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柳博溫市長和我談話讓我管教育時，他心裏比誰都清楚，整頓教育之風的重點不在“調幾個老師進城、提拔幾個老師‘做官’”，而是教育亂收費。調進城或提拔搞行政的老師再多，老百姓隻會罵教育局的官員貪婪，不足以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產生任何影響。但教育亂收費則不一樣，上麵盯得緊，媒體“曝”得凶，一旦成為典型，會直接影響政府一把手的仕途。
2003年，江南兩所農村中學為了創收，低價購進劣質米粉給學生當早餐，導致學生集體食物中毒，驚動了國務院，差點讓當時的市長下了台。老柳放棄交通局長的“肥缺”到江南來當市長，明眼人都知道他隻是來過渡的，隻等現任書記榮升他便名正言順地接過書記的位置。在這個節骨眼上，容不得有任何閃失。為什麽會選擇我一個市長助理去分管在當地老百姓眼裏被認為是“肥得流油”的教育口，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我年輕氣盛、敢打敢衝；心無旁騖，立功心切。而且最為關鍵的是，我在江南沒有利益羈絆，交給其他任何一個本地官員，都不可能為他動真刀真槍。
我帶著一種感恩的心態，接受了任務。當時我想得很天真，隻要敦促教育局出台一個嚴厲的《辦法》，明確“誰亂收費誰下台”，就可以嚇住那些校長。我把我的想法和教育局長一說，他馬上把曆年來江南市人民政府頒發的各種製止教育亂收費的《決定》、《公告》等規範性文件拿出來，在我麵前擺了一桌子。
我問他：“發了這麽多文件為什麽還製止不下來？”
他回答說：“積重難返！”
我想，絕對不是“積重難返”那麽簡單。我試圖通過解剖江南教育這個病體標本，找出醫治教育亂收費的靈丹妙藥。
但是，在真正了解了實際情況之後，我才發現了根治之難。盡管難，卻不能成為放任自流的理由。我責令江南市教育局對各校長下了一道江南教育有史以來最嚴厲的禁令：“誰亂收費誰下台！”禁令一下，效果似乎不錯，開學的時候沒有收到一個家長的投訴。可開學不到一個月，家長們又開始怨聲載道。原來，“我有政策校長有對策”，他們避開開學這個“高危敏感”時期，“滯後”亂收。全市那麽多的學校就好像泡在水中的葫蘆，摁哪隻都不解決問題。迫不得已，我想出了一個妙招，向媒體公布我的手機號碼，開通了廣大家長向我直接投訴的渠道。號碼在雲夢發行量最大的都市報《雲夢信息報》上一經公布，當日我的手機差點打爆，整整耗盡了兩塊電池的電量。