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事變後，慈禧“罷新法，悉複舊製”，在“北京塵天糞地之中，所留一線光明，獨有大學堂一舉而已”。12月31日，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仕學生、中學生、小學生加在一起才有160名，後來陸續招生，到了1899年5月，學生已有218人。許德珩在《北京大學校史·序》中指出：“京師大學堂本身就是戊戌變法運動的產物，是維新派克服了頑固守舊勢力的重重阻撓和反對才創立起來的。”⒆京師大學堂的幸存、發展，是戊戌變法的一大重要成果。既然初級目標已經實現，怎能一口認定戊戌變法就失敗了呢？我認為，戊戌變法隻是夭折而已，應該用“夭折說”取代“失敗說”。
也許有人會提出質疑：夭折不也是一種失敗嗎？的確，總體來說，夭折也是一種失敗，但是，它與一般意義上的失敗在程度上有大小、輕重之別。就像古人對疾病一詞所作的解釋那樣，“疾”也是一種病，可是，“疾”是小恙，而“病”才是比較嚴重的病痛。同樣，在史學研究中，“誌”與“傳”、“年譜”與“年表”、“正史”與“野史”等，都有著本質區別；在文學史上，唐詩、宋詞、元曲代表著不同時代文學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但從本質上來看，都屬於詩歌體裁。為什麽要分別以唐詩、宋詞、元曲加以命名呢？道理很簡單，三者在寫作要求上具有不同特點。這並非咬文嚼字，不同的命名，說明了認識的深化和清晰。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理不真。那種葫蘆絞茄子、大而化之、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研究，隻能說明研究者的理論膚淺和思維混亂。
正因為戊戌變法隻是夭折，所以，京師大學堂創建成功之後，她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所占的地位更加特殊，其曆史意義遠遠超過一所大學的應有分量。
其一，作為管學大臣，孫家鼐不僅是京師大學堂第一任校長，而且還是統管全國新式學堂的第一任教育部長。“是時管學大臣之權限，不專管理京師大學堂，並節製各省所設之學堂。實以大學校長兼全國教育部長之職權。”⒇“維新變法運動遺留下來的京師大學堂具有重要意義，它表明維新教育改革在一定範圍內取得了進展，同時標誌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進入了創立階段，設置專職教育行政官吏也從此開始。”（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