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观棋的听觉也不能算是特异功能，其实真论起来，多少是有点毛病。有钱以后他自己也曾寻访名医检查，但对各大实验室又心有余悸，只得出了一个大概的结论。就是他的耳朵有返祖现象，也就是说他能听到的频率赫兹要比普通人宽数倍。
这只能解释他能听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但传播与强度决定着能听多远。经过研究发现，他的整个脑结构和松果体与常人有些不一样，所以他就像一个生物雷达，不光可以听得远，还能对生物和物体进行声波扫描，准确的说他并不是用耳朵在听。这也就是为什么，李观棋行动无阻像个正常人。但这种病变，也阻碍了他的视觉，他失明也是因此。
他说的没错，我们无法想象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因为他的整个童年就像疯子一样度过。他能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千百种声音同时钻入他的脑子，无法阻挡混杂不堪，让他深受折磨痛苦万分，他从记事起就被人抛弃，最后流落到了这个村子，吃百家饭终于长成少年。
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知道每个人的心跳声，即便有外来的新声音传来，他也能慢慢适应，一个小村落给了他相对安静的港湾。
可他总要生活，需要挣钱养活自己，家家条件都不好，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实在没能力再养活李观棋。
当时作为一个瞎子，通常只有两条路可以选，算命和要饭，说什么盲人按摩，那都是后话了，相比之下能算命都是大造化，若是通过卖惨来要饭，不定哪天就成了路倒。可算命不光要有师父带，还得有适合的时代，显然李观棋没赶上。
于是他被人带去了相邻的省份，在一个沿海地区做手工。熟能生巧的工作不太需要视力，也可以能养活他自己的，他便有了第一份工作编织渔网。后来一次玩乐时，李观棋说自己能听到螃蟹和鱼的声音，按他说下网捞海货那是一捞一个准。
有人开始尝试带着李观棋出海，但他却在大海上疯了。
“我当时每天都要堵住耳朵，可在那里我能听到千万种声音，不休不止不断涌入我的脑子，我第一天就崩溃了，也好在我崩溃了，否则我可能活不到今天。”李观棋说着，不断按动林驷给他的机器，把干扰调到最大，然后一脸安详地睡去。这几天他一有机会就睡觉，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睡的最安静的几天。
疯掉的李观棋被辗转交易，靠着本能他依然能够听到能够趋利避害，于是有走私者盯上了他，给他治疗靠他做事，用这双耳朵躲避检查，甚至预判海洋风险。几年后李观棋通过针灸和服用药物，加上物理阻隔，总算是能够恢复理智了。他又做了两年水手，却在一场更大利益的火拼中失去了靠山。
正巧南方飞速发展，李观棋趁势跑去当了一名算命先生。他没学过，全靠着聪明和耳朵一路坑蒙拐骗，也出过糗露过馅，但终是被他不断化解。他装神弄鬼，养鸟养猴子，还恶补各种算命需要的理论知识。高速发展的经济给了他生长的沃土，口口相传中他变成了久负盛名，被不少人敬若神明，甚至招来了寻找真神的阿拉萨。
海螺号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精彩，而我与他们比起来，平凡的就像一杯没有任何滋味的蒸馏水。
经过几番周折，我们辗转去了上海，林氏船务公司是一家跨国船务公司，旗下有不少业务和注资公司，在麦国也有几家。总之签证办的很顺利，我们乘飞机又一次的踏上了麦国的领土。
我们有点像旅行团，偕老带幼的一帮人，除了我们几个，还有国内知名大学的教授，有科研部门的专家，还有他们带的学生，加上李观棋那简直就是老弱残组合。我们在国内乘坐一架飞机，于洛杉矶落地，暂停脚步，都住在一所公寓酒店里，条件还可以。
“蒋老师。”团体中有个叫宋瑞瑞的女生很兴奋的跟我打着招呼。
我到现在也没闹明白他们是干啥的，李观棋很茫然，彼得也不知道，落地后林驷直接消失不见了，反倒是我们仨成了跟着大部队行动的无头苍蝇。
“你好。”我在机场帮着没出过国的宋瑞瑞找了点免费的宣传册，并成功的和他们的团队认识了。宋瑞瑞比我小四岁，和她的三名同学跟着一个张老师，据说是个中科院的生物学家，而她的同学比我都大，看来她还是个天才少女。
“蒋老师您住在哪一层啊？”宋瑞瑞问道。
“四楼，你们呢？”
“五楼。”宋瑞瑞说道：“对了，蒋老师，一般这种客房服务员给多少小费合适啊？”
我笑了，这个咱熟啊，咱勤工俭学的时候啥工作没干过。其实我们住的这个公寓酒店比经济型的高一点，算是中档末端的那种，一晚上房费30多。司机和服务员给个一两刀就不少了，给个五块能把你捧上天，不给也无所谓，就是多受点白眼呗，反正他们有固定工资。
吃饭的时候还是要给小费的，因为他们饭店服务员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小费组成的，一般是饭钱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
我给宋瑞瑞说了说，她瞬间满脸的崇拜：“蒋老师您懂得真多。”
“只要在麦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些都知道的。”我说道。
麦国虽然经济发达，但没什么高端的，其实这里的人很傻，很自大，也很闭塞，他们对我们的看法，还停留在一百年前，尤其是从外面来的华人，他们只觉得我们是从古代直接进入了现代社会。
比如这个老黑服务员，就很热情的给我们解释着电梯怎么用，进了房间后还说明房间内的各种电器，冰箱电炉淋浴和电视，仿佛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实话，这个老黑算是有礼貌的，话语中也没有歧视，他就是觉得我们不知道，他还问：“你们平时用什么储藏食物呢？”
我对他简单说了我们同样有这些电器，然后在他眼巴巴的盯着我钱包中，拿出了几张零钱给他。其实我们真的有吗？我不知道，反正我有很多来自地级市和农村的同学家里是没有的，我现在这么回答也不过是死要面子的答案。
我们还是穷，要赶超的有许多，而我们可以不在乎别人如何看，他们的印象如何，但这些印象总会如癞蛤蟆般膈应人，让我们不胜其扰，甚至影响到我们或者影响整个事情的公平。
这一刻，我想起了林驷说的“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挺起腰杆，无论国籍是什么”的真正意义，船长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又高大了不少。
我拨通了老贝的电话，我在国内打了三四个电话打不通，只能拍了电报让他帮忙找一下王静。他早知道我们来麦国了，正准备过来，大约晚上到，他说她得到了王静的消息，人还活着，但的确牵扯进了一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