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如刀，它能夠一層層剮去作偽者臉上的油彩，戳穿其精心編造的謊言，還曆史以本來麵目。
對於康有為為人奸詐的性格，前輩人早有過多次揭露。喬大壯（1892－1948，四川華陽人）是魯迅欣賞的書法家，在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教育部辦公室內，他曾與魯迅對桌辦公達4年之久。生前，他講過這樣一件奇聞：
鄭文焯（1856－1918，遼寧鐵嶺人），“清季詞學四大家”之一。1918年在蘇州逝世。康有為得知鄭家珍藏著許多宋版書，十分眼熱。一天，他乘鄭公子不在家之機，打著悼念老友的旗號，到鄭家吊孝。一番哭鼻子抹淚以後，他才對鄭文焯遺孀說：“文焯先生生前答應要送給幾部書，現在他走了，我今天特地來取，好拿回去做終生紀念。”看到大名士康有為這麽重情講義，鄭太太沒有多想，就打開書櫥，讓他自取。康有為一點也不客氣，連忙挑了幾部，便匆匆離去。不久，鄭公子回來，聞訊後，連呼上當。他立即找到康有為，希望討還珍貴的宋版書。但康有為卻是個明白人，沒等鄭公子開口要書，就一把拉住他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講述自己與鄭先生的友誼，還好吃好喝地款待鄭公子，弄得鄭公子根本不好意思啟齒要書，最後，隻得空手回家。康有為的表演功夫，可見一斑。
而在戊戌變法研究中，對康有為等人沽名釣譽、偽造曆史的真麵目的深入揭露，卻是近些年的事。比如，薑鳴在《天公不語對枯棋》一書中考證，《馬關條約》簽訂前後，各地舉人（即公車）上書31件，簽名者多達1555人次；京官領銜上書7件，簽名公車135人次；梁啟超領銜上書不過一件，簽名公車80人。而且，前麵38件上書均送達禦前，惟獨梁啟超的上書沒有送達，其原因是，康記“公車上書”壓根就沒有遞交都察院。兩個月後，康有為的《公車上書記》卻大張旗鼓地在上海自行出版，並未送達的康記“公車上書”儼然成為康黨推動維新變法的一大功勳。後來，康有為還在《汗漫舫詩集》中煞有其事地宣稱：“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稿，為人傳抄，刻遍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薑鳴不禁驚歎道：“‘公車上書’是康有為對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騙。”“奇怪的是，證明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事件的記載中弄虛作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幾乎所有的教科書、通史類著作、辭書，以及絕大多數研究專著論文，卻都陳陳相因，重複著錯誤的說法，並加以大量定性的評論。許多現代知識分子將‘公車上書’看成是近代知識分子覺醒的嚆失，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們沒有去細讀曆史史料。”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