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头带领社区工作队伍整治群众的信心和行动都是铁的！
他们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带着工作队伍，还有自愿协助排摸、递送消息的居民们，弄清了十六个居民区的群租和转租情况。
很快，保障房中心的工作组进驻了阳光城。
偷偷摸摸将共有产权保障房挪了用途的业主掩饰不了也抵赖不掉。面对保障房中心开出的限期整改单，很快将群租的租客或被动或主动地请出了居民区。那些存着“暂时请出去、后面还进来”的业主没料到共有产权保障房小区整治群租可以如此地干脆利落！
那位将住宅转作工厂集中宿舍的业主，虽然曾经一口咬定了十几位住在家里的人都是老婆家乡来的亲戚，但等到派出所民警请出一位位住在里面的年轻员工，让他们当面叫出业主的名字、说出与业主的关系时，那些年轻人五花八门的叫法，让业主恨不得现场打个地洞钻进去。
“呵呵，这两个小伙子是堂兄弟，可一个说您叫王发财，是他爸的亲哥，另一个却说您叫王润发，是他远房表舅……您倒说说看，是他俩的爹娘近亲结婚，还是这两小伙子喝醉了，没醒呢？！”
“……”
“这位同志，如果您再无视共有产权保障房的售后管理规定，随意出租、转租住房，并随意改变住房用途，象现在这样纵容违法群租，那么，您的购房目的就不再匹配共有产权住房的申购条件，我们完全有权利收回您申购的房子。”
“……别这样……哎，您……可不能收房子，我好容易申请的，阳光城又这么好的条件……不就是想在住到这里以前，多挣点装修费嘛？”
可相对产权拥有权存在硬性规定的保障房小区，整治群租整治难度就要大得多了。不少动迁房主或真或假抱定了几句话——“又不是我们群租房子！”“我们也不想群租，可人家租了怎么住，是人家的事！”“我们是受害者，现在联系不上‘二房东’，你们看怎么办吧？”
阳光城里的‘二房东’们，早在联合行动队集中整治第一个动迁小区时就接到“耳报”闻风而躲了。
一小区居委会负责人金奶奶瞅着城管、民警、辅警和物业队员合力整治拆除了六户群租房，将简装板壁、床铺和乱七八糟的电线、插座等东西装了两大车带出小区，听听围观的居民们鼓的那个掌、叫的那个好，心里那叫一个舒畅——她马上要二次退休了，能在退休前，又递上入党申请，又痛痛快快整治场群租，怎么会不高兴呢？
可蒋大叔、丁娜几个小区的居委负责人眼巴巴看着那些拆出的群租垃圾，就是羡慕、嫉妒加发愁的！他们几个小区的群租户最多，可整改通知书发了三四遍，只有五六户勉强签署了同意书，其余几十户业主和二房东都“杰瑞老鼠”整“汤姆猫”，引得他们忙得团团转，一个劲出招却见不到效果，还招来各方面的戏弄、误会和嘲笑！
“书记，您看，要不要象小明之前提过的，请律师出面从法治角度开展协调？”钱笑妹心疼居委负责人的“急难愁”，想到老公前几天也请了律师帮部队协调事情，很赞成明疆玉的提议。
可没等老何头想好如何引入律师团队，倒有群租客聘请的律师先跑到居委会敲桌子，质问和责难社区工作队伍。
“在社区整治这户群租房之前，我们需要你们先为这两位租客提供一份法律证明。”
和那位西装革履、走进居委大门就亮出律师证件的中年人不同，他身后跟着的两位年轻人身形瘦弱、拘于言行，深深低着的脸面甚至看不清眉目。
中年律师用不承载任何个人情绪的态度，严谨而细致地表达了他要接洽的事物——那两位年轻人为非正式企业的小老板打工。近十个员工曾都租住在四小区某户群租房里，顺带为小老板进行钣金加工。去年冬天，他们因为集中使用小老板提供的劣质取暖器，不慎遭受溅烫伤，已丧失部分劳动力，预备索赔后返回家乡。可小老板不但拒绝赔偿，而且宣称两位年轻人从没有在群租房租住过，甚至反咬两位年轻人讹诈。所以工友们悄悄凑钱为两个年轻人聘请了律师，想通过法律途径取证他们曾经居住在那被悄悄改装的群租房里。
细看两个头上、手上还有多处伤痕的年轻人，居委工作队伍挺为他俩着急。可着急归着急，却并不能感情用事随便出具证明材料——因为那户群租房的业主和二房东从来没有进行过入住人员的信息登记。三年多来，居委走访二十余次，毫无例外地敲门无人应。两位年轻人和同事们估计也是早出晚归，连楼组长都没有看见他们进出过，所以很难证明他们就是小区的租房者。
“那么，我要求立刻调取小区物业监控录像，或者由你们请来周边邻居进行人面指认。如果监控录像里或邻居中有人能认出这两位年轻人，你们就应该为他们提供证明材料。”
“律师同志，您这推理，可有点太刻板了！ ”正巧来四小区商量群众联谊活动的贺英英和张佳霞，听了律师这话很想称他一声“大哥”！
要是仅从小区监控录像看见某个人进出，或问到街坊邻里见过某个人的脸，就能证明他们在一个时段居住在小区，那么，是不是小偷每天早晚到监控录像前报个道，或在居民面前露个脸，就能证明他们就是小区好居民，就深夜未出了？
“对不起，这个证明我们不能随便开。”
“你们居委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居民区自治组织，开的材料、盖的章，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呵呵，律师同志，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咱居委会的公章是没份量，可随便盖下去，也可能引起大问题！”
听着律师的说辞，在居委做着公益清洁的志愿者奚爷爷不干了。
“那好，如果你们不愿意开具相关材料，我只能向居委会的上级主管单位，甚至区、市社建部门投诉，反映你们工作失职，连居民信息都统计不清楚！”
推开居委主任丁娜再次热情递过的茶杯，那律师先生用食指中指轻轻且高傲地敲击桌面，动作如此优雅又从容，却让丁娜和同事们的心里都愁慌慌的！
老何头和乔玲玲先后听了丁娜的反映和求助，先后也皱了半天的眉头。
那位律师的推理和要求，看似合情又合理，可在社区具体管理过程中，业主与租客们各种各样的暗箱操作，悄悄进行的群租、转租、转变住房的使用性质……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远远超越了没有硬性执法权的居委队伍所能控制的范围。
群租难整治、居民信息难统计、律师要的证明材料难开具、上级部门追究投诉时难以进行的解释……这一环环套得，赛过古代益智游戏九连环，社区工作队伍到底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