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神相

第二百一十九回 君王讳疾又忌医 妙手国士也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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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朝廷的文武百官宰相陆贽等,实际上大多数大臣官员,都非常了解皇帝陛下的个性品行,知道皇帝为什么疑虑重重的原因。

李适继位以后,曾经遭遇多次大臣将领的反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李适的猜疑之心,特别强烈。

而李适自视甚高,自以为才华盖世,聪明睿智,不肯毫无猜忌地信任自己部属的大臣将领,让他们分层负责,各尽其能。

所以,李适才会采取这样那样,甚至有些匪夷所思的各种各样的预防措施,去防止大臣将领,揽权反叛。

朝廷的文武百官,军队的将领,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皇帝自己,来选拔任用,皇帝才放心。

对于宰相、翰林学士等三公九卿大臣,进呈的长远伟大的规划,远见卓识的谋略,李适也很少称许认可。

及至群臣,一旦遭到皇帝的斥责和罢黜,往往一辈子,李适也不再原谅他,重新收录起用他。

李适又喜欢以能言善辩,顺从听话,为贤良士大夫的条件,来为朝廷选拔任用人才,因而更加不能,得到敦厚忠实,有独立人格,脚踏实地干事的大臣人选了。

自然而然,大唐朝廷对大臣官吏的提拔任用,也就面临重重困难,陷入任人唯亲的困局。

各种能人志士,贤良士大夫,遂沉抑于下,不得升进,怨愤日增,甚至投靠敌对阵营或者地方藩镇。

2

贞元十年(794年)五月,宰相陆贽,不顾李适数次的不满和申斥,再次呈上亲启密奏,向皇帝进谏,提醒皇帝,选拔任用人才的原则和需要重视的诸多事项道:

“陛下啊:

臣以为,一秉大公,公平公正,奖惩分明,任人唯贤,是维持朝廷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制度和行为原则。

提拔任用人才,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犯下的过失。

两方面交相为用,相辅相成,才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

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

朝廷这样做,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

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

因为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

这样做,就能够使上面的人,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的人,没有积蓄的怨恨。

明智的君主,不会单单根据一个人的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大夫。

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

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

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

即使你的操作,极其精细,还是不能避免不会出现谬误。

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都是互有长处短处的。

如果能够恰当地分辨人们的长处短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干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就会成就了事功。

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

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选拔识别人才,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

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

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

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

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

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

如此做法,怎么能够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呢?”

李适接奏,越发不高兴,不认可陆贽的看法。

3

见到陆贽的上奏,李适越发恼怒,对侍卫大臣说道:

“诸君:

不知道什么缘故,近些日子以来,宰相大人令朕十分失望。宰相大人喜欢捕风捉影,说话言过其实,甚至含沙射影。岂是一个忠心大臣的所作所为呢?

宰相大人所言,不是在明目张胆地讽刺朕,说朕偏听偏信,赏罚不明,任人唯亲,处事不公吗?”

李适对宰相陆贽的不满,更加强烈,根本就不能够接受宰相陆贽的意见和建议了。

不久,陆贽又上书皇帝,提供节省平均财税的方法,一共提出了六条很有见地的建议。

陆贽首先回顾了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论述了两税法存在的弊端,特别提醒李适道:

“陛下:

陛下一定十分清楚,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一般可以称作租、调、庸三种。

具体情况是,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

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

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

天下成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

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

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等,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彻底破坏。

于是在建中初年,朝廷开始商讨,重新建置各种制度。

执掌朝政的人,如宰相杨炎等,明明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建置各种制度的本意都抛弃了。他们也知道立法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事情的要领。

臣私下以为,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首先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才能够对症下药,治好疾病。

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

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

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

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这不是明显的不当吗?

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能够创造财富的成年男丁,作为依据。

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

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

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

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

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征派赋税徭役的根本。所以,虽然有可取之处,但其中的弊病也很明显。

人们竟然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是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的,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出来。

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

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

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

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徇私舞弊。

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

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

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

又因两税法,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阶段,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

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

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合并,收到两税中。

那么,现在却在两税以外,又保留了这一些名目,实在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

希望陛下,尽量实行赋税的平均,削减不合法、不合理的征收名目,苛捐杂税,以便救助凋零衰谢的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

见到陆贽的上奏,李适不置可否,没有任何反应,陆贽心里十分焦虑,不知道皇帝意见究竟如何。

4

不久,宰相陆贽再次建议,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再按钱数,去进行计算征收,力求减少中间剥削,减轻百姓负担。

为此,陆贽上奏道:

“陛下啊:

臣私下以为,大凡国家的赋税征收,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为原则;必须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

因此如今,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帛和各种谷物罢了。

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去公平,而人们物物交换缺少标准,不够便利,又制定了钱币制度。

制定钱币制度,是以便于节制物品流通中轻重缓急的机宜,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一定要以此,为依据。

因此,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能把它交给下面的人执行,以免胡作非为。

由此可见,谷物与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所制造的。

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规定道:

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

朝廷的法律法规中,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

唯独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原有的典章,大相径庭,南辕北辙,不合常理。

而两税法只通过估算百姓的资财产业,来规定征税的等级,就产生了弊病。

于是,以钱币和谷物为数额,确定了税收,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

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大有区别。

但官府只算计,如何得到税收,才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

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自己生产的物品,人们自己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

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自己所没有生产的物品;而减价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物品。

这样一加价,一减价,其间的损耗,百姓受到的盘剥,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臣希望,朝廷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来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作为征收的标准和依据。

如果物价偏低,就稍稍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稍稍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进行征收缴纳。

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

因而,朝廷官府,索取物产,应该有限度,使用物产应该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如果朝廷官府,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出现短缺。

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很多是由上天的自然因素决定的;而消费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

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是估量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所谓量入为出。如此的话,即使遇到灾害祸难,民间也不会困顿窘迫。

在政治与教化衰败以后,情形却恰好与此相反。

即是估量支出的情况,以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应该如何处理,即所谓量出为入。

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依然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有剩余。

这充分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而不在于收入的多少罢了。

因此,臣希望圣明的君王,能够节制用度,量入为出,不要过分地盘剥百姓,弄得天怨人怒,天下沸腾,酿成不可估量的灾祸发生。”

李适读了,大不满意,当面申斥陆贽道:

“先生所言,真是书生所见。

先生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油米贵啊!

如今,天下战事不断,边塞不宁,藩镇不供,朕不从百姓身上去想办法,弥补亏空,难道能向上天,去索取吗?

你不来解决问题,反而来添乱,这是宰相应该做的吗?

请问先生,你能够有什么好办法,帮助解决朝廷的困窘,让朕减少百姓的负担吗?”

李适对宰相陆贽的不满,更加强烈。

5

不久,陆贽又上书皇帝,批评朝廷对地方长官的成绩考核,只是以户口增长、税收增加、田土垦辟,作为成绩考核根据的做法,不够妥帖完备道:

“陛下啊:

臣以为,考绩奖赏,决定人们的进取之心,和人们努力的方向,不能不慎之又慎。

而官吏百姓,常常见到的情形却是,为人上司、长官的人,大多从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出发,去考虑问题,决定行动方向,很少能够设身处地地推究,他人的想法和处境。

他们也从不考虑,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人们的地位身份,相互变易以后,忠诚与宽恕,究竟是什么情形,更加不能够体察,大公无私,为国献身是何等情意了。

为了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私欲、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官员们交替着给人们一些小小的恩惠,争着运用一些自作聪明的小动作,去诱引奸民,作奸犯科,谋取利益。

他们把与相邻的州道的相互排挤与争夺,视为精明能干的体现;将招徕和聚集逃亡人口的行为,视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

由外地迁到此处的人们,既由于新近才被此地的官府收罗,而得以免征赋税;

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自己的故业,而受到官府的优待;

而那些循规蹈矩,依恋故土、安心定居、自始至终,不肯迁徙他乡的人们,役使劳役却日见繁重,税赋征收,也日益增加。

这就使定居故土的人们,经常替好吃懒做、四处游**的人们,提供赋税与徭役。

官员们这样的举措,与驱赶人们,辗转流徙,唆使人们去欺诈讹诈,又有什么区别呢!

臣以为,这都是由于地方长官,缺少广博通达的见识,各自对自己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一心谋求自己最高最大利益的缘故啊!

朝廷设置法规,治理人民,时间长了,没有不产生弊病的,必须与时俱进,加以改变。

如果掌管法规法纪的人,不懂得掌握时机,适时变革,因时求变,便会使奸巧诈伪,不断萌生。

并经常由于执法者的不听告诫,不守法纪,而滋长骄横贪暴,违法乱纪,残害百姓的行为。

臣建议,请陛下立即向有关部门发布圣旨,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最佳办法。

臣以为,如果在官吏们应管辖的地域以内,人口愈益富实繁盛,在完成规定的税收数额以后,仍有剩余,便听凭该地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依照减税数量的多少,来规定和考核,官吏成绩的等级高低。

如此,则官民喜悦,何愁帝国,不能够兴盛呢?

关于减税的数量,与应管辖税收物资通常的比率,每户纳税减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绩,定为上等;

减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绩,定为次一等;

减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绩,定为再次一等。

如果人口多有流离散失,于是在现存户口上增加税收,考查成绩居于劣等,其惩罚办法,也按照前述的原则,来进行处理。

如此,则官员们必定想方设法,使户口富实繁盛,让百姓的负担逐步减轻。

朝廷设置文武百官,创立国家,是以养民为目的的;向百姓征收赋税,索取财货,也是以供给国家为目的的。

贤明的君王,不肯为了丰厚的供给,而使所养的人民,受到太大的损害。

所以,必须首先办好人们应做的事情,而后借用人们的余力;必须首先使家家富足起来,而后征收人们剩余的资财。

如今的情形,却与之相左。

养蚕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官府就已经要求,要交纳丝织品的税收多少了;

农田的活计,还没有完全结束,官府就已经赶忙计划,确定征收谷物的田租多少了。

既然上级长官的管束督责,是严厉的,下级官吏的欺凌暴虐,也就益发紧迫了。

尚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赶忙出卖自己家里的物品,因而要损耗一半的价值;

没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只好求人借贷,因而要加倍地偿还所借的债务。

如此种种情形,就是造成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最终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

臣殷切希望,陛下能够再次详慎地制定,收税的期限,以给天下生灵,休养生息、苟延残喘的机会。

古时候,关于国家在三十年内,要有九年、六年粮食储备的说法,是将疆域以内的臣民,全部计算在内的。

而不是单单让公家的谷仓,丰足起来,而不把编入户藉的百姓,计算在内。

近来,有关部门官员上奏,请求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可以得到钱五十万贯。

按照原来的敕令要求,将征收茶税的钱,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饥荒。

现在,各地灾情不时发生,而且十分严重,请求户部,用这笔茶税钱,来购买储备粮食,以符合以前的旨意。

臣发现,如今在京城周围地区之内,每一亩稍好的田地,官府征税大约五升,但私人收地租,有的大约每亩多达一石,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之多了。

降到中等田地,所收的田租,依然有半石之多。

如此盘剥征收,赋税、田租日益沉重,谁能够忍受呢?谁愿意辛辛苦苦一年,而为人作嫁,落个百忙一场,一无所得呢?

一般说来,土地,是归君王、国家所有的;耕种,是由农夫们去完成的。

因此,从道理、情理上讲,君王和农夫这二者,应该获取最大的利益和好处。

然而,兼并土地的人,收取地租,居然能够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和利益;而付出最多艰辛的农夫,居然是所得微薄,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显而易见,这样的分配原则和现实,是极端不合理的。

臣殷切希望,朝廷能够对一切被占有的田地,预先规定限制性的条款,裁减田租的价钱,务必让贫困的农夫,得到一些好处,以激发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如果百姓一家,辛辛苦苦一年,居然是一无所获,甚至是债台高筑,谁愿意从事农耕呢?

而粮食是国之根本。没有维持国家根本的农人的操劳,一切的一切,都将无从谈起,中兴帝国,更是南柯一梦,水中捞月。

法规最可贵的地方、它的尊严,就在于能够,彻底地实行下去。需要谨慎的,就是防止深究苛察,太过苛刻。

将制度设立得宽和一些,是为了方便大众;将法令规定得严厉一些,是为了惩诫那些违法者。

略微损伤一点富裕人家的利益和收入,而稍稍照顾一下贫穷人家的利益,提高一点他们的家庭收入,是维持国家和谐,避免矛盾深化、社会动**的最佳策略。

富裕人家的略微损伤,并不致于有伤他们的富足,却能够使贫穷的人家,得到照顾,足以赈济他们的穷困。

维持了贫穷人家的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的要素,就能够让社会,良性循环,富裕人家,也会变得更加稳定、富裕了。

臣以为,这便是安定富人,体恤贫民的最美好的筹措。为君者,是千万不可舍弃的啊!”

陆贽的建议,还是同样的结果,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一点涟漪产生。

陆贽的失望和沮丧,也更加强烈。

6

大唐王朝心系天下的有识之士宰相陆贽等,都心知肚明,如今朝廷的吏治腐败,已到极点。而皇帝昏庸自私,缺乏远虑,大臣官吏鼠目寸光,只知道徇私舞弊。

贪赃枉法,贪婪掠夺,遂成为了常态,任由谁,振聋发聩地大声疾呼,也不过是于事无补,徒劳无益。

理所当然,陆贽等有识之士,利国利民的建议和措施,也就根本没有人愿意听取实行了。

而到了此时,李适对宰相陆贽的施政,越来越不满意,对他的建议和意见,也越来越不肯听从。

最终,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的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贞的谗言起了作用。

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旨,免去陆贽宰相职务,改任太子宾客,陆贽时年四十岁。

正当盛年的一代贤相陆贽,就这样被皇帝免职弃用了。陆贽担任宰相,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陆贽以后,接任宰相的大臣,再也没有实权,彻底沦为了皇帝的文书。

就连县令之类的小官,李适也要亲自下旨任命。

第二年,贞元十一年(795年)四月,陆贽又遭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贞等奸佞小人的再次陷害,被贬为了忠州别驾。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陆贽忧郁成疾,在居住了十年的贬所忠州去世,时年五十一岁。

大唐帝国这辆破旧的战车,就在颟顸昏庸、茫然无知的御者驾驶下,继续向着崩溃的边缘,飞奔而去。

就在这个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德宗皇帝)逝世,享年六十四岁。

大唐王朝,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7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当了二十六年储君的太子李诵,正式即位,是为顺宗皇帝。

其时,李诵已经患病,半身不遂。

即位以后,李诵不惧病痛,依然重用王叔文、王伾等大臣,开始进行改革,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大唐王朝。

李诵罢黜横征暴敛的小人,褒扬忠良贤能的君子,改革根深蒂固的弊端,给予穷苦百姓以实惠,试图剪除宦官独揽军权,藩镇割据的肿瘤。

大唐朝廷一时气象更新,欣欣向荣,有了中兴的景象。

李诵当政时间虽短,但建树颇多,延缓了大唐颓势,堪称一代贤君,其赫赫功勋大致如下:

其一、贬谪奸佞。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二月二十一日,残忍凶恶,横征暴敛的京兆尹李实,被顺宗皇帝下旨,贬为道州长史,长安市民欢呼雀跃;

其二、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顺宗皇帝下诏,大赦天下,免除人民的欠税及其他苛捐杂税,停止巧立名目的进贡,取消“宫市”、“五坊小儿”等前朝恶政;

其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一日,顺宗皇帝下旨,释放大批宫女(三百),歌女(六百);

其四、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五月三日,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担任右神策军统军兼京西行营节度使,剥夺宦官的军权;

其五、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六月九日,豁免百姓历年的欠税,所欠的粮食、绸缎等等,共计五十多万;

其六、追赠一代贤相陆贽、阳城等忠臣烈士。

顺宗皇帝(李诵)继位执政以后,短短的五六个月时间里,他的善政很多很多,很为后人称颂。

然而,顺宗皇帝的这些革新措施,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宦官集团,皇亲国戚,飞扬跋扈的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地方豪族大姓等权贵阶层。

李诵、王叔文、王伾的改革,很快遭到了以韦皋为首的地方藩镇势力,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以太子李纯为首的皇亲国戚的强烈反对,最终永贞改革,以失败告终。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五日,李诵病势沉重,禅位于二十八岁的太子李纯,永贞改革,宣告彻底失败。

不久,李诵驾崩。

改革派领袖王叔文,被逼自杀身亡,王伾在贬所病死,柳宗元、刘禹锡等改革人士,被贬为“八司马”。

这一年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也在自己的任所成都病死。

8

到了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这一年,距离一代贤相李泌去世,已经有接近二十年的时间了。

李泌虽然早早离世,但并没有人亡政息。他的一系列深谋远虑的决策,影响深远,造福后世。

李泌竭力保护推荐的人才,名将李晟、马燧,大臣韩滉、王纬、元友直、窦参、董晋、赵憬、阳城、张建封等人,这些人位兼将相,后来都成了德宗时期的名臣,对大唐王朝贡献颇大。

李泌生前精心设计的很多大政方针,他的继任者窦参、董晋、陆贽等宰相,依然在继续努力地贯彻实施,艰难地维持着大病缠身的大唐朝廷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