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玲一案的案发一个多月后。
老队长向分管副局长进行了汇报和申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寻人”以求获得新线索。
随后，老队长也联系了市局更为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三名受害者容貌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并更改了发型和衣着，制作了画像，并将画像和相关形象描述通过电视台、报纸以“寻人启事”的方式进行了播放和刊登。
在“寻人启事”发布之初，确实收到了一些热心人提供的线索，在针对这些线索进行核实之后，又逐一排除了。
这些女性要么外形与画像有些相似，要么衣着与画像有些相似，没有一个人在外形和衣着上全部符合条件。
我一面经历着希望，一面又被失望冲击。
直至再也没有电话打进值班室。
我和邱楚义坐在那里，守着冷清的电话，失落地看向彼此。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关于老队长的议论，有些同事也在背后对老队长指指点点。
这让我感觉挫败又烦躁。
就在此时，老队长却叫我和邱楚义去了他家吃饭，温馨的气氛和师母的拿手好菜让我的糟糕情绪缓解了不少。
席间，我向老队长表示了歉意。
老队长笑了笑：“你又没有做错，为什么要道歉呢！”
我无奈地说：“就是因为您听了我的建议，才会找到副局长，然后这么大张旗鼓地继续寻找，现在没有达到预期，找到线索，还让您被人指指点点，随便议论。”
老队长一边让我吃菜，一边淡然地说：“嘴巴长在别人的脸上，咱们也控制不了。”
我点了点头。
老队长又说：“再说了，我是你们的师父，师父还能是白叫的吗，放心吧，只要有师父在，你们只管安心破案，你们的师父就是刚头铁脑，这么一点闲言碎语根本伤不到我的。”
听到这里，我既愧疚又暖心。
这时候，老队长招呼师母：“老赵？”
人在厨房的师母应了声。
老队长催促道：“快点，给大通换一碗米饭，他碗里的米饭凉了。”
很多年后，在老队长离开一线，离开刑警队，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我蓦然发现，那时候的我们不管飞得多高多远，老队长总是在我和邱楚义的身后默默注视和守护。
他站在我们的身后，也站在我们的心里。
言归正传。
虽然我也提出了通过反向寻找凶手投射之人的方式来推动案件侦破，但是进展甚微。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案件也一点一点沉没，但是它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却丝毫没有减退，尤其是郁南县的女性，更是活在深邃的恐惧之中。
没人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个受害者，更没人知道谁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这种忐忑的日子过了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里，我又多次去过张彦君和翟玉玲被抛尸的沟渠和塘坡。
虽然明明知道不会起任何作用，但我还是这么做了。
我感觉，我这么坚持着，也算是对于受害者的另一种呼应。
一种这个世界对于那个世界的呼应，哪怕只是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回声。
直至那个普通的下午，一通电话打进了值班室。
当时，我正坐在那里前仰后合，邱楚义则趴在那里午休，呼噜与涎液齐飞。
我揉了揉眼睛，不情愿地接起了电话。
对方是一个男生，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他问我是不是王强警官，我说我不是，他又问王强警官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出现场了，可能会很晚。
他似乎有话要说，又似乎要挂断电话。
我立刻跟了一句：“我是王强警官的徒弟，如果你有事情，我可以代你转达。”
他想了想，说：“哦，我在之前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就是寻找三个女人，还说和连环杀人案有关系。”
我一惊，猛然站起身：“哦，没错，你有线索？”
他仍旧有些犹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线索，我和我同学说过，他说是我想太多了，还说如果打电话，你们也不会理会的，但是，我还是想要告诉你们。”
我追问道：“你认识她们，还是认识她们中的一个？”
他的回答让我充满了困惑：“我不认识她们，但是我感觉自己见过她们。”
我反问：“你感觉见过她们，你感觉在哪里见过？”
他的回答认真又心虚：“哦，书上。”
这个回答真是可笑又无聊：“书上？”
他解释道：“哦，就是《诗歌园地》。”
我继续问道：“诗歌……园地？”
他确认道：“没错，《诗歌园地》，一本杂志。”
虽然他的回答让我充满困惑，但我还是耐心地询问道：“好，你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会说在这个诗歌，诗歌园地那里看到她们吗？”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忽然就坚定了很多：“在今年的《诗歌园地》第五期上面有一首叫做《大雨之夜的米迪》的诗歌，里面那个叫做米迪的女人和你们在寻人启事上说的一个人很像，尤其是穿的衣服，简直一模一样。”
他的解释让我突然有了听下去的冲动，我确认道：“你说诗歌里面的人物和寻人启事上的人好像一个人？”
他连连应声：“后来，我又在今年的《诗歌园地》第十期看到了另一首诗歌，诗歌叫做《辛迪的眼睛里有一片夕阳》，里面那个叫做辛迪的女人和你们在寻人启事上的一个人也很像，尤其是外貌和衣服，可以说是非常像。当时，我和同学说过，同学说我想多了，我感觉这事也有点巧合，想了想，还是给你们打电话了。”
这个信息确实让人意外，他竟然说诗歌里面的人物和寻人启事上的画像高度符合。
凶手是按照诗歌里面的人物进行投射，继而杀人？
联想像是丰盈的水草，瞬间充满了我的大脑。
我追问道：“哦，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我想要和你见个面。”
他答道：“我叫魏家旭，现在就住在学校，新立高中高二三班。”
后来，我在回忆这个场景的时候，仍旧会为魏家旭的这个回答记忆犹新。
没错，那个打进电话的男生就是时年十七岁的魏家旭，当时，他用学校的公用电话拨出了这一通关键的电话。
当天下午，我和邱楚义就在新立高中高二年级的年级主任办公室见到了魏家旭。
那时候的魏家旭高高瘦瘦的，穿着一身蓝色校服，脸上还挂着青春痘。
见到我们的时候，他显得有些拘谨。
在班主任和年级主任的陪同下，我和邱楚义对魏家旭进行了询问。
魏家旭表示，他一直比较喜欢文学，业余时间也喜欢写些东西，尤其是诗歌。
他也订购了有关诗歌的刊物，比如《新诗歌》《诗月刊》和《诗歌园地》等等。
别的同学都是看金庸看古龙或者看琼瑶看席绢，他却特立独行，只要有时间，就抱着这几本杂志反复看，大家都称呼他为“诗人”。
至于魏家旭在电话里提到的两本《诗歌园地》，他也专门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