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1980年8月25日，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向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追究海洋石油勘探局黨委書記、局長馬驥祥、副局長王兆諸、副總調度長張德經、濱海282號船長藺永誌四名被告的刑事責任。
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指定天津市第一法律顧問處的律師董師凱、常維仕、郝純源、徐承彬，分別為四名被告的辯護人。
作為第一被告馬驥祥的辯護人，曾任天津律師協會副會長的董師凱律師在《渤海二號案件庭審紀實》一文中，對一審庭審經過做了詳細記錄。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中的主要指控的事實為：馬驥祥應負法律責任的主要依據是：1、沒有采納渤海二號鑽井隊長劉學的合理建議。2、對拖航會議的錯誤決定，在11月23日和24日的兩次局領導碰頭會上未予糾正。
被告王兆諸應負法律責任的主要依據是：除上述兩點外，還有：1、身為主管副局長對沒有排壓載水，違章拖航未予製止；2、天津、河北、山東三台大風警報發布後，未采取停止拖航的措施。
被告張德經應負法律責任的主要依據是：身為調度長，對技術問題未采取措施：1、不排壓載水而決定拖航；2、未采納劉學的合理化建議；3、麵對大風警報，總調度應停止當日拖航；4、召集拖航會議，作出錯誤決定。
被告藺永誌應負法律責任的主要依據是：身為船長，在渤海二號遇險時，未發國際呼救信號，搶救不力。
30多年前，我國的律師製度剛剛恢複不久，本案的開庭時間安排的又非常緊迫，承辦這樣重大而帶有技術性的全國大案，董師凱等四名出庭律師感到肩上的擔子格外沉重。當時，社會輿論對被告十分不利，大有“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之勢。當辯護律師出庭為被告辯護的消息傳出以後，有的市民找到法律顧問處提出抗議：他們這些被告對人民、對國家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你們為什麽還要為他們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