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我給一九九八年打個比方，我會說它是一鍋粥，紛雜的國內外大事和黃家裏程碑式的家事相約在一九九八年發生了。
當大街小巷播放著法蘭西世界杯**昂揚的主題曲時，中華大地正波濤洶湧，哀鴻遍野，雄壯的歌聲飄揚在抗洪救災的現場，並不顯得突兀，反倒激發了抗洪軍民的鬥誌和團結精神。街麵上積了小腿深的水，運沙袋的卡車日夜不停，電視上每天都在播報全國各地的險情。我恐慌起來，黃莊的木筏在洪流中不過是一芥之舟，大姑的二層小樓即使不賣也難以巋然不動，迫切尋求避難所的欲望讓我首先想到應該去二姑夫家，這點林耀東也讚同，他說縣城肯定比鄉下安全，縣城繁華，洪水來了也是先救縣城。但孫立發家的變故讓我們取消了這次投靠計劃。
黃學玲嫁給孫立發後入了國營造紙廠，優裕的生活讓她的體型迅速向孫立發靠攏。
一年後，他們的兒子孫國梁出生了，孫國梁長到三歲，肥胖程度已經超過了孫立發。黃學玲看著兒子餓得嗷嗷叫，在地上打滾，一次次放棄了對他的節食計劃。她總是自我安慰，兒子長大了自己就注意形象了，再說胖子有什麽關係呢，他們家裏條件這麽好，還愁他娶不到老婆？
曆史的車輪駛到一九九八年，時代的洪流給不懂得居安思危的孫立發夫妻來了個改天換地。盡管孫立發一兩年前就聽到供銷社麵臨倒閉的風聲，但他始終不相信國家管著的人會被視為芻狗，等到社長宣布供銷社倒閉的不幸消息時，孫立發仍在幻想他會被調到另一個國營單位。清點資產時，孫立發負責櫃台的賬目出現了虧空，一臉無辜的孫立發一再強調他毫不知情，但他肥頭大耳的形象很難給人以正人君子的說服力。
另一邊黃學玲上班的造紙廠一夜之間由“公”變“私”，掌握生殺大權的董事長毫不留情地裁汰冗員，廠門外的哭訴和示威都不能動搖董事長的鐵石心腸。黃學玲撐著雨傘，躲在簇擁的人群後，不敢去看公示欄裏的裁員名單。走出人群的工友有的謝天謝地，有的痛哭流涕，他們聲嘶力竭的哭聲在瓢潑大雨中如喪鍾而鳴。黃學玲看著人群變稀，仍然沒有勇氣上前一探究竟，這時候孫立發騎著摩托車過來了，他從造紙廠的舊友那打聽到妻子也被卷進了殘酷的失業潮。孫立發向來平和的麵目變得扭曲**，他箍緊風雨中瑟瑟發抖的黃學玲，悲壯地說：“國家不管我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