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是一個國學造詣精深、而又能夠與時俱進的開明皇帝。他對中西教育的本質區別有足夠清醒的認識：“西人皆日為有用之學，我民獨日為無用之學。”甲午戰敗後，又接連發生德、俄先後強占我國膠州、旅大等事件，光緒“怒甚”，更加意識到，原來終日攻讀的曆代經典“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遂決變政。”⒅因此，當禦史王鵬運於1898年2月15日奏請開辦京師大學堂時，光緒帝立即諭令總理衙門：“京師大學堂，迭經臣工奏請，準其建立，現在亟須開辦。其詳細章程，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王大臣妥議具奏。”可是，剛毅、榮祿等把持的總署，卻以“事屬創造，籌劃匪易”為借口，久拖不辦。
1898年6月11日，經慈禧太後批準，擁有“事權”光緒皇帝毅然頒布《明定國是詔》，決定進行維新變法，以求自強：
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誌，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軍機大臣、 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準入學肄業，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
在《明定國是詔》中，光緒皇帝明確提出創建京師大學堂，並用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詳加論述，具體部署。實際上是把建立一所新型、綜合性大學擺在了“天字第一號”工程的高度，意義不同凡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