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的那个下午，教育局局长带着三个人来到了冯冠生的办公室，局长为冯冠生做了介绍：那三位同志是“组织”上的人，要冯冠生过去配合调查一些事情，“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冯冠生很兴奋，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也许是组织上有了师兄林仲伦的消息！若不然，组织上也不会如此神秘地找自己。果然，吉普车将他们带到了市区内一座幽深的小院落，这让冯冠生对自己的猜测更加深信不疑。
可是，当走进了一间阴暗的小屋，面对一盏刺眼的台灯时，冯冠生感觉事情不妙了。可是他转念一想，自己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好像没必要太过紧张，这样一想，他还真的就坦然了下来，可周围压抑的气氛还是让他不由地心生忐忑。
有两个人走进了房间，坐到了冯冠生的对面，可那盏台灯刺眼的光线让冯冠生根本看不清黑暗中两人的样貌，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你就是冯冠生？”
冯冠生点了点头，他知道，“询问”开始了。
那个声音依旧冰冷，但是音调却提高了不少：“请正面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冯冠生回答道：“是，我是冯冠生。”
“东安城新中国成立前，你在国民党的东安省政府工作！”明明是一句问话，可那人却用了一种肯定的语气。
“是。”冯冠生做了回答。
“当时你的职务是什么？”那人又问。
冯冠生如实回答：“秘书，省政府机要处的秘书。”
“我看过你的资料！”那个声音继续说道：“你在材料里说，当时你在为我们党做地下工作，负责收集和整理省政府的情报。”
“是这样的！”冯冠生用了毋庸置疑的口吻。
“可是……当时你并不是党员。”话音里似乎带着些讥讽的味道。
冯冠生有些急了，他义正词严地说道：“可那时候我已经在为‘党’工作了！”
讥讽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浓了：“说清楚，你在为哪个‘党’工作？”
冯冠生一时语塞了：哪个“党”？还能是哪个“党”？
那人又问话了：“你是在为‘林仲伦’工作吧？”语气里满是轻蔑。
“是！”冯冠生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并心头一喜：终于有师兄的消息了。
接下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传到了冯冠生的耳朵里：“林仲伦当时在‘军统’，具体负责什么工作？”
“军统？”冯冠生猛地怔住了，他惊慌地解释道：“我师兄他不是军统特务，他是我们的地下党！这一点我可以证明，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和党性保证，师兄他是咱们的地下党员，他不是军统的人！”
那个人笑着，戏谑道：“你能证明？那……谁来证明你？”
冯冠生的身体松懈了下来，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这是一个很“罗圈”的问题，师兄能证明自己的身份，自己想证明师兄的清白，可谁来证明他俩呢？他想起就在不久前，他还在那张表格“证明人”的一栏里写着师兄的名字。
另一个声音问道：“你刚才叫林仲伦‘师兄’？他是你的什么‘师兄’？”
冯冠生很无奈地解释：“他的父亲林老先生，是我大学的老师，所以我就称呼他为‘师兄’。”
“哦，是这样。”那个声音冷笑着问道：“不过……你不觉得自己的解释太牵强了吗？”
另一个声音似乎已经下了结论：“你在为林仲伦工作，又称呼他‘师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也是军统的特务！”
冯冠生几乎要崩溃了：“我说了师兄他不是军统特务！我也不是！就算当时他在国民党的省政府工作，他的公开身份也只不过就是‘省政府机要处的秘书’！”
那人的声音变得尖利了起来：“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话音刚落，那人起身走了过来，并将一张照片丢到了冯冠生面前的桌子上。
冯冠生拿起照片一看……天啊，竟然是师兄的照片，照片里的师兄英姿勃发，可他的身上……竟然是一套国民党的美式军服？
“嘭！”……那人狠狠拍击了一下桌面，吓了冯冠生一个激灵。那人一声暴喝：“冯冠生！你还要顽抗到什么时候？”
冯冠生绝望地闭上了眼，审讯的人接着喊道：“我们已经查明！林仲伦，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保密分局高级特务、上校军衔！冯冠生，保密局是什么单位你不会不清楚吧？那可是军统局的核心部门！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你是要顽抗到底吗？”
怎么可能？师兄怎么可能是军统的特务？可那照片上他真的是上校军衔！要知道，军统局在国民党内部一手遮天，手握生杀大权，但是他们的军衔却普遍很低，就连号称“东方间谍教父”的、赫赫有名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只不过是少将军衔而已。而师兄竟然是上校？这怎么可能？可那照片上又分明是师兄！
接下来的问题开始变得尖锐，却又是那样可笑、荒唐……
“你在军统的身份是什么？担任什么职务？负责什么工作？什么军衔？”“你潜伏下来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接头人是谁？”“电台在哪里？你如何与境外的特务组织取得联系？”……
当那个人问到“方秀兰是你的下级还是上司”的时候，冯冠生真的慌了，他不明白，自己和妻子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为党的工作兢兢业业，为什么竟会遭受如此的猜忌和审讯？而且，一切又都是那样无从争辩。
冯冠生预感到：厄运降临了！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只要秀兰不要被卷入这浑水，其他的，就让他一个人来承受吧。
两个“组织”上的人离开了，小屋子里一片黑暗。冯冠生不知道此刻外面是否还是白天，他只在心里惦念着妻子，想到妻子也许会遭受同样的委屈和不白之冤，他的心隐隐作痛。但在沉痛之余，他也坚定了一个信念：共产党是不会委屈好人的，真相也不容许扭曲，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之后连续几天，没日没夜地审讯，审讯的内容还是那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由于冯冠生根本无从回答，彼时的他除了“潜藏敌特”，还被扣上了一顶“顽固分子”的帽子。
冯冠生想不明白，眼前的这些人本应该是自己的同志、自己亲密的战友，可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冯冠生交代了他所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前东安城所有的事情：杜鹃、牡丹、海棠、大陈，还有贾作奎……可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令他绝望的，直到此时他才发现：他之前所经历过的一切，竟都是无法考证的！
正如冯冠生预料的那样，方秀兰也被“停职接受调查”了。
方秀兰当然不能接受“组织”上的那些说法，对于林仲伦和冯冠生的那些历史，她是最清楚不过的：他们是真正的党员、最优秀的党员，在新中国诞生的征途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功臣！她甚至对“组织”上的人说：“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担保！”可她面临着一个和冯冠生同样的问题：谁又能为她“担保”呢？
日子，在暗无天日的审讯中一天天度过，什么时候结束？黎明在哪里？方秀兰不知道，也没有人来告诉她。
终于有一天，几个“干部”将方秀兰带出了那座小庭院，方秀兰在看见阳光的同时，也看到了她的爱人：冯冠生。此时他们才知道，彼此魂牵梦萦的两个人，竟然就被关押在距离很近的两间小屋子里。
见面是欣喜的，也是心酸的，他们发现彼此都憔悴了太多太多。尽管如此，冯冠生依旧挤出了一个笑容，他朝方秀兰亮出了自己握紧的拳头，那是他们的暗语：加油！
两个人被分别带上了两辆吉普车，车子疾驰着离开了庭院，也离开了青阳城。
要去哪里？去那里干什么？方秀兰没有问，她知道，即使她问了也不会有人回答，看押她的两个女干部一直阴沉着脸，满脸的铁面无私。让方秀兰欣慰的是：押送冯冠生的那辆吉普车一直就在前面。是啊，去哪儿都可以，只要能和冠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