生产的物品；而减价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物品。
这样一加价，一减价，其间的损耗，百姓受到的盘剥，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臣希望，朝廷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来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作为征收的标准和依据。
如果物价偏低，就稍稍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稍稍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进行征收缴纳。
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
因而，朝廷官府，索取物产，应该有限度，使用物产应该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如果朝廷官府，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出现短缺。
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很多是由上天的自然因素决定的；而消费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
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是估量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所谓量入为出。如此的话，即使遇到灾害祸难，民间也不会困顿窘迫。
在政治与教化衰败以后，情形却恰好与此相反。
即是估量支出的情况，以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应该如何处理，即所谓量出为入。
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依然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有剩余。
这充分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而不在于收入的多少罢了。
因此，臣希望圣明的君王，能够节制用度，量入为出，不要过分地盘剥百姓，弄得天怨人怒，天下沸腾，酿成不可估量的灾祸发生。”
李适读了，大不满意，当面申斥陆贽道：
“先生所言，真是书生所见。
先生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油米贵啊！
如今，天下战事不断，边塞不宁，藩镇不供，朕不从百姓身上去想办法，弥补亏空，难道能向上天，去索取吗？
你不来解决问题，反而来添乱，这是宰相应该做的吗？
请问先生，你能够有什么好办法，帮助解决朝廷的困窘，让朕减少百姓的负担吗？”
李适对宰相陆贽的不满，更加强烈。
5
不久，陆贽又上书皇帝，批评朝廷对地方长官的成绩考核，只是以户口增长、税收增加、田土垦辟，作为成绩考核根据的做法，不够妥帖完备道：
“陛下啊：
臣以为，考绩奖赏，决定人们的进取之心，和人们努力的方向，不能不慎之又慎。
而官吏百姓，常常见到的情形却是，为人上司、长官的人，大多从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出发，去考虑问题，决定行动方向，很少能够设身处地地推究，他人的想法和处境。
他们也从不考虑，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人们的地位身份，相互变易以后，忠诚与宽恕，究竟是什么情形，更加不能够体察，大公无私，为国献身是何等情意了。
为了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私欲、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官员们交替着给人们一些小小的恩惠，争着运用一些自作聪明的小动作，去诱引奸民，作奸犯科，谋取利益。
他们把与相邻的州道的相互排挤与争夺，视为精明能干的体现；将招徕和聚集逃亡人口的行为，视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
由外地迁到此处的人们，既由于新近才被此地的官府收罗，而得以免征赋税；
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自己的故业，而受到官府的优待；
而那些循规蹈矩，依恋故土、安心定居、自始至终，不肯迁徙他乡的人们，役使劳役却日见繁重，税赋征收，也日益增加。
这就使定居故土的人们，经常替好吃懒做、四处游**的人们，提供赋税与徭役。
官员们这样的举措，与驱赶人们，辗转流徙，唆使人们去欺诈讹诈，又有什么区别呢！
臣以为，这都是由于地方长官，缺少广博通达的见识，各自对自己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一心谋求自己最高最大利益的缘故啊！
朝廷设置法规，治理人民，时间长了，没有不产生弊病的，必须与时俱进，加以改变。
如果掌管法规法纪的人，不懂得掌握时机，适时变革，因时求变，便会使奸巧诈伪，不断萌生。
并经常由于执法者的不听告诫，不守法纪，而滋长骄横贪暴，违法乱纪，残害百姓的行为。
臣建议，请陛下立即向有关部门发布圣旨，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最佳办法。
臣以为，如果在官吏们应管辖的地域以内，人口愈益富实繁盛，在完成规定的税收数额以后，仍有剩余，便听凭该地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依照减税数量的多少，来规定和考核，官吏成绩的等级高低。
如此，则官民喜悦，何愁帝国，不能够兴盛呢？
关于减税的数量，与应管辖税收物资通常的比率，每户纳税减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绩，定为上等；
减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绩，定为次一等；
减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绩，定为再次一等。
如果人口多有流离散失，于是在现存户口上增加税收，考查成绩居于劣等，其惩罚办法，也按照前述的原则，来进行处理。
如此，则官员们必定想方设法，使户口富实繁盛，让百姓的负担逐步减轻。
朝廷设置文武百官，创立国家，是以养民为目的的；向百姓征收赋税，索取财货，也是以供给国家为目的的。
贤明的君王，不肯为了丰厚的供给，而使所养的人民，受到太大的损害。
所以，必须首先办好人们应做的事情，而后借用人们的余力；必须首先使家家富足起来，而后征收人们剩余的资财。
如今的情形，却与之相左。
养蚕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官府就已经要求，要交纳丝织品的税收多少了；
农田的活计，还没有完全结束，官府就已经赶忙计划，确定征收谷物的田租多少了。
既然上级长官的管束督责，是严厉的，下级官吏的欺凌暴虐，也就益发紧迫了。
尚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赶忙出卖自己家里的物品，因而要损耗一半的价值；
没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只好求人借贷，因而要加倍地偿还所借的债务。
如此种种情形，就是造成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最终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
臣殷切希望，陛下能够再次详慎地制定，收税的期限，以给天下生灵，休养生息、苟延残喘的机会。
古时候，关于国家在三十年内，要有九年、六年粮食储备的说法，是将疆域以内的臣民，全部计算在内的。
而不是单单让公家的谷仓，丰足起来，而不把编入户藉的百姓，计算在内。
近来，有关部门官员上奏，请求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可以得到钱五十万贯。
按照原来的敕令要求，将征收茶税的钱，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饥荒。
现在，各地灾情不时发生，而且十分严重，请求户部，用这笔茶税钱，来购买储备粮食，以符合以前的旨意。
臣发现，如今在京城周围地区之内，每一亩稍好的田地，官府征税大约五升，但私人收地租，有的大约每亩多达一石，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之多了。
降到中等田地，所收的田租，依然有半石之多。
如此盘剥征收，赋税、田租日益沉重，谁能够忍受呢？谁愿意辛辛苦苦一年，而为人作嫁，落个百忙一场，一无所得呢？
一般说来，土地，是归君王、国家所有的；耕种，是由农夫们去完成的。
因此，从道理、情理上讲，君王和农夫这二者，应该获取最大的利益和好处。
然而，兼并土地的人，收取地租，居然能够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和利益；而付出最多艰辛的农夫，居然是所得微薄，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显而易见，这样的分配原则和现实，是极端不合理的。
臣殷切希望，朝廷能够对一切被占有的田地，预先规定限制性的条款，裁减田租的价钱，务必让贫困的农夫，得到一些好处，以激发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如果百姓一家，辛辛苦苦一年，居然是一无所获，甚至是债台高筑，谁愿意从事农耕呢？
而粮食是国之根本。没有维持国家根本的农人的操劳，一切的一切，都将无从谈起，中兴帝国，更是南柯一梦，水中捞月。
法规最可贵的地方、它的尊严，就在于能够，彻底地实行下去。需要谨慎的，就是防止深究苛察，太过苛刻。
将制度设立得宽和一些，是为了方便大众；将法令规定得严厉一些，是为了惩诫那些违法者。
略微损伤一点富裕人家的利益和收入，而稍稍照顾一下贫穷人家的利益，提高一点他们的家庭收入，是维持国家和谐，避免矛盾深化、社会动**的最佳策略。
富裕人家的略微损伤，并不致于有伤他们的富足，却能够使贫穷的人家，得到照顾，足以赈济他们的穷困。
维持了贫穷人家的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的要素，就能够让社会，良性循环，富裕人家，也会变得更加稳定、富裕了。
臣以为，这便是安定富人，体恤贫民的最美好的筹措。为君者，是千万不可舍弃的啊！”
陆贽的建议，还是同样的结果，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一点涟漪产生。
陆贽的失望和沮丧，也更加强烈。
6
大唐王朝心系天下的有识之士宰相陆贽等，都心知肚明，如今朝廷的吏治腐败，已到极点。而皇帝昏庸自私，缺乏远虑，大臣官吏鼠目寸光，只知道徇私舞弊。
贪赃枉法，贪婪掠夺，遂成为了常态，任由谁，振聋发聩地大声疾呼，也不过是于事无补，徒劳无益。
理所当然，陆贽等有识之士，利国利民的建议和措施，也就根本没有人愿意听取实行了。
而到了此时，李适对宰相陆贽的施政，越来越不满意，对他的建议和意见，也越来越不肯听从。
最终，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的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贞的谗言起了作用。
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旨，免去陆贽宰相职务，改任太子宾客，陆贽时年四十岁。
正当盛年的一代贤相陆贽，就这样被皇帝免职弃用了。陆贽担任宰相，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陆贽以后，接任宰相的大臣，再也没有实权，彻底沦为了皇帝的文书。
就连县令之类的小官，李适也要亲自下旨任命。
第二年，贞元十一年（795年）四月，陆贽又遭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贞等奸佞小人的再次陷害，被贬为了忠州别驾。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陆贽忧郁成疾，在居住了十年的贬所忠州去世，时年五十一岁。
大唐帝国这辆破旧的战车，就在颟顸昏庸、茫然无知的御者驾驶下，继续向着崩溃的边缘，飞奔而去。
就在这个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德宗皇帝）逝世，享年六十四岁。
大唐王朝，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7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当了二十六年储君的太子李诵，正式即位，是为顺宗皇帝。
其时，李诵已经患病，半身不遂。
即位以后，李诵不惧病痛，依然重用王叔文、王伾等大臣，开始进行改革，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大唐王朝。
李诵罢黜横征暴敛的小人，褒扬忠良贤能的君子，改革根深蒂固的弊端，给予穷苦百姓以实惠，试图剪除宦官独揽军权，藩镇割据的肿瘤。
大唐朝廷一时气象更新，欣欣向荣，有了中兴的景象。
李诵当政时间虽短，但建树颇多，延缓了大唐颓势，堪称一代贤君，其赫赫功勋大致如下：
其一、贬谪奸佞。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二月二十一日，残忍凶恶，横征暴敛的京兆尹李实，被顺宗皇帝下旨，贬为道州长史，长安市民欢呼雀跃；
其二、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顺宗皇帝下诏，大赦天下，免除人民的欠税及其他苛捐杂税，停止巧立名目的进贡，取消“宫市”、“五坊小儿”等前朝恶政；
其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一日，顺宗皇帝下旨，释放大批宫女（三百），歌女（六百）；
其四、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五月三日，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担任右神策军统军兼京西行营节度使，剥夺宦官的军权；
其五、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六月九日，豁免百姓历年的欠税，所欠的粮食、绸缎等等，共计五十多万；
其六、追赠一代贤相陆贽、阳城等忠臣烈士。
顺宗皇帝（李诵）继位执政以后，短短的五六个月时间里，他的善政很多很多，很为后人称颂。
然而，顺宗皇帝的这些革新措施，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宦官集团，皇亲国戚，飞扬跋扈的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地方豪族大姓等权贵阶层。
李诵、王叔文、王伾的改革，很快遭到了以韦皋为首的地方藩镇势力，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以太子李纯为首的皇亲国戚的强烈反对，最终永贞改革，以失败告终。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五日，李诵病势沉重，禅位于二十八岁的太子李纯，永贞改革，宣告彻底失败。
不久，李诵驾崩。
改革派领袖王叔文，被逼自杀身亡，王伾在贬所病死，柳宗元、刘禹锡等改革人士，被贬为“八司马”。
这一年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也在自己的任所成都病死。
8
到了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这一年，距离一代贤相李泌去世，已经有接近二十年的时间了。
李泌虽然早早离世，但并没有人亡政息。他的一系列深谋远虑的决策，影响深远，造福后世。
李泌竭力保护推荐的人才，名将李晟、马燧，大臣韩滉、王纬、元友直、窦参、董晋、赵憬、阳城、张建封等人，这些人位兼将相，后来都成了德宗时期的名臣，对大唐王朝贡献颇大。
李泌生前精心设计的很多大政方针，他的继任者窦参、董晋、陆贽等宰相，依然在继续努力地贯彻实施，艰难地维持着大病缠身的大唐朝廷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