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舉才能目張。創建新型教育體係的“綱”是什麽？就是京師大學堂。
甲午戰敗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盡快創辦京師大學堂，已成為朝野共同的心願。1896年前後，呼聲達到了**。
外交家姚文棟（1853—1929，上海人）在《京師學堂條議》中說：東洋、西洋各國的首都都建有大學，為人材總匯之所，……專門設置學務大臣，以管理全國的教育，所以他們才人材奮起，國勢日強。⒀翰林編修、強學會骨幹熊亦奇上了一道《京師創立大學堂條議》：學校，是天下之公器；今日世界，西方人先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其國勢強盛，其民智洞開，其國內政治與教育分別治理。以前官書局計劃創建一所新學館，開風氣育人才，不過粗引其端。現在建議，國家在首都設立學部，稱之為京師大學堂；聘請中西通儒，譯編課本。自小學開蒙依次分門教育，堅持百年，才俊必將大興，風氣必將不變。⒁美國著名傳教士狄考文（1836—1908）、李佳白（1857—1927）也坦言相告：今天的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國大而弱，民貧而愚，人口眾多卻沒有可用之才；大學堂裏，備有各等學問，所以培養訓練出來的人都是全才。⒂
在眾多的建言中，作用最大的要數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33—1907，貴州貴陽人）所上的《奏請推廣學校折》。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在《奏請推廣學校折》中指出：“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府州縣學，選民間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學，其諸生以上欲學者聽之。……京師大學，選舉貢監年三十以下者入學，其京官願學者聽之。”並提出設藏書樓、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等具體建議。光緒皇帝閱後，立下諭令，讓總署“議奏”。同一日，總署就回奏道：該侍郎所請求在京師建設大學堂，是擴充官書局的一項內容，應請皇上降旨，讓管理書局大臣孫家鼐察度情形，妥善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