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過人生的某個階段之後，對於聚散這回事，我似乎沒有從前那麽執著了。與任何人分開都不再像年輕時那樣，痛苦得那麽劇烈。
除了她。
不管是我每次離開湖南，還是她來北京看我，到了分別的時候，在高鐵站和機場的安檢口，我總是戴著很大的墨鏡，也不多說話，很雲淡風輕的樣子。其實心裏洶湧著悲傷，要用很大的力氣才能克製住。
“我就從來沒哭過，”她斬釘截鐵的說：“你從家裏走，我覺得你是去外麵闖世界了，應該為你高興。我從你那裏走，看到你把自己的生活照顧得很好，朋友又多，我很放心，也沒什麽好哭的。”
她用具有某種迷信色彩的語氣強調：“而且啊，我哭會對你不好，會影響你的運氣呀。”
即便上了年紀，她仍然有種天真，這天真有時讓人感覺愚蠢，卻又不忍指責。
她可能是忘了，她也不是從一開始就這麽淡定的。
那是2009年的夏天。
我離開校園，初入社會，硬著頭皮學習獨立生活，沒有人可以求助，也沒想過要去求助。
那種負氣是怎麽回事？我很多年裏都沒想明白。
跟別人合租卷煙廠旁邊的老式居民樓，空氣裏彌漫著濃重的煙草氣味，每一天。
她來長沙看我，
她自己是極其能吃苦的一個人，可是看到我的居住環境，也忍不住直搖頭。
為什麽不租個好一點的房子呢？她一邊打掃衛生一邊問我，掃把伸進床底下，傳來玻璃碰玻璃的清脆聲音嚇了她一跳，怎麽會有這麽多空酒瓶子？
“因為房租便宜啊。”我根本一點都不覺得委屈：能做飯，能洗澡，關上臥室門就能安安靜靜寫小說，下樓就是公交車站，交通也便利。
那時候，對於生活，我沒有更多的需求。
起先是她一直用粗糲的方式養大我，到頭來又是她覺得我太虧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